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新闻真实新的表达方式

自媒体论文第八篇：自媒体时代新闻真实新的表达方式

 

　　摘要：自媒体重新界定了社会大众与新闻真实之间的关系结构，使得活跃的个体通过传播与交流活动参与到新闻真实的建构之中。在自媒体语境下，传播的民主化、数字媒介的“去物质化”表达、“私人化”编码与“网络化”解码的介入，调整并重塑了新闻真实的生产机制和表现形态：它既是与“多元虚假”矛盾对立的“多元真实”，也是“去稳定性”的事实碎片，还是“情绪先行、事实后至”的“后真相”。

 

　　关键词：自媒体; 媒介技术; 新闻真实; 后真相;

 

　　新闻真实既受到当下技术环境的塑造，也受到人们所建构的制度环境的限定。实际上，与人们对媒介的认知一样，媒介制度相对于加速演进的媒介技术总是滞后的。因此，在新的媒介出现并对传播活动产生变革影响之时，新闻真实的建构首要取决于技术的固有属性，其次才是制度的组织设置。如今，自媒体在给新闻真实涂上一抹理想主义色彩，人们借助技术的赋权而改善新闻真实的“不完美性”的同时，也重构了新闻真实的实践路径和表现类型。笔者试图立足于媒介的技术形态和功能特性，揭示自媒体时代新闻真实如何形构新的表达式。

 

　　一、传播民主化效应：“多元真实”与“多元虚假”的矛盾对立

 

　　传播民主化潜在地蕴藏于人类关于媒介技术的集体想象与社会建构之中，并本能地嵌入进媒介进化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隐喻。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廉价媒介技术的广泛可获得性，数字媒介绕过大众传媒和“职业新闻人”，直接迎合了社会大众的普遍传播需求。从此，“人人都是传播者”。数字技术和网络化传播达成的民主化效应，进一步促成了通往新闻真实性的路径和方式转变。相异于传统新闻媒体，借重自身具备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职业规范，强调以信源的权威性及报道的客观性建构新闻真实。新兴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则宣告将中心话语体系溶解在多边关系网络中，强调以全面、广泛、多元、交互的观点市场和话轮转换重构新闻真实。就此意义上，新闻真实不再只是单一的传统媒体对客观事实的再现反映，还是多元传播主体或曰“集体记者”对客观事实的表征阐释和交流印证。

 

　　的确，交互和多元传播主体主导的自媒体社会语境，将传统新闻媒体同建构“一元真实”，甚至遮蔽客观事实的垄断话语权相剥离，并延伸了社会大众对新闻事实的多元呈现和传播能力。然而，这一“多元真实”既包含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亦指涉流通信息被提上一个新的数量级。这意味着，在它的反面，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事实，即辨别虚实和追踪真相的困境。一方面，新闻事实的呈现和报道不可避免地摇摆于两个完全相反的界面：真实和虚假，“多元真实”可能对应着自己的矛盾命题“多元虚假”。另一方面，流通信息的数量级增长极易引发“巴别塔效应”，即指当每个人都能够表达时，就没有人注意谁的话被听到，其中可能存在着信息繁荣与真实降格的反向关系。具体而言，即多元传播主体对新闻真实建构的结果还可能是难以追踪的模糊信源及不易还原的事实原貌，新闻真实的实现成本一定程度上反升不降。而越是无法验证的谣言，就越有利于其自身的蔓延，谣言仍比真相跑得快。新闻真实的获取，远没有人们在自媒体兴起之初所预想的那么轻松。

 

　　二、数字媒介“去物质化”表达：新闻真实的“去稳定性”

 

　　不同的技术形态将不同的传播媒介置于物质实在与非物质实在的表达式之间，媒介演进尤其是记忆工具和痕迹载体的发展，越发呈现出非物质性的进化趋势。这一“非物质化”进程最显著地表现为物质性载体材料的微型化及与之相对应的象征性符号系统的抽象化。如今，“数字化”经由流动脉冲在通往“非物质化”的道路上实现了跨越式前进，极其简化地将物质载体和语言符号消解于仅由0和1两个不同元素组成的数字编码之中。在数字媒介高度介入的话语情境中，信息的物质性表达被不断施行二进制还原并转写成为数字信号，由此，新闻真实的建构和实现获得了新的方法和特性。

 

　　基于“数字化”的属性基因，自媒体通过改写传播主体和新闻文本间的相互关系重构了新闻真实的实践活动。

 

　　第一，现行网络实名制并非完全彻底的，“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仍为网络用户保留了匿名的可能空间。由此，“去物质化”和匿名性的合流，不仅消解了文字书写中物质性的个人印记，而且模糊了印刷复制中所建构起的作者和原作性意识，将文本从对载体材料和作者标签的依附性上解放出来。进而，文本释放出的“去个人化”信号，催生了自媒体用户在虚假与真实之间的书写。一方面，“去个人化”的输写将传播主体暂时性地隐匿于一个相对“宽松”的制度性框架内既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责任，也包括与媒介使用和新闻传播相关的素养要求一定程度上对虚假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具有暗示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前台匿名”虚构的主体身份或将个体与现实世界的约束相分离，激发传播主体将更具本真性的事实真相推至前台。

 

　　第二，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化发展都暗含着时间—空间组合的塑形重构。数字媒介经由“信号流动”绘制出具有双重隐喻的特定时空坐标：它既是传输空间的扩张对应于传播时间的压缩，又是书写空间的开放对应于存储时间的局促。实质上，这一双重隐喻共同达成了统一效果，即空间广度对时间深度的侵蚀和损害，并作为媒介效应同样映射入新闻真实的生产机制中。在这一时空过程中，物质痕迹的静态留存让位于数字编码的动态更新，“速度”挑落其他新闻价值成为事实报道的首要取向。一方面，自媒体的传播主体通常作为亲历者或目击者直接播报“即刻”事实，新闻报道从讲求严谨的生产流程转而追求时间的无差别性。对于单一新闻文本而言，大多被赋予了进行式、非完整、不完全的片段形式。而就新闻报道的整体矩阵而言，遵循着不断消失与生成的变动逻辑，“新闻”和“旧闻”、记录和遗忘在其间的距离极端接近。与此同时，对新闻真实的整体性、全面化、深层次挖掘降级为对新闻真实的阶段性、碎片化、浅层次探寻，以“新闻”驱逐“旧闻”的手法取代以往“不闻”的方式或成为掩盖事实真相的新途径。另一方面，“数字化”浸润下的文本，不再是空间上固定闭合的，以原样地再现和忠实地保存为标志的刻写，其基本成分都已变成了0和1两个数字编码的排列组合及开合启闭。更进一步说，数字空间的开放性预示了文本的脆弱性和可毁坏性。这意味着，新闻文本的移动、散布和蔓延将可靠性与可删除性连接到一起，为新闻传播主体提供了随时随处可供简便复制、再编辑和再循环的材料。在“去物质化”的庇护下，有无删减、增添或改写的新闻文本无法被痕迹或记号所区分，多元传播主体对信息源头和事实原貌的有无遵从也就变得难以辨别。事实上，自媒体建构的新闻真实的生产秩序既不是持续真实也不是持续失真，而是分散化的、非线性的真实和失真不断变换的历程。

 

　　三、“私人化”编码与“网络化”解码并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数字媒介的到来使原有的单向传播过时，将“生产性”和“接收性”同时嵌入进其属性基因之中。由此，数字媒介为个人冲破以往占统治地位的媒介权力提供了新途径：一是行使书写和制作内容的自主权，二是掌握信息过滤和传播分发的管理权。更进一步说，数字媒介的变革不仅包含对话语内容和文本形式的创新，更涉及对交流情境和传播结构的重塑。这一变革力量也将人们对于事实信息的认知和解读，同传统媒体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内容生产和编码并置于新闻真实的建构框架之中。在此，“后真相”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加有效这一新概念逐渐被推至自媒体时代新闻真实生产的前台。

 

　　不同于大众媒介时代，“可信信源”被视为传统媒体象征性和定义性的特征及身份，自媒体则将信源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主体限定中解放，使之成为不同传播主体建构新闻真实的组成要素，而非某一特定传播主体的既定身份。尽管传统媒体仍具有以“专业性”为导向建构自身“可信性”的传统优势，但作为传播者的个体，则通过“去中介化”的“私人化”讲述和“自我印证”获得了作为事件当事人或亲历者的“额外可信度”。换句话说，绕过传统媒体的采访和转述，传播个体通过自媒体更直接地自证和陈述，强化了新闻的真实力度。然而，相反地，当传播个体与新闻事件越是具有相关性，他们往往越容易陷入情感宣泄和观点鼓动的漩涡，而难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传播信息。另一方面，在多重情绪化表达中，“痛苦”或“苦难”特有一种放大和强化的作用，它虽不能成为足够充分的真实性保障，却常常被视为真实性的“最后的防线”，或被当作降低造假可能性的理由。这一倾向在“江歌案”事件中充分突显：当事人江母与刘鑫通过个人媒体将充斥着情绪渲染和矛盾冲突的私人交往信息公开化，使得事件焦点脱离案件事实本身，而落入道德与情感层面的口诛笔伐。此外，日益商业化的媒体机构，不再强调以报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为导向，而将新闻价值判断诉诸情感和冲突，“私人化”的文本信息被其进一步整合重组并主观演绎。就此意义而言，自媒体将个体及其“私人化”的编码整合入新闻信息的生产环节，新闻真相看似越发“直接”“透明”，却也更接近于“后真相”的表达式情感宣泄与事实片段的“剪辑拼贴”。

 

　　数字媒介的介入使个体的传播活动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新的关系结构，它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是与他者相链接的；既是个人化的，也是网络化的。正因如此，自媒体不仅推进了传播者之间的互动性，也增加了他们之间围绕信息的认知和解读的交互性。从个体视角来看，将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编入内容的解码始终潜在于传播的接收终端。而随着传播活动由大众媒体延伸至自媒体，个人对信息的感性认知和个性解读，通过后续的分发散播也参与进了新闻事实的“共同制作”。从集体角度而言，个体在媒介轨迹中的每一刻和每一点上，总是身为某些特定社会关系的成员，而被群体专殊化的“过滤气泡”所包裹。在此，信息经由关系网络瞬时扩散，并引发了内部成员之间的“即刻对话”，比起客观陈述和理性解码，它们更倾向于“集体化”的情绪共振和观点表达，甚至对与之相左的符码实施“暴力”删除或屏蔽。而人们在传播交流中对个人关系纽带的“天生信任”，同样暗示着将客观事实暂时悬置，让主观情绪先行一步的风险。总而言之，在自媒体语境下，情感、立场和观点依托人们关于信息的诠释和互动，与新闻事实拼接重组，“后真相”形成。

 

　　四、结语

 

　　媒介技术所具有的潜在的、核心的可供性，最根本地倚赖于其固有的物理属性和内在偏向，它本身即是一种塑造文化语境和传播结构的物质力量。如今，自媒体将社会大众囊括进网络化的传播交流，通过数字化的表征和“私人化”的编码使得新闻真实得以重构和实现。尽管，一定程度上，多元传播主体的介入加大了辨别信息真假和追踪真相的范围和难度,将人们带入到了“后真相时代”。但从社会大众角度来看，新闻真实不再只是被动接收的认知结果，更意味着亲身参与的传播过程：个体冲破以往对单一事实信息的简单认同，以质疑、对话、修正、印证等方式积极参与到新闻真实的建构之中。

 

　　参考文献

 

　　[1]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 喻国明，钱绯璠，陈瑶，修利超，杨雅．后真相”的发生机制：情绪化文本的传播效果——基于脑电技术范式的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7).

　　[3] 王辰瑶，刘天宇．新闻权威为何失灵？——“江歌案”中多元传播主体的话语实践[J]．新闻记者，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