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式善、洪亮吉的诗文中分析两者订交时间

　　法式善（1753~1813），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诗龛、小西涯居士，蒙古族人，隶内务府正黄旗。洪亮吉（1746~1809），初名礼吉，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汉族，籍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法式善是清代乾嘉时期北方诗坛领袖之一，又是科举文化的文献掌故学家；洪亮吉是当时南方常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又是着名的地理学家、人口学家。

　　法式善一生在京为官，作为一名文学侍从，除几次随驾扈跸外，极少离开京城；洪亮吉则仕途坎坷，游历颇广。

　　笔者考察两人诗文，认为两人订交应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被遣伊犁，之后再未至京城，亦未与法式善会过面了。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四年，两人交游共有十年之久。这十年间，洪亮吉宦海沉浮，法式善亦历经仕途波折。

　　若据洪亮吉的行踪再细分，可分为三段：

　　（一）两人订交至洪亮吉官贵州学政前（1790~1792）；

　　（二）洪亮吉官贵州学政（1792~1795）；

　　（三）洪亮吉回京至被贬伊犁（1796~1799），期间，洪亮吉因弟去世，离京归乡近一年（1798~1799）。

　　据此，洪亮吉实际在京为官有六年时间。从法式善与洪亮吉的诗文集、书信等资料。

　　法式善与洪亮吉籍贯、民族不同，二人在性情、科场遭遇、仕途经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法式善家族的《族谱》中，记载本族为蒙古族乌尔吉氏，其八世祖以军功从龙入关，隶属内务府正黄旗，可见法式善出生于蒙古贵族；而洪亮吉出生于江南普通的寒宦之家，汉人。法式善性情平易，而洪亮吉“性刚急，好古人偏奇之行。”

　　法式善刻苦攻读，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乡试中式95名，次年会试又中式95名，时年28岁，随即官庶吉士，派武英殿分校，科场上较为顺利。洪亮吉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乡试中催驾，我本蓄意来诗龛。马前遥遥两红烛，十里路中晨睡足。诗龛已到不索诗，旧读主人诗已熟。……洪亮吉中榜眼不久，意气风发，十分乐意结交京官，此时天还没亮就出发了，表达出参加雅集的迫切心情。同时，法式善亦多次拜访洪亮吉的京城居所卷施阁。之后，两人来往密切。如上文表格所示，二人或在“诗龛”聚首，或相会于“卷施阁”，或相约山寺、水潭游玩等。法式善有诗云“：初焉胶漆投，继且金石坚。江亭及月桥，往复酬诗篇。”

　　法式善嗜好雅集酬唱，待友真诚，曾云：“生平以朋友、文字为性命者，适吾趣而已。”洪亮吉交友谨慎，亦是重情重义，自云：“仆自惟孤露之馀，忝宦百僚之末。然非天下之士不交，非经世之书不读。……惟此数子，庶几同心，赖国武之尽言，成蘧瑗之寡过，永此夕朝，藉慰离索。”此处“数子”，即指法式善、吴锡麒、张问陶等人。

　　乾隆朝，法式善与洪亮吉均受到皇帝恩遇，如法式善原名“运昌”，在一次上朝时，乾隆帝赐名为“式善”（意为“黾勉上进”）；洪亮吉中式后破例提拔，任贵州学政。至乾隆后期，朝政腐败、起义烽烟四起，正直士大夫均希望改革弊政。嘉庆元年洪亮吉回京后，法式善请他《城南雅集图》作题图诗。洪亮吉诗云：“几年我苦居天末，闲煞城南好风月。侧闻我友兴尚豪，把卷呼之齐欲出。……还君斯图三太息，胜会如今亦难得。”洪亮吉在贵州学政任上及回京途中，目睹民生疾苦，体察到吏治腐败，忧国忧民，以至于雅集也难再有欢颜了。

　　嘉庆帝执政后，下诏求直言。嘉庆四年初，法式善上书六事，又陈国子监十二事，系统提出一些改革举措，嘉庆帝却留住不发。八月，洪亮吉上书成亲王等，引起嘉庆帝大怒，立即将洪亮吉下狱，后被贬伊犁。当时情况紧急，法式善追至卢沟桥时，洪亮吉已离开京城。十一月，朝廷有人密保法式善忠诚，反而激怒了嘉庆帝。嘉庆帝拿出法式善此年初的上奏，指责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并免去国子监祭酒职务。不久，法式善又被授编修，在实录馆任职。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二人的遭遇有很大不同，洪亮吉差点丧命，法式善仅是降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法式善直接上书朝廷，洪亮吉则同时上书成亲王永瑆、尚书朱珪、左都御史刘权之，希望他们转达皇上，而当时嘉庆帝刚亲政，正防范着其兄永瑆等，亮吉此举刚好犯了大忌。

　　又如，二人的性情不同，文风也有很大差别，洪亮吉同乡恽敬有言：“（君）性超迈，……而论当世大事，则目直视，颈皆发赤，以气加人，人不能堪。”可以说，洪亮吉这类耿直敢言的士大夫，在专制社会是必定会受到迫害的。

　　此后，二人再未会面。法式善在诗文中多次称颂洪亮吉，如“：岂有才高不畏死，愚戆都由读书起。”感慨洪亮吉由于愚戆而引祸上身。嘉庆十年，洪亮吉之子拜访法式善，法式善有诗云“：万里难苦阅，一生忠信传。……却忆柳阴底，同看西涯莲。”

　　回忆与洪亮吉西涯赏荷的情形。洪亮吉去世后，法式善为之作行状，并有诗《挽洪稚存编修》：“名节蔚一身，忠孝斯两全。……凶问从何来，君竟中道捐。忆出彰仪门，远送卢沟边。”评定洪亮吉忠孝两全的品性。每每回首往事，法式善即写诗追忆，如“：洪侯遽作修文郎，故人零落心彷徨。”“鲍昭洪皓两湮沈，伫望云天怅无友。”可谓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三法式善与洪亮吉交游的契合点在于“诗”，二人往来唱和，以诗会友。法式善在京城筑诗龛，“主盟坛坫三十年”。洪亮吉是常州“毗陵七子”之一。此七子中，除黄景仁外，洪亮吉名声、影响最大，人称“鸡群立鹄，马群汗血”。洪亮吉对法式善主持风雅之举颇为赞赏，有诗云“：兹龛庶突兀，表以出檐木。名山原有待，坛坫今已筑。”只因情意相投、关系密切，洪亮吉与吴锡麒、赵怀玉、鲍之钟被法式善称为“诗龛四友”。

　　洪亮吉撰写了《北江诗话》，法式善亦有《梧门诗话》，二人都是诗论家。洪亮吉论诗提倡“真性情”，中年以后，学识渐富，论诗又转重“学识”，曾云：“诗至今日，竞讲宗派，至讲宗派，而诗之真性情、真学识不出。”在《北江诗话》中，他对当朝一百零四位诗人作了点评，每人八言。其中，将有“学人之诗”之称的钱载诗推为第一，曰：“钱宗伯载诗，如乐广清言，自然入理”。法式善亦提倡“性情说”，云“：有情乃有诗，此语吾深信。”强调诗歌需要真情实感。法式善的“性情说”与袁枚的“性灵说”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蕴含的内容是有较大区别的。法式善曾言：“出之于性情，守之以礼义；譬如空谷之兰，自开自谢；感时之鸟，或泣或歌……”

　　可见，他所谓的“性情”是限定在封建礼义中的。法式善所居之处在积水潭附近，与明朝前期李东阳所居“西涯”毗邻④，故自号“小西涯居士”，李东阳领袖的“茶陵派”本是“台阁体”的改良，法式善诗也很有这意味。法式善还在诗龛挂有“诗龛向往图”与“诗龛十二像”。

　　“诗龛向往图”是请“扬州八怪”之一罗聘所作，其友王芑孙曾言：“时帆先生称诗于世，其言诗以唐之王、孟、韦、柳为宗，而上希陶靖节，既以‘诗龛’名其室，作诗龛图，复写陶公及有唐四公像，而貌己执卷沉吟于其下，谓之‘诗龛向往图’。”“诗龛十二像”所绘人物依次是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苏轼、黄庭坚、李东阳。此类举动均表明了他的诗学祈向。

　　洪亮吉作为常州诗人群的诗论家，他几乎对本朝前期或同时的各大诗派均表示不满，如：他反对“神韵说”，曾言：“穷于篇幅师王、孟”，并认为王、孟诗不能自写性情，而斥之为“伪体”；反对“格调说”，认为沈德潜学古人格律，“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反对“性灵说”，评袁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反对“肌理说”，评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洪亮吉在其言论中，表现出作为才子对各派的批判。法式善诗学观较为通达，首先提出向历代名家学习，云：“余好读诗，无论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惟取其是者是之，其非者辄置之。”

　　又指出创新的重要性，云：“昔东坡学靖节，而其诗不似靖节；山谷学少陵，而其诗不似少陵。惟其不似也，而东坡、山谷之真始出。”对当时诗坛的流弊，法式善在《诗弊十六首和汪星石》中列举了“分门户、别唐宋、填故实、习俚俗、押险韵、集成句、点秾艳、立条教、狥声病、假高古、伪穷愁、务关系、多忌讳、袭句调、喜冗长、好垒韵”等诗弊现象，并作了系统批判。同时，法式善又能肯定各种流派独特的艺术成就，云：“譬诸水火焉，水火为生人之大用，相反也而实相成。……文章之事，性有所近，弗能相强归于自立焉。至其诣境之各殊，不足以相病也。”表达了作为诗坛盟主对各派的包容。

　　法式善与洪亮吉曾互相点校诗集，对彼此的诗歌作品各有点评。洪亮吉在为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撰写序言时，云：“先生性极平易，而所为诗，则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沿前人及描摩名家大家诸气习。”《北江诗话》又云“：法祭酒式善诗，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认为其诗注重文辞修饰。洪亮吉曾说：“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与他豪迈、真率的个性有关，洪亮吉诗作多意气风发之词。法式善曾评曰“：结成奇字坚复苍”《梧门诗话》又云：“（稚存）喜作豪语。”

　　因为过于直率，即有人指责其诗缺乏锤炼，诗味不足。洪亮吉亦自言：“仆诗如激湍峻岭，殊少回旋。”在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中，法式善被点为“地魁星神机军师”，洪亮吉则是“天孤星花和尚”。《水浒传》中神机军师朱武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他在梁山的职司是“同参赞军务头领”，地位仅在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之后；法式善经营诗龛，主盟坛坫，奖掖后进，如对“三君子”、“三凤”、“三盛”、郭麐等人的赏识与提携⑤，即有一代盟主的风范。花和尚鲁智深武艺高超、率直粗犷、有勇有谋、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是一位妇孺皆知的豪杰；洪亮吉性情刚烈，不顾个人安危上书抨击弊政，又才气横溢、重情重义，真恰似天孤星的行径，法式善多次表达出对洪亮吉人品、才华的欣赏与赞叹。二人的交游唱和，印证了乾嘉诗坛上民族、地域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