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纪》的编年体例和叙事方法及影响

　　汉献帝苦于《汉书》文繁难读,乃令荀悦以《左传》体为《汉纪》,尽管《汉纪》篇幅仅为《汉书》的五分之一,但“辞约事详,论辩多美”。东晋袁宏编写的《后汉纪》仿《汉纪》而成,正统观念较荀悦更强烈,“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因此《后汉纪》在编写的过程中极力突出名教观念,借以弘敷王道,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汉纪》《后汉纪》成书后并称于世,至宋代祥符间始合刻,题为《两汉纪》。其后,《两汉纪》被屡次刻印出版。明末清初是历史演义创作的高峰,两汉题材亦是此时期创作的热点。多数研究者看到了《资治通鉴》对两汉题材历史演义成书的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由于《两汉纪》首次以编年体写两汉历史,《资治通鉴》在成书过程中积极借鉴《两汉纪》,所以只讲《资治通鉴》对两汉题材历史演义成书的影响是不够的,必须对其进行追本溯源。

　　然学界对于《两汉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的史论特色和比较研究上,《两汉纪》对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影响,迄今尚无人论及。笔者通过比较《两汉纪》《资治通鉴》及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文本差异,发现《两汉纪》对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两汉纪》的编年体例和叙事方法,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两汉题材历史演义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又是《资治通鉴》所不具备的。

　　一、体裁形式的影响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经,能够全面展现历史人物生平,所以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情节丰富,然纪传体亦有自身的缺陷,“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不利于敷演历史演义;编年体史书以时序为经,编排历史大事件,能够全面展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利于展现王朝的兴衰过程,小说作者在此基础上略为充实,即可敷演为历史演义,然历史人物的经历则按年分割,所以故事情节不连贯。《汉书》《后汉书》中的《本纪》虽为纪传体史书,记述帝王的生平,然《本纪》多为按年记载两汉历史大事件,有些年份的记载甚至仅有只言片语,毫无故事情节可言,更无意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帝王以外的其他人物事迹,则由《列传》记载。《两汉纪》以《汉书》《后汉书》的《本纪》为经,“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列系年月”而成,如此而成的《帝纪》,将《汉书》《后汉书》中的《表》《志》和《列传》中的内容按照年月融入《本纪》,将《本纪》所载的两汉历史大事件进一步丰富,是真正的两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篇幅大为增加,所以故事性大为增强,人物形象也较为饱满。试比较《汉书》《汉纪》和《资治通鉴》关于汉三年十月的记载即一目了然:冬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杀之不祥。”

　　乃以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丞相府图籍文书。(《汉书·高帝纪第一》)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从岁星也。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谓易行,有德者昌,无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奉皇帝玺降于枳道傍。沛公执之以属吏。于是秦遂亡矣。《本传》曰:“贾生之《过秦》曰:‘秦孝公据殽、函之固……而攻守之势异也。’”沛公入咸阳,宫室、妇女、珍宝、犬马之饰甚盛,欲留之。张良谏沛公曰:‘秦为无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乐,此助纣为虐也。’乃还军霸上。诸将皆争取秦宝货,萧何独受秦图书。(《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1,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贾谊论曰: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 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沛公乃还军霸上。(《资治通鉴》元年)刘邦欲住咸阳宫,《汉书》只有“樊哙、张良谏”,而《汉纪》则有张良谏止刘邦的细节描写,此段描写乃荀悦采自《汉书·张良传》而稍加改动而成,既丰富了故事情节,又有利于塑造张良高瞻远瞩的智者形象。《资治通鉴》又增加樊哙谏止刘邦的细节描写,《西汉演义》在此基础上复增秦王子婴降汉情节,成为第二十回《刘沛公还军霸上》的重要内容。此外,《汉纪》多出了萧何与群臣的对比描写,有利于塑造萧何尽心国事的忠臣形象,《西汉演义》在此基础上复增萧何建议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事。丰富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实乃小说的文体特征,然自《汉书》到《资治通鉴》,再到《西汉演义》,《汉纪》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汉纪》于秦亡后引用贾谊《过秦论》一文,约五百字,此文不见于《汉书》。《资治通鉴》与《汉纪》同,亦择取《过秦论》的结尾部分入正文,至《西汉演义》,甄伟对《过秦论》稍作修改后而引入小说。除此之外,《汉纪》还大量引用《本志》《星传》等书,引用司马迁、班固等史论。与此同时,荀悦自己创作了大量史论,其史论不仅数量大,而且形式多样,有前序、论赞、“荀悦曰”、后跋四种,其中“荀悦曰”被视为其史论成就最高的部分。《资治通鉴》大量引用荀悦史论,据统计,《资治通鉴》共引用荀悦《汉纪》34 次。荀悦的史评对小说评点派的兴起起到促进作用,后世小说评点派所采用的基本评点手法已经悉备于此。引用诗词论赞亦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谢诏在创作《东汉演义》的过程中,大量引入诗词论赞,有些回目甚至完全由论赞组成,如《班昭诫女欲全伦》。尽管此种形式游离于小说主题,乃谢诏有意拼凑篇幅,但只要比较一下第六十回《破敌也只居士好》,会发现这种有意拼凑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对于提高小说的艺术水平是大有裨益的。《两汉纪》所载论赞被《资治通鉴》引用,小说在此基础上复益以诗词,大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就这一点而言,《两汉纪》的肇始之功,当引起重视。

　　《资治通鉴》是宋元平话作者创作时的重要依据,是明清时期历史演义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然《资治通鉴》明显受《两汉纪》影响。不仅汉三年冬十月事,《资治通鉴》所载基本沿袭《汉纪》,通观全书,比较重要的情节,如巨鹿之战、九里山会垓等故事,《资治通鉴》亦与《两汉纪》合。如此观之,《两汉纪》通过影响《资治通鉴》而影响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成书,也是两汉题材历史演义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地位应该得到重视。

　　二、叙事方法的影响

　　纪传体以叙述人物生平为主,开篇即介绍传主的家世生平,《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开篇即将刘秀的家世追溯到高祖九世孙,对刘秀的家世沿革梳理得相当清晰。其他人物,如云台二十八将,莫不如此。编年体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所涉人物出场时往往已经成年,对其家世生平的追叙则只能通过插叙的方式表现出来。追叙人物家世生平更有利于知其所以然,但过多人物介绍则易使故事情节不连贯。《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第一》开卷写刘秀与邓晨、李通事,表现世祖年少志大,对邓晨、李通生平的插叙亦显得恰到好处。然自更始元年三月,刘秀略地颍川始,先后有冯异、铫期、王霸、傅俊、马成等人追随刘秀,《后汉纪》先后插叙这些人物介绍。更始元年五月,昆阳大战时,又插叙岑彭生平。该卷后半部分,又先后介绍了隗嚣、公孙述、李宪、刘芳、董宪等 15 人,几近整卷的二分之一强,且各个人物之间彼此孤立,使故事情节不连贯,历史事件线索不明晰。

　　将《资治通鉴》与《后汉纪·光武帝纪第一》对应的部分相比较,发现二者差别较大。《资治通鉴》将叙事作为重点,极少插叙人物介绍,所以故事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且《资治通鉴》史事叙述与《后汉纪》略有不同,然与《后汉书》相合处颇多。其中《后汉纪》无王莽大将巨无霸之情节,而《后汉书》则有。《东汉演义》中巨无霸乃昆阳大战时的重要人物,给刘秀带来巨大挑战,《后汉纪》无此记载,足见小说作者在演绎此处时,主要参考的是《资治通鉴》。谢诏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虚构而成《东汉演义》,克服了《后汉纪》故事情节不甚连贯的缺点。尽管演义回与回之间衔接有人工斧凿之痕,但作者努力弥合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作者自觉学习《资治通鉴》的结果。

　　与此同时,《东汉演义》亦效仿《后汉纪》开卷集中介绍人物的模式,但处理的方法更为巧妙。

　　《东汉演义》自第十二回《邓辰荐杰扶新主》开始,引出严光,严光建议冯异、王霸一同随光武去赴武选,相继有李忠、王良、方修上武选擂台,继之以岑彭被选为武状元,有邳彤、景丹、盖延、坚谭不服,与岑彭打擂而败北,马武不服岑彭,与之对战,胜负难解之时,又有吴汉射箭解战。《东汉演义》以王莽武选作为主线,使过半数的云台二十八将登场,他们之间不再似《后汉纪》一样彼此孤立,而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其艺术效果更是超越了《资治通鉴》,是谢诏艺术虚构的结晶。

　　清初剑啸阁批评《东汉演义》又发扬了《后汉纪》多插叙人物生平的特点,从第十一回开始亦着重介绍人物,与《后汉纪》不同的是,剑啸阁本介绍人物是以评语的形式来完成。第十一回回末评曰:“放箭者,姓苏名成,字伯和,祖居长安,乃苏武之后,上界计都星也”,第十三回回中按鉴曰:“邓禹乃上界角木蛟,二十八宿班头也”,第十六回回中按鉴曰:“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乃上界箕水豹,……。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阴人也,乃上界鬼金羊,……”其他参加武选的云台诸将均有评语。由此可见,谢诏是将云台二十八将视作二十八星宿,这种以评语方式介绍人物的手法,显然是受《后汉纪》的影响而又多所创新,谢诏创作《东汉演义》,是充分吸收了《后汉纪》和《资治通鉴》的优点而成。

　　三、正统观念的增强

　　《汉纪》成书于献帝时,此时东汉政权面临瓦解,荀悦受命作《汉纪》,有缅怀汉朝之意。袁宏是东晋人,其作《后汉纪》亦有将东晋与东汉相比附之意,视东晋为正统,正统观较《汉纪》为强。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高度民族认同感的作者,造就了《两汉纪》中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华夷之防意识。荀悦在《汉纪》中明确提出:“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汉纪》记载刘邦事时,首先对刘邦的正统身份进行溯源,认为汉朝乃“继尧之胄,承周之运,接秦之弊”,强调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

　　记载王莽史事时,多叙灾异,不录年号,表明王莽为篡逆。《后汉纪》正统观和华夷之防均较《汉纪》强。在《光武皇帝纪卷第三》中袁宏曰:“长安尤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袁宏所谓正统就是汉朝,《后汉纪》对曹操篡汉大肆针砭,结尾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正是其刘家正统观念的反映。袁宏否定刘秀不是否定其正统地位,而是对其身为更始臣子而建号称帝的不臣之举的微词。袁宏的微词对《东汉演义》影响特别深远,自七十七回始,群臣建议刘秀即皇帝位,刘秀坚辞,甚至欲自刎。谢诏描写刘秀忠诚更始皇帝,朱鲔假传圣旨欲鸩死刘秀,刘秀竟欲诚心入朝开释,自投罗网,活似愚忠的宋江。第七十八回,刘秀再次拒绝称帝,且强调刘秀之心不二于更始。

　　第七十九回,刘秀四次拒称帝。相较于《后汉纪》刘秀顺理成章的即位,演义中刘秀称帝变得颇为曲折。刘秀最终称帝,亦是迫于群臣攀龙鳞、附凤翼不成而即将离散,恐中兴之业难以完成,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恢复汉业,如此虚构,乃谢诏感于袁宏之论而为刘秀开脱。东晋经历五胡乱华,晋朝偏安江左,汉民族身受北方少数民族侵略,昔日中原分裂为十六国,这给袁宏带来巨大的心理震荡。所以袁宏特别强调华夷之防: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禀,生其山川,习其土风。……夫中国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礼陶铸,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类。今承而内之,以乱大伦,违天地之性,错圣人之化,不亦弊乎!……六夷之有中国,其渐久矣。

　　在袁宏看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区别源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且汉族优于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内迁,袁宏抱以相当的警惕性,认为是有违纲常伦理之举,并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相当感慨。《两汉纪》分别成书于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故其正统观念和汉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在此之后,每逢民族危难、汉民族意识高扬之际,《两汉纪》都会出版。《两汉纪》有绍兴十二年(1142)本,宋高宗乃是首个偏安皇帝。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万历二十六年(1598)均出版发行过《两汉纪》。《两汉纪》强烈的民族意识,也推进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成书于明末清初,其历史环境与东汉末和东晋比较相似。

　　明朝自嘉靖中后期始,即面临内忧外患,西北有蒙古鞑靼部入侵,南部有倭寇扰边,南北无宁日长达半个世纪。外敌入侵,杀掠尤为惨毒,百姓深受其害。万历十六年(1588),第一部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全汉志传》出版,其中除了两汉开国中兴故事外,大量篇幅描写的是汉朝抵御匈奴战争,对匈奴充满了敌视和鄙夷,正统观念和华夷之防异常强烈。

　　小说作者借汉事愤明事,寄希望于明政府对外战争能够能够获得胜利,以解百姓之苦。明朝中期,边备驰废,自蒙古和日本入侵后,明政府逐渐组织抵抗外敌,至万历时期,取得三次大胜。万历二十年(1592)平定宁夏,万历二十六年(1598)击败日本,此时民族士气大振,南京国子监于是年重刻《两汉纪》,黄姬水在《刻两汉纪序》中着意申明“故其书也,要在达道义,章法式,笃名教之本末,发帝王之蕴。……如论夷狄,则本谟之即叙,严夏夷之防也”,措辞较东汉末和东晋时期更为严厉,更加突出正统观念和华夷之防观念。《两汉纪》中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华夷之防更符合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思想主旨,对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后,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相继出版,万历三十三年(1605)《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出版,万历四十年(1612)《西汉演义》出版,其大旨皆为以汉事愤明事。在《东汉演义》第九十一回回末评中有“今日东隅不靖,安得才智如将军者,为国家吐气哉!丘壑中人,日引领望之”,实乃是小说作者感愤明朝东南沿海倭患,而寄希望于如耿弇取剧和西安两城之智,壮其“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之勇,慨叹明政府无此智勇双全之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