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谣传播过程中的特性

　　民谣是一种民间创作的大众文学，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主要传播形式是人际间口头相传，是民众参与时政的一种表达方式，分为谶谣与风谣，其中风谣分为美谣与刺谣两种。而政治民谣包括风谣与具有政治预测性的谶谣。风谣中美谣是指正面歌颂朝廷或者官吏及与民实惠的相关制度等；刺谣是指对朝政黑暗或者官场腐败、官吏鱼肉百姓等罪行的揭露与讽刺。明代社会问题凸显，这给民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借助这些民谣，可以侧面反应明代社会现实。这些民谣散见于《明史》《明诗综》《一统志》及一些笔记等文献中，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以明代前期相对较少，中后期逐渐增多；地域分布上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京畿与江浙一带；内容主要反应明中后期、京畿与江浙一带社会的不稳定性。从某种程度上看，明代民谣可谓是明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一、传播者的不确定性

　　传播者，是指传播从谁出发的问题，即传播按照谁的利益和需要来确定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将明代政治民谣的传播者与明代其他传媒形式的传播者加以比较，方能凸显政治民谣传播主体的特征。明代传媒形式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官方报纸指“邸报“”塘报”“告示”等，“邸报”有很多其他称呼，如“京报”“朝报”等。内容主要是皇帝谕旨、官吏任免和大臣奏疏，以及一些军事、社会新闻。阅读对象主要是朝廷官员和士大夫，作为了解时事的一种手段；“塘报”和“告示”是行政职能产物，前者是地方向中央汇报军情的传播载体，后者是中央向地方传达指示的方式。明代民间新闻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事抄写官方报纸而获得盈利的个人行为；二是一些民间的报坊，报坊人以“报贴”等形式将信息传达给读者。这些民间报坊在一些小说与笔记中有所记载，如于滇行《谷山笔尘》载曰，“报房贾儿博锚珠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这些新闻传播活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传播者相对比较明确，如“邸报”“告示”传播主体就是中央政府，而民间报坊的传播主体是报坊主。

　　与上述种种新闻传播活动相比，民谣传播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民谣是一种集体创作，由你一言我一语逐渐丰富起来，故而在传播过程中很难具体确定其传播主体。例如，有些民谣能普遍反映民意诉求，传播者就是人民大众。这类政治民谣相对较多，有些也确实引起中央注意。在明代，报纸等传媒手段尚未普及，信息的上传下达仍然不够通畅，民谣仍然是无形的传播媒体以及民意的传送载体。而有些民谣的传播者却又是统治阶级本身，他们伪造民谣，以掌控民间舆论。还有一种情况是：某民谣最初是由人民大众发起，但传播过程中受到统治者的利用，那么传播主体就呈现出模糊状态，很难具体界定。故而要对历史文献中的明代政治民谣进行客观分析，分清哪些能代表人民大众的普遍诉求和真正心声，哪些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伪造的民谣，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认识民谣中反映的明代社会政治百态。

　　二、传播内容的广泛性

　　明代政治民谣的传播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时事

　　有些民谣关心朝政大事，揭露官员不作为的事实，他们以幽默的语言讽刺朝政弊端。例如，《明史·五行志三·苏州谣》载，“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鳖”。讽刺丞相张士信，指责他作事专用三人：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此将三人姓氏合起来刚好是“黄菜叶”。句中“一朝西风起，干鳖”表现出民众对张士信此种做法的不满。再如，《明史·刘吉传·成化时民谣》载“，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中的“三阁老”是指万安、刘翊、刘吉“，六尚书”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刘昭。他们均是明宪宗时期内阁、六部大臣，因为当时宦官汪直当政，做什么决定都要看汪直颜色行事，所以有此称呼。此外，民谣涉及农民起义，如《明季北略·李岩使小儿歌》载“，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此民谣是民众对李自成的称颂，也间接反映了明代民众对赋税沉重的厌恶。

　　（二）品评人物

　　明代政治民谣对朝政人物的品评有歌颂也有讽刺。首先是对为官廉洁者的赞美，如《明诗综·贵州民为杨纯谣》中的“邻水杨，但愿年年巡贵阳”，又如《一统志·温县百姓为沃墅歌》中的“田野辟，沃公力。衣食足，沃公育”。但是，民谣中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更多的还是讽刺。上至皇帝、中央官员下到地方官吏均有涉猎，如《闻纪》：载，“两字得尚书，何须万卷书”。讽刺宪宗皇帝封官加爵的随意，事件是指当时宪宗因为舌头生病不便于说“是”，而他往日准奏之时都要称“是”，施纯便揣摩圣意，建言改为“照例”，宪宗大喜，“遂转纯礼部侍郎，未几，进尚书，加太子少保”。又如，《清芬集·时人为马士英谣》载“，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这首民谣讽刺了马士英卖官的丑恶行径，揭露了当时政治黑暗。

　　（三）关注民生

　　赋税徭役一直是农民最为苦恼的问题，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作品揭露这一制度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民谣也不例外。这是历史客观事实决定的。宋元以来，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到了明代，已到了无法遏止的地步。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大量土地被官僚、地主所拥有，而这些官僚与地主经常逃避赋役，那么他们逃避的结果便是普通百姓的赋役负担日益加重。明代政治民谣便有涉及此问题，如“天上鬼车叫，城中放纸炮。不知其甚来，朝廷要纳钞”，又如“粮逐水，田逐马”。沉重的赋税让普通民众根本无法生存。

　　（四）批判制度

　　明代社会出现很多弊端，有些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这些在歌谣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景泰年间，官僚机构过于臃肿，位列三公的就有三十多人，六部中尚书每部两人、侍郎每部多至四人，更不用说下面的都御使之类的官员。当时就有民谣对此种用人制度表示讽刺，“满朝升保傅，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鱼”。再如，明代科举制度，其考试等级的严密和八股文章的模式化严重限制了士人的进取方式。对此，《蚓庵琐语·檇李诸生为学使乔某谣》曰“，秀才摆摇摇，难过独木桥。过了独木桥，依旧摆摇摇”。这反映了科举犹如独木桥，由此进入仕途异常艰难。

　　三、传播效果的两面性

　　对于传播效果，李正良曾指出，“传播者在受传者接收后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应，在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反应或者变化就是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若从民众利益出发，按照传播效果的性质分为正面效果和反面效果。从此标准出发，明代政治民谣具有传播效果的两面性。

　　一方面，政治民谣在明代社会中主要发挥了操纵和指导社会的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政治歌谣是明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明代社会政治、民生等问题。中国历代统治者不敢忽视民谣的社会作用，这也跟中国古代流行的“民本”思想相关，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认识到群体力量不容忽视。在《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提及到社群在决策中的作用时指出，“人际影响比任何一种媒介都更为经常、更为有效”“在基本群体中，人际影响对保持内部意见和行动的高度一致非常有效”。民众具有从众心理，他们往往“倾向于相信大多数，认为他们是信息的来源而怀疑自己的判断”“越相信群体，自己的信心也就越弱，也就越有可能尊从”。明代统治者对这种民众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意不敢忽视，因为民谣不胫而走，体现一种无形的压力，统治者往往也要认真倾听民声，采集歌谣，以顺应民意。

　　另一方面，统治者往往利用政治民谣的这种特征，伪造民谣，为自己的利益捏造声势。这是民谣所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比如，历史中的预测性民谣，往往出现在社会变动、改朝换代之时。这些民谣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营造声势，以此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明代建国初期，燕王朱棣夺取皇位、英宗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往往有民谣提前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进行预测。得民心者得天下，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马背上可以取得天下，但不一定能治理天下，惟有顺应民心，才可以取得长治久安。毋庸讳言，明代政治民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朝廷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因为有些歌谣是否真正表达民意还有待进一步核查，有些歌谣本身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故对明代政治民谣的认识要采取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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