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体裁、体例的差别及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体裁特点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把“传”解释为：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载之冠冕也。由此我们可知，刘勰是把“史传”界定为虞夏至东晋的各体史书。那么，“史传”与“史传文学”两者概念能否等同呢？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的体裁、体例上又各有怎么样的特点呢？

　　一、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

　　“史传”主要指的是史书，其范围包括了史传文学。
　　一部在整体意义上有较强文学性的历史着作才能称之为史传文学。用郭丹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史传文学的文学性使得它不是简单枯燥地排比历史史实或机械地阐述历史变化规律，而是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解绎历史。文学性是史传文学的内容表现的一个载体、一种方式而已。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来探讨史传文学。
　　中国的史传文学产生于先秦，发展于两汉，之后就进入了一个较为长时间的不活跃状态。上古时期人们并没有严格地划分出文学、历史与哲学等相近学科的界线，这样的文史哲不分成就了“史传文学”的出现与繁盛。人们的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发展，在秦汉之后的魏晋时期，人们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期，有意识地将文学、历史等学科分离开来。所以，先秦两汉时期是史传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史书的体裁、体例之别

　　史传文学的本质是历史着作，所以史传文学的体裁指的是史书的体裁。史书体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史体，指的是史着的外部表现形式。它侧重的是史着编写形式的外在形式。
　　从历史上来看，在先秦时期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中就产生出了两种史书体裁：记言、记事。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体裁。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阙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我们不难看出，刘知几把古之史书在体裁上分成了“六家”“二体”。每位史学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史学理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但是，史着体裁的不同分法至少说明了一点，人们已经意识到史书体裁的独特性。
　　同史书体裁容易混淆的概念是史书的体例。史书的体裁与体例同属于史着的形式范畴，它们之间的含义是既密切又各有侧重的。清代桐城学者姚永朴在《史学研究法》中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体例侧重的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上的要求。刘知几《史通》中很明确地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所以说，一部史书体例的好坏关乎整部史书的质量好坏。同样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史书体例也一起发展变化着。中国史书体例较为重要的有：断限、标目、编次，如何记时、记地、记人，载言、载文、征引，议论、注释、附录等等。
　　史书体裁与体例是两个相近但又各自不同的概念。
　　体裁侧重的是史书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像是一个大楼，建成什么样子、外观上怎么来设计都是由体裁决定的。
　　体例则是侧重于史书的内部结构、布局、文字表达等，它负责的是大楼的内部装修等相关工作。但是，一部历史着作体例的编排是与它的体裁相协调的，就像大楼的内部装潢必须在大楼的整体外观下进行的。而不同体裁的史着往往有着各自不同的体例，就如不同的楼房，即便是外观类似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分清楚史书体裁与体例的不同，是分析史传文学特点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体裁特点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还处在文史哲不分的阶段。所以，这个时期的历史着作往往带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哲理意蕴。鉴于此，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史传文学主要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而这几部史传文学的体裁又是属于什么呢？
　　语言、文字等的发展都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着的，所以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民族历史多是以记言、记事的方式记载下来的。最早的《尚书》的体裁是以记言为主，也就是刘知几在“六家”中提出的《尚书》家的依据了。“《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浦起龙在注《史通》时，把《尚书》之类称之为记言家。《尚书》家的出现是有它的社会根源的。上古之时，受社会语言记录水平（如书写工具等）的限制，人们难以完整而详细地记录历史事件产生发展过程，所以只能将君王的重要言论或者关乎国家的重要文告等记录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历史记录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简单的记言不再满足人们对历史记录的要求，《尚书》这样的记言体也就慢慢在历史中退去原有的光芒了。
　　《国语》作为同《尚书》一类的记言体，《尚书》在内容上按照朝代的变更顺序，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符合人们对历史变更产生的历史记录的特点。而《国语》则是按照相近时期的不同国家分成《晋语》《楚语》《齐语》《周语》《郑语》，形成我国最早的国别体着作。
　　两本史着都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也因时代变更而退去光芒。正如吕思勉先生在《史通评》中所说：国别之史，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后世。古代各国分立，彼此之关系较浅。时愈古，则此等情形愈甚。分国编纂，眉目较清。合居一简，转滋眩感。后世则海内一统，已无国别之存；即或割据分争，亦系暂时之局。
　　与记言相对的是记事，也就是《春秋》家。其最大的特点是按照年、时、日、月的顺序来书写历史事件，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事件产生、发展的过程，便于后人发现、总结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真正地发挥历史对现实社会的作用。这一类完全按照历史发展的历史时间顺序记录历史的体裁，我们称之为“编年体”。《春秋》在记事上是相当严苛的，“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再者，圣人孔子修定的《春秋》更是在历史书写过程中微婉、隐晦地对历史人物做了一定的价值评判，使得《春秋》发挥出了令乱臣贼子惧的历史功效。所以孔子说：“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着将来之法。”孔子的微婉其说、志晦其文正是借助一些文学上的修辞等特点来完成的。例如《春秋》是编年体的史传文学。
　　孔子的《春秋》隐晦微婉，所以“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作《春秋左氏传》以阐述孔子《春秋》思想。所以说《左传》是在《春秋》的基础上，补充说明《春秋》旨趣的。
　　因此徐中舒等一些学者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裁、体例变成的编年史。左丘明很清楚孔子修定的《春秋》的优劣所在，所以他在作《左传》时保留了《春秋》的长处，比如编年体体裁记录历史，使得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等清晰了然，对历史人物的价值批判也在文字中有所体现等等。同时左丘明也深知《春秋》之不足处：历史记录过于的简洁，难以窥见历史之面貌。
　　这也就形成了《左传》的特点，刘知几称赞《左传》是“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左传》是中国史传文学不可不提的一部作品。郭丹教授将《尚书》和《春秋》看成史传文学之发轫，《左传》是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可见《左传》在史传文学中的地位之重。“简而要”和“详而博”编年体赋予《左传》在书写上最大的优点。“简而要”和“详而博”，笔者认为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递进式短语，关键词落在“要”和“博”上。
　　《左传》在史传文学上优于《尚书》《春秋》的地方就在于文学性上。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中对《左传》的文学性有一番很精彩的表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 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着述罕闻，古今卓绝。
　　《左传》的文学化语言叙事尽可能地使历史形象化，使得历史不再冰冷、枯燥。这是《左传》冠之为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的主要原因。《左传》的体裁虽是编年体，但在编年体中出现了纪传体和纪传本末体的一些萌芽状态。例如“晋公子重耳”故事，已有纪传体的特点。
　　纪传体是史学体裁上相当重要的一种体裁，它一直被人们视为“正史”，因为它的叙述结构适应了时代的需求。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记录历史的，同时又采用了表、志等来辅助人物线索的记录。将历史中的各色人物按照一定类型整合、编排，契合了封建统治阶级帝王将相统治天下、主宰历史的需要。之前的史学体裁，无论是编年体还是国别体，都集中笔墨书写帝王的历史，而其他贤人、仁者却是终不得彰其名。这是之前史书体裁，特别是编年体的不足。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然是不能再使用之前的史书体裁了。所以他就另辟蹊径，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角度去回望历史。
　　帝王将相固然重要，但历史有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而已，帝王们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必要让人们明白君之所以为君、臣又该如何为臣的道理。故而在《史记》之中，所记人物就不再是帝王而已了。正如《文心雕龙·史传》中的评价：“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伯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占式，而得事序焉。”纪传体夹叙夹议的表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史家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表达史家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态度等等。
　　所以，纪传体符合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史学的需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期间取得了“正史”地位。纪传体的各种特点都在一部《史记》中得以体现。
　　《汉书》也是由纪、表、志、传等构成的纪传体断代史书，记录的是汉高祖元年到新朝王莽地皇四年期间的历史。刘知几认为，断代纪传优于通史纪传。“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断代的《汉书》既能将纪传体的一些优势表现出来，又能更为集中地探讨一段历史中的规律和更为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种断代纪传体的体裁确实也更符合历史书写的发展需要。后世的史书撰写上断代纪传体与编年体成为了人们常用的史书撰写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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