现代语境中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女性意识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

　　18世纪末,《女权辩护》的诞生标志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从女性的批判性阅读、自我书写到女性主义批评的诞生,女性意识逐渐得到加强,女性主义作为批评话语开始活跃于意识形态领域。在现代性语境中,女性主体问题逐渐获得学界关注。如果说个体是通过“身体与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被绘制为主体,那么,女性主体迄今为止仍是处于阅读、写作与批评中的“诗性”主体。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文化空间,女性被绘制成另一性别的附属品,“以男性的眼光设计出的她们”被封锁在菲勒斯文化框架内,从属于男性且符合男性价值标准,“不仅认同镜中之像,且努力与之保持某种同一性”。从自在自然、自知自觉到自我质疑,穿梭于幻象与真实之间的女性能否建构自身的主体意识与主体性,这仍是当前女性主义学术实践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走出“幻象”

　　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个体意识受到极大关注,女性意识也备受关注。在进入象征秩序之前,女性如处于镜像阶段之婴儿,缺乏对自我的辨认,自我意识尚处于沉睡状态。如果说婴儿最初并没有意识到镜中之像就是其自身,但女性从一开始便把镜中之像“误认”为自己。在菲勒斯文化的“幻象”之城,女性几乎不可能辨识镜中之“我”。希拉·柔伯赞姆认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意识到,其在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很清楚,但只是“男性世界的镜子”的反射,并非“真正的自我”。在层层叠叠的菲勒斯文化之镜,女性将“幻象”确认为现实之物,并努力自己符合“幻象”。在菲勒斯文化之镜,女性不但“误认”自己,而且将破碎的“自我”拼凑成看似统一的整体。这一系列的活动均在想象中完成,其所辨认的自我亦只是“幻象”的一部分。

　　在拉康看来,女性与自然、社会、男性的关系,甚至与自我的关系亦为虚幻的想象性关系,这种想象性关系“由于其基于自恋认同的侵略性而总是一场与他人的永久战争”。这正好也暗示了女性主体性身份建构之筚路蓝缕。

　　在西方启蒙运动后,菲勒斯文化对女性的规范有所松动,女性获得部分主体性,开始作为主体阅读、写作、批评。在这一阶段,女性尤其关注自我的镜像,且深深认同于菲勒斯文化所虚构的女性神话。显然,唯有穿越“幻象”与“误认”所编织的迷雾,进入象征秩序之内,女性才有可能呈现出新的面目,将主体意识从“幻象”中召回,追寻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当然,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可能一蹴而至,“身份意识和它的政治要求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下才能形成”。直到19世纪,女性的自我仍被埋藏在地表深处,女性往往需要借助妻子、母亲等社会性角色以及妓女、圣女的幻象性角色才能浮出历史地表。在女性意识尚未充分觉醒之时,作为读者的女性阅读的只能是菲勒斯文化主导的文本,作为作者的女性书写的则是菲勒斯阴影下的“幻象”。女性在未获得普遍的教育权之前,女性意识不可能完全觉醒,主要表现在其不可能作为“共同体”参与阅读、写作、批评等文学活动。

　　在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中,亦只有极少数女性的主体意识被唤醒。

　　20世纪以降,女性逐渐获得包括教育权在内的广泛权力,至此,女性意识仍然是幽暗的、微弱的。“女权主义者摧毁了旧式的女性形象,但是她们却无法消除仍然存在的偏见、歧视和敌对态度。”

　　在菲勒斯话语体系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体性的生长。以美国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女性主动放弃了前辈为之奋斗终生才赢得的权利,自愿自觉地从“事业型”妇女转变为“幸福的”家庭妇女。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女性教育目标一致:理想的女性被认为是温顺的、有知识的贤妻良母。女性“被禁锢在家里”,成为“自己的孩子们中的一员”,与公共世界的联系再次被隔断,因为“她们只能靠讨好男人才能生存下去”。女性被迫放弃自己的独立意识与主体性,再度沦为男人的附属品。

　　20世纪60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运动掀起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女性意识进一步加强,自此女性开始走出“幻象”之城。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均与现代性密切相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晚明时期各种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潮开始涌动。在这一主体性林立的时期,中国女性仍处于依附地位,不过其个体意识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文学作品中亦偶有呈现。五四时期,冯沅君、庐隐、冰心、凌叔华等女性作家在文学舞台上的集体亮相,才标志着中国女性意识的空前高涨。不过,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非自发或自觉,而是在菲勒斯文化的主导下实现的。因此,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觉醒,正如袁曦临所言:“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一直游移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表面上已很现代了,骨子里仍不免缠着小脚。即使被解放了,到底还是残留着许多旧观念的痕迹”。在宏大叙事话语中,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民主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妇女解放则是民族革命的副产品。“被”解放的妇女表面上拥有话语权,但在心理上尚未获得主体性。与此同时,女性写作也因女性意识的匮乏而长期附着于政治话语,难以再现女性自我。以丁玲为例,其在《沙菲女士的日记》中表现的女性意识如昙花一现,在被宏大叙事话语所否定后开始“回归”主流叙事话语。毋庸置疑,女性意识的觉醒开启了女性主体的建构之门,女性开始将自我与男性区别开来。不过,此时的女性作为言说主体仍然是虚弱的。“女性主体意识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意识才真正走向觉醒,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蔚然成风,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就是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结晶。此时女性主体尚未形成,但女性作为心理化的个体已然浮出历史地表,这就意味着女性开始走出混沌的想象秩序。

　　二、进入象征秩序:分裂的女性主体

　　从蒙田、笛卡尔到帕斯卡尔,女性在现代主体性场域的构架中并不存在。随着对自我经验的关注与书写,女性越来越迫切地提出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寻找其“被埋没的踪迹”。现代以来,女性开始说话并谈论自己。目前,虽不能假设在菲勒斯文化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主体性,但现代主体上的“性别”烙印亦不容小觑。按照拉康的理论,主体虽然在镜像阶段初步形成,但其形成的真正入口是在俄狄浦斯阶段。如此,只有进入象征秩序,女性才能浮出历史地表,确定自身的主体位置,而女性自我书写所构建的主体性碎片在对男性主体的抵抗中亦获得政治意义。然而,进入象征秩序仅仅意味着获得了成为主体的资格,女性要成为主体,首先必须接受“符号性”阉割,才能进入具有“父亲之名”的象征秩序。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象征秩序内用男性语言所表达的女性经验必定是破碎的,其所建构的女性主体亦注定是分裂的、虚假的。究其实质,女性主体生成的过程正是女性自我分裂的过程,女性的主体性与自我同一性不过是正在形成的虚构之物。换言之,女性主体是女性不断认知自我的产物。

　　对女性来说,语言是认识自我的开端,是抵达象征秩序的必经之路。如果说语言、语法结构、象征秩序先于女性存在,如何才能将真实的女性从虚构的“幻象”剥离出来,走出菲勒斯中心主义?按照拉康的观点,象征是对话的场所,显然,女性必须与自我强行分离,接受语言的形塑,才能进入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象征秩序。在象征秩序内,女性声音是必要的,甚至,对菲勒斯文化的认同也是必要的。

　　女性往往被视为“种族繁衍的工具或象征秩序中的一个空洞的符号”或“一个欲望的被动客体”,一旦打破缄默,就会挑战先在的象征秩序,使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正是在男性符号编织的意义之林,女性进入语言重新发现自己,召唤并书写女性自身的经验。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妇女形象?

　　男性写作的条件是什么?“通过已经沉淀在历史中的妇女形象,以及男人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条件”,女性开始发现自己。直到18世纪,西方女性尚不被允许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猛烈批判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为女性作为主体进入象征秩序敲开了大门。正如莫尼克·威蒂格所说:“当我们发现女人是压迫或赞美的对象时,就在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压迫和赞美的一瞬间,我们就通过抽象概括的过程,成为认知意义上的主体。”

　　直到19世纪,西方女作家始以群体形象活跃于文坛,着手开创女性写作的传统。如《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等女性作品并不是孤立地、凭空地产生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维的产物”,是“广大民众思维的产物”,是“众多人的经验汇集成的一个独立的声音”。

　　20世纪初,女性经验虽然开始受到关注,但女性意识还封存于历史地表之下,并没有得到彰显。伍尔夫指出,女性应该“像女人一样写作”,但又得“忘记自己身为女人”。换言之,女性意识只能存在于潜意识层面,且不让人察觉其存在。在此,伍尔夫忽视了另一个重要事实:潜意识同样具有语言的结构,女性意识与女性经验均受菲勒斯文化结构宰制。

　　1968年以前,女性主义者尚未走出启蒙主义的迷思,亦未对象征秩序提出质疑,因此坚信女性能成为与男人一样的主体。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体”提出了质疑:“如果女性主体置身于‘男性’价值的构建之中,那么,就某一时间概念来说,女性主体就成了问题”。那么,用“男性”符号来表达的“女性”经验是否可靠?在象征秩序内所建构的女性主体是否完整?如何才能走出男性语言的樊篱呢?直至女性主义批评的诞生,女性主义者仍未停止拷问。

　　1968年以后,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则“试图赋予那种过去文化充耳不闻的内在主观性的、有形的经验以一种语言”。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即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批评,尤其强调女性经验的重要性。不过,经验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亦令人堪忧,正如肖瓦尔特所言:“迄至最近,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个经验主义的孤儿。”

　　女性经验并未获得菲勒斯文化与象征秩序的认可,凭借经验在象征秩序中建构起来的女性主体亦备受质疑。

　　以中国为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写作仍笼罩在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里,90年代的女性写作则开始在“个人化”写作浪潮中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和主观色彩,体现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从思想史上来说,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观念均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性本身亦受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性身体更是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被遮蔽的女性经验虽然获得显在性,与此同时女性身体也沦为观看的焦点。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一旦女性写作以明确的性别身份进入文化视野,那么,它立刻面临的不仅是男权文化的狙击与壁垒,而且更重要的是立刻面临久已围困着女性的文化镜城”。

　　这一时期,女性的文学实践虽以“私人化”的写作姿态消解了宏大叙事话语,改写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不过仍未从菲勒斯中心主义突围,反而陷入更大的困境———“文化镜城”。在这座“文化镜城”中,女性写作宛若一曲“双调夜行船”,因为“性别之于女性书写者来说,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匕首,它可以合理运用成为一种文化身份上的‘僭越’,同时又是其攻守进退时的护身甲胄”。凭借女性经验或性别意识进入象征秩序是一种冒险,女性时刻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那么,其所建构的主体身份是否坚实、可靠?女性主义批评这位理论风暴中的“经验孤儿”,是否能坚守女性身份?

　　三、女性身份的二律背反

　　如果说女性身份是女性主体意识高度发展的结果,那么女性主义批评的诞生则是女性身份的话语实践。肖瓦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中的“厌女形象”;第二阶段主要发掘女作家的文学传统,重写文学史;第三阶段则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建文学理论。不论在哪一阶段,女性身份都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威蒂格也非常重视女性身份,她认为女性应使自己成为主体并拥有自己的身份:“当某人已经丧失了身份,没有作斗争的内在需要时,我们就不可能为他而战,因为虽然我可以为他人而战,但我首先应当为自己而战。”

　　女性身份作为女性“作斗争的内在需要”,是女性主义必须坚守的阵地,一旦失去身份的支撑,女性就不可能在象征秩序内“为自己而战”。

　　女性主义批评对身份的重视直接促成了女性写作的诞生,女性写作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的重要理论,最初指“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写作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上备受关注。简单地说,女性写作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性写作是由女性书写的、关于女性的、且为女性书写的作品。女性写作对女性身份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得到男权文化的默认后,“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从此女性书写自己的历史才成为可能”。在女性写作中,男性暂时性地不再被视为中心,女性获得并确认了自我的主体身份。不过,从主体建构的方式上来说,女性主体是一个去主体化的符号性主体,在其背后潜藏着另一个欲望的无意识的主体。因此,在去男性中心化的叙事背后,女性写作仍然很难走出菲勒斯文化的樊篱,诚如肖瓦尔特所言:“那许诺给我们的国土并不是一切文本无差异大一统的宁静境界,而恰恰是动荡喧嚣、盘根错节的差异之荒原”。女性写作虽然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但并非一种文学实践,肖瓦尔特所发明的“女性批评”(gyn-ocritics)以女子著述为中心,显然带有更多的实践意味。不管是强调“压迫”的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压抑”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强调“表达”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都转向了“女性批评”,都“在奋力寻求一个术语,能将女性从固定不变的卑贱的意义中解救出来”。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对女性性别身份及其中心地位的强调,为阅读或谈论女性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法和理解框架。

　　然而,随着女性写作被纳入到菲勒斯中心话语,这一革命性的概念与实践亦失去了最初的革命意义。在男性批评家们追捧“女性写作”神话、欢呼“她”世纪来临之时,女性内部已然开始分裂,甚至倒戈相向。女性身份虽然可以视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基石,但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不少女作家极其反感对女性特征、性别差异的强化。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娜塔丽·萨洛特、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莱辛等西方女作家纷纷否认其写作与性别差异有关,甚至宣称没有从见过什么女性写作。在“女”作家看来,“女性”作为“写作”的修辞定语不但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性,反而贬低了女性经验在文学中的地位。吊诡的是,不管是以何种性别身份来写作,女性首先必须接受“符号性阉割”(symboliccastration)。“女人想成为女人,必须要承担的损失不是放弃男性,而是永远阻止她成为女人的东西———‘女人’是一种伪装、一种弥补、一种失败,即不能成为女人的伪装。”

　　按照齐泽克的理论,女性身份的确立恰恰意味着一种一般性的丧失,这种丧失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女作家要想成为女作家,必须要承担的损失不是放弃男性,而是永远阻止她成为女作家的东西。挪威女性主义者陶丽·莫依也认为,“女人”这个词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已经不再关心女性写作了。

　　21世纪初,玛丽·伊格尔顿仍然强调女性主义应关注女性为争夺作家身份和权威所进行的斗争,陶丽·莫依也针对“我不是女作家”这一声明进行了分析。陶丽·莫依认为,“男性或者男性特征仍然是规范,女性或者女性特征仍然是对规范的偏离。”

　　换言之,“我不是女作家”是对某种挑衅的回应,属于防御性言语行为。按照彼得·毕尔格的分析,“只有当她们从性别秩序中走出,或是抵制这一秩序时,她们才会被注意到。”这就意味着当某人被称为女作家时,意味着她是能写作的“女人”,性别往往是关注的焦点,而当女作家声称“我不是女作家”时,她们才会被注意到。无独有偶,不少女性主义者声明“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拒绝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一代女作家的崛起,女性写作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不少获得主流话语认可的女作家、女批评家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作家”或“女性主义者”。80年代中期,张抗抗曾公开表达其对“女作家”这一称谓的反感,说这一称谓容易让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在“女作家”的称谓之下,女性写作是“一块被特别划分出来的空地”,这意味着女作家只有在性别不被特别指明时才能真正与男作家平等。戴锦华也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尽管她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却承认自己生而为“女人”,女性主义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女性主体在现代主体性的场域中的退隐,可以看成是自我设计的退隐,否认或拒绝女性身份究其实质是均系“以毁灭自我来达到自我实现”。

　　四、结语

　　从文艺复兴时期主体意识的觉醒,到现代性语境下主体意识的破碎,人们的主体观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性语境下,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性观念开始动摇,主体的衰落恰恰为女性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男性主体的死亡对于言说的女性仿佛是一种解放,随着主体之死女性或许还能从那“没有赋予他可以生存之处的构架中解放出来”。虽然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但性别正义的实现仍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女性在幻像与真实之间不断地重建主体身份,如同西西弗斯不断地把滚落的巨石推向山顶,其看似荒谬的反抗,实则与尊严同义。“如果主体意识被消灭而不是在更高的形式中被扬弃,其后果将是倒退———不仅是意识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蛮状态。”

　　无论如何,主体意识都是女性主义必须坚守的阵地,否则隐匿于历史褶皱处的女性将永远停滞在真正的野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