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赋论的“颂扬”主旨

　　汉儒言《诗》，多持美、刺之说。后世论汉代《诗》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特点。如郑玄《诗谱序》谓: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 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孔颖达《毛诗正义》则解释说: “《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刺过讥失之二事耳”［1］262。至清程廷祚《诗论》更指出: “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2］。然而，若进一步考察，这汉儒所言“美、刺二端”，各家之说并不一致。比如同是一篇置于《风》诗之始的《关雎》，《毛诗》说是颂“后妃之德”，鲁、齐、韩三家则断之为“刺”诗。《毛诗序》以美、刺解释作品的题旨，《国风》与二《雅》之中，注明刺诗132 首、美诗 35 首［3］，原本也是刺诗多于美诗。

　　汉代《诗》学的“美、刺”理论，对于两汉赋创作和评论的影响也存在或偏“讽”或重“颂”的差异。

　　如就作赋而言，西汉赋自枚乘《七发》以“要言妙道”戒膏粱子弟，已初具讽谏性质; 接着，司马相如之赋又“曲终奏雅”，寓颂于讽; 再到扬雄在成帝时奏《甘泉》《校猎》《长杨》《河东》“以风”，则所谓“讽谏”已成为其“四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目的。如就赋的评论而言，西汉赋论家更明显偏重于“讽”。如司马迁，是在诗可怨、颂之间“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4］。关于《诗》《骚》，他强调“周道缺，《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5］509，“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5］3314。论汉赋，他第一个将“讽谏”纳入其间，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5］3317。此后，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 讽) 也”［6］3575。刘向父子《诗赋略序》说荀况、屈原“皆作赋以风”，批评宋玉及相如、扬雄等“没其风谕之义”。以上论者都是以“讽谕”为标准来评价辞赋的艺术高下。

　　然而，当历史进入东汉前期，赋的创作及理论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就是班固。

　　班固生逢中兴之盛，既承儒学传统，又受社会清明、帝王倡“颂”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为旨归，从而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由此奠定了盛世作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一、班固时代的重儒尊经思潮与文学的“颂汉”之风

　　从光武至明帝、章帝的东汉前期( 25 － 88 年) ，是一个相对政治清平、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史称“光武中兴”与“明章之治”。这六十多年间，正是班固( 32 － 92 年) 生活与创作的主要时期，因此也不妨称之为“班固时代”。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与西汉相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而且经学与谶纬结合，社会上流行着宣扬符命祥瑞、歌颂大汉皇朝的思潮。

　　文学领域也因而充满神学意味与以“颂美”为主流的“颂汉”之风。

　　( 一) 光武明章诸帝“爱好经术”与提倡“颂德”、反对“刺讥”。

　　东汉初定，百废待兴，但统治者首先加强了对政治思想领域的建设。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至“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章帝“好儒术”，效汉宣帝讲经石渠阁故事，“大会诸儒于白虎观”，并命史臣班固 等 编 着 儒 家 经 义 的 官 方 版 本 《白 虎 通义》［7］2545 －2546。

　　光武、明、章诸帝，在强化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之时，还广泛宣扬符命祥瑞，提倡称颂“汉德”，为刘氏“再受命”的汉室中兴造势。

　　早在光武帝即位冀州，而隗嚣拥众天水、觊觎皇位之时，班彪就撰着《王命论》以论“汉德承尧”的合法性，不仅说汉高祖是“帝尧苗裔”，还详论其“受命”多“灵端符应”，以凸显皇权天授的符命思想。

　　后来班固将此文载于《汉书·叙传》，并指出其撰着目的是“以救时难”［6］4207。班彪之后，杜笃《论都赋》描写汉高祖受命而兴，谓“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7］2598。班固《典引》、《东都赋》等，都有对刘汉皇权天授之符命的颂赞。

　　明帝比光武帝更信祥瑞，也更加看重颂美的作用。《后汉书》记载，明帝即位以后，麒麟、白雉、醴泉、嘉禾之类祥瑞不时而出，公卿百官曾以“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 而“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 ( 雀) 颂》，百 官 颂 上 …… 孝 明 览焉”［8］312。《后汉书·东平宪王传》记载，刘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又据班固《典引序》称: 永平十七年，明帝召班固等诣云龙门应对有关《史记·秦始皇帝本纪》的询问时，还正式提出了“颂述功德”的问题:诏因曰: 司马迁着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9］682明帝批评司马迁为“非义士”，肯定相如乃“忠臣”之效，“贤迁远矣”。这是当朝皇帝通过对“两司马”不同的态度，对班固等文吏正式提出“颂述功德”、不准“微文刺讥”的政治要求，并且把它上升到是否“忠臣”的高度。其间所蕴含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压力之巨大，可谓不言而喻。

　　章帝在位十三年，各地时有“凤凰、黄龙、鸾鸟”之类祥瑞臻集，乃至“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7］159，朝廷则给予赐爵免税之类的奖赏。元和初年，章帝以汉高祖第“十一”世孙的身份巡狩东、北、南、西四方，“以章先勋”，不忘“祖宗功德”［7］149 －150。杨终、崔骃等皆上赞颂彰显其盛，而崔骃所“上《四巡颂》以称汉德”，章帝见后“常嗟叹之。

　　谓侍 中 窦 宪 曰: ”卿 宁 知 崔 骃 乎? …… 试 请 见之“［7］1718 －1719，还”欲官之“而令”朝夕在傍“。据此可知章帝对于崔骃”上《四巡颂》“的欣赏和对于”以称汉德“的重视。

　　( 二) 王充阐述”宣汉“、”颂汉“为”称颂国德“的文学观念。

　　王充( 27 －97 年) 出身”孤门细族“，且”仕数不耦“，只作过短暂的几任小官，但他在光武明章之时度过了平生最重要的六十余年。作为一位追求”真美“、”实事“［8］442 －445的思想家，王充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与”虚妄“，一面又以进化发展的历史眼光肯定今胜于古、汉盛于周，还在《论衡》中，写作《齐世》、《宣汉》、《恢国》、《须颂》等文章，批判”高古下今“、”尊古卑今“的复古谬论，彰显”汉国在百代之上“的当世观念，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宣汉“、”颂汉“的文学理念。

　　《宣汉》指出: ”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能致太平者，圣人也“。按照这个标准，王充以为”周有三圣，文王、武王、周公并时猥出“，”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而”光武中兴“，已”复致太平“。但若比较周、汉，”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若”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将享有继”六经“而成为”七经“的崇高地位。

　　在《须颂》［8］307 －311明确提出了”臣子当颂“的主张: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天下太平，颂声作。……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

　　既然帝王建德，臣子当颂。那么，生逢其时的汉代文臣，自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故《须颂》又说: ”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王充自觉体认”褒载今上“的历史使命，因此身体力行，撰文立说，还高度评价班固的赋颂之文，达到了”称颂国德“的高度。

　　王充倡导颂美当朝的思想言论，既是对当朝皇帝”颂德“意图的积极呼应，对于东汉赋颂文体的兴盛和班固以颂为主的赋论主张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三) 朝野上下”颂“体文创作空前兴盛。

　　颂体之文，西汉 200 年间留存至今者仅寥寥数篇，而东汉则十分丰富。一方面，汉室”中兴“的政治局面成为颂体文创作的基本题材和现实背景; 另一方面，帝王的重视和提倡，更直接催化了广大文士的创作热情。于是，自光武以至和帝初年，各类”颂“体文风起云涌，纷纷问世。仅据《后汉书》列传所载，当时的臣僚文士，如敬王刘睦、临邑侯刘复、东平宪王刘苍、琅邪孝王刘京、班固、崔骃、夏恭、夏牙、傅毅、刘毅、李尤、李胜、曹朔、刘珍、崔琦、边韶、张昇、张超、班昭等，都写作过不少的颂体作品，表明东汉文士创作”颂“体文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文学现象，其中尤以明、章两朝为多。

　　在东汉前期文坛，班固和傅毅、崔骃是最重要的颂文作者。班固有《高祖颂》、《东巡颂》、《南巡颂》、《安丰戴侯颂》、《窦车骑北征颂》、《神雀颂》、《汉颂》，傅毅有《显宗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崔骃有《明帝颂》、《东巡颂》、《西巡颂》、《南巡颂》、《北巡颂》等，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作品都有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和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读者仅从上述篇名中，就不难想见东汉颂文歌颂君国的共同主题与基本内容。

　　此外，围绕窦宪北伐匈奴的胜利，班固、傅毅、崔骃等 3 位”宪府“文人，还作有同题的《窦将军北征颂》。这类战争题材的颂文，歌颂胜利者，铺陈征战、凯旋与皇帝的嘉奖，带有赋体和边塞文学的色彩，在东汉颂文中别具一格，对东汉赋的创作也有影响。

　　二、班固赋论的”颂扬“主旨与《两都赋》的”颂汉“主题

　　班固是一位具有尊儒宗经思想和拥刘尊汉意识的文史学家。他在《汉书·叙传》记载其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在《儒林传》论述”六艺“乃”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6］3589。他重视《诗经》，仅《汉书》引用《诗经》文本就有”近 250 篇次“［10］，他注重探索《诗》的”本义“，论《诗》亦具”美、刺“观念。如《地理志》从历史风俗文化角度解释《风》诗，《匈奴传》以”美、刺“标准评价《小雅》之《采薇》、《六月》、《出车》。《礼乐志》说: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殷周之《雅》《颂》，乃……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扬“。与此相应，班固又具有浓厚的汉室正统思想。这两方面的融通渗透，直接影响了其文史创作和偏重”颂美“赋论的形成。

　　( 一) 班固”颂汉“思想的形成: 从《汉书》到《典引》及《封燕然山铭》。

　　班固尊汉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受到父亲班彪的影响。班彪《王命论》中”刘氏承尧“的符命论述，是他”汉绍尧运“思想的重要来源。而明帝反对”微文刺讥“、彰显”颂述功德“的诏问，肯定会对正在写作中的《汉书》形成”颂述“为主的风貌产生直接影响。

　　如《汉书·叙传》云: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

　　班固以为，后人之所以能够再睹唐虞三代的盛世功业，全凭有《诗》、《书》典籍的叙载。因而欣逢”汉绍尧运“之世的”史臣“，更应该以文采焕发的文章”追述功德“。于是，载叙西汉一代疆土人物、文治武功，正是《汉书》的主要内容。

　　有意味的是，班固《叙传》还记载有祖父班稚对王莽”不称福瑞歌颂“之事。王莽少时即与班稚”同列友善“，但当王莽秉政欲”采颂声“之际，班稚却”无所上“，于是王莽劾其”嫉害圣政“。后因太后为之辩解，以为”不宣德美，宜与言灾害者异罚“，并念及班稚之妹班婕妤曾为成帝嫔妃的贤德，而免其罪。

　　班固载此家事，意在表达班氏后人继承祖辈懿行，只为刘汉王朝”歌颂“的感恩之诚。

　　《汉书》之外，班固还积极参与当时的颂文写作。如其《东巡颂》言”事大而瑞盛“，《南巡颂》说”惟汉再受命“，还有《十八侯铭》赞颂萧何、张良等文臣武将”以诚佐国“，”为汉谋主“，皆是既以”颂“名篇又以颂为主旨的作品。

　　而《后汉书》本传所载《典引》篇，更直接表白了”述叙汉德“的创作思想。范晔置《典引》于章帝”会诸侯讲论《五经》“之后曰: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所谓”典引“，李贤注曰”典谓《尧典》; 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的确，班固《典引》之作，原本就是以上续《尧典》自任的，故文中屡有”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高、光二圣，宸居其域“的叙述。班固在《典引序》中还表白说:”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9］682。至和帝永元三年，班固又奉命撰《封燕然山铭》以”纪汉威德“曰:车骑将军窦宪……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 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7］815据《后汉书·窦宪传》，永元元年窦宪统帅骑兵北伐匈奴，深入大漠数千里，战胜于稽落山，匈奴王率众投降者达二十余万人。后窦宪、耿秉凯旋而归，远登塞外的燕然山刻石铭功。曾以中护军行中郎将身份参战的班固，又奉和帝之令作《铭》文以志其盛。故此《铭》并序，真实记录了窦宪北伐的重大历史事件，歌颂了汉帝国的”威德“，表达了当时汉民族抵御外敌，消除边患，重”振大汉天声“的雄心壮志和理想愿望，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

　　( 二) 《两都赋序》的”揄扬“主旨与《诗赋略》的”讽喻之义“。

　　当今学术界有将《汉志·诗赋略序》与《两都赋序》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班固要求赋”必须有讽喻劝诫的作用，否则就不足取“的看法，并认为班固论赋”陷入了自相矛盾“［11］。究其原因，是误将《诗赋略》当成了班固的赋论文本。

　　其实，《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编撰的。”所以，《汉志·诗赋略》所载及其论述，是刘向、刘歆的主张，而不一定是班固个人的意见“［12］。对此，古今学者大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唐刘知几《史通·书志》早就指出: 班固”《艺文》取刘歆《七略》“。

　　与班固不同，处在西汉末世的刘向父子，继司马迁、扬雄之后而十分重视”讽谏“的作用。刘向原是宣帝朝的”谏大夫“，元、成之世又着书立说，讥刺时政。他”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着《新序》《说苑》凡五十八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 又”常 显 讼 宗 室，讥 刺 王 氏 及 在 位 大臣“［6］1957 －1966。考察今存刘向奏疏的内容，也大多是在批评统治者的积弊。如其《谏营昌陵疏》讽谏汉成帝大肆营建陵墓，指斥”无德寡知、其葬愈厚“的谬理，揭露劳民伤财、百姓死亡的现实危害，直言”窃为陛下羞之“! 足可见出刘向直言敢谏的不凡才略。故后来宋陈仁子读此文，而谓”刘向拳拳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谏“［13］。

　　诚如上述，则《诗赋略序》从儒家《诗》学立场出发，以是否具有”讽谏“功用的政治标准，来肯定荀况、屈原，贬斥宋玉及汉人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就毫不奇怪。《诗赋略序》的主张，正是刘向父子一贯直言”讽谏“风格的显现。

　　班固《两都赋序》则与《诗赋略序》相异，而具有更丰富的赋论思想意蕴。首先，是关于赋体渊源特征的认识。《诗赋略序》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两都赋序》则说”赋者古诗之流“。对于这二《序》所论之不同，刘勰《文心雕龙》已有提及，如《诠赋》说”刘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14］，但对于刘、班之说何以不同则似未深究。在班固之前，从司马迁说司马相如赋”与《诗》之讽谏何异“，到扬雄怀疑赋的讽谏效果而”辍不复为“，再到《诗赋略序》慨叹相如、扬雄等人”没其风谕之义“，赋的地位在两汉之际已经面临”非法度所存“的危机。班固身临其境而知其原由，于是毅然提出”古诗之流“论断，不仅揭示了赋与”古诗“的源流关系，其深层意义还在于从儒家《诗》教的角度强调赋的”歌颂“功能，重估了赋乃”《雅》《颂》之亚“的经学文学价值。

　　其次，是指出汉赋作者既有”言语侍从之臣“，也有身居高位的”公卿大臣“。班固的这一论断，具有澄清赋家身份低贱的误解，从创作主体身份的层面还原了赋在汉代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从而既与扬雄所说的”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区分，也突破了《诗赋略序》所限定的”贤人失志之赋“的狭隘范围。

　　再次，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对于赋可以”歌“可以”颂“的论述。如前所述，自司马迁以至《诗赋略序》论赋大多只强调”讽谏“，《两都赋序》则以为赋既可以”讽“，更应该”颂“，而且明显地将论述的重心放到了”颂“的方面。班固在《两都赋序》开头提出”古诗之流“的判断后，即将赋与《诗》之”颂诗“联系起来，感叹”王泽竭“而”颂声寝“。接着，则极力描绘”大汉“帝国的兴盛太平，其时社会安宁，众庶悦豫，祥瑞时现，宗庙及郊祭演奏着《白麟》、《赤雁》之歌，皇帝纪年用的是”神雀“、”黄龙“之号。于是，文士公卿，朝夕论思，日月献纳，雍容揄扬，”颂声“大作。接下去，又举出”皋陶歌虞、奚斯颂鲁“的经典事例，证明古已有之的”歌颂“文学，具有”见采于孔氏，列之于《诗》《书》“的神圣地位，是儒家文化认定的”旧式、遗美“。这番论述，为逢遇盛代的汉赋适时而变地反映社会生活，重拾”歌颂“功能找到了充足的现实理由和历史依据。

　　最后，《两都赋序》说明《两都赋》的创作目的。

　　其时”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正在修建宫室”以备制度“，而长安士大夫却有人仍然希望返都西京。

　　班固以为这不利于政权稳定，于是，造作此赋，推言西宾迷惑、眩耀西京旧制之辞，颂扬东都完备的政治礼乐制度以折服之，从而履行文学为政治而歌颂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两都赋序》虽一般提及赋有”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情形，但实际上却全然没有论述”讽喻“之事。《序》文反复提及的是”颂声“、”王泽“、”宣上德“、”尽忠孝“、”雍容揄扬“、”雅颂之亚“及”歌虞、颂鲁“一类的颂美概念，揭示的是衰世而颂声寝、盛世而颂声兴的文学规律。这种情形，既与明帝”颂述功德“、反对”刺讥“的要求吻合，也说明班固已具有自觉的”赋颂“意识，诚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所论: ”班固显然认为赋主要是一种歌颂的文类，主要作用是歌咏汉帝国的荣耀与威力“［15］185。

　　( 三) 《两都赋》的”颂汉“主题。

　　此赋作于明帝永平中年或稍后。关于赋的主旨，古今学者颇有包含讽喻与颂扬两端的意见，如清何焯谓前篇”主于讽刺“，后篇”主于揄扬“［16］。但若以实际内容考之，则《两都赋》的基本主题应该是歌颂，而非讽喻或”讽刺“。

　　《两都赋序》”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的结构思路，展开其前、后两个半篇的赋写内容。即如《后汉书·班固传》所谓: ”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先是《西都赋》借由”西都宾“的”眩曜“长安”旧制“开篇。作者先述西都地理形胜及”三成帝畿“的历史，再写长安城”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的富庶繁华，以及”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承明、金马，着作之庭“的宫室廷苑之众与文教之盛。然后是天子娱游、田猎之壮观，最后以游童从臣之谣颂、士农工商”各得其所“作结。如其中铺叙西郊苑囿物产之富，”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7］1338，就生动展示了西汉王朝对外频繁交往的强大国力与影响。赋家一路写来，铺陈夸颂，极其眩耀，”汉京“繁华富丽的都市魅力，已然美不胜收。但西都宾仍然自言: 此乃”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

　　于是，便引出了《东都赋》对东都”河洛“的进一步颂美。”东都主人“之辞，与西都宾偏重”矜夸馆室、保界河山“的夸扬事物不同，主要是从人物的角度歌颂光武的开创之功和明帝的礼乐法度，所谓”建武之治“与”永平之事“。

　　”建武“是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东都赋》从”往者王莽作逆“之乱开始，接着写”上帝“致命乎”圣皇“，然后是”立号高邑，建都河洛“，开创东汉一代功业。作者颂扬”建武之治“，不仅冠以”圣皇“之号，置以”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 皇) 五( 帝) “，以及”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之类的夸饰用语，更将他比之于伏羲、轩辕、商汤、盘庚、周武、成王、汉高祖、文帝、武帝等先代圣哲贤王，称其”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给予了神格化的颂美。其夸扬崇敬之情，可谓无以复加。

　　歌颂”永平之事“，主要集中在明帝对政治礼仪法度的重视和履行方面。赋文从”盛三雍之上仪“着笔，描叙天子在”三雍“( 明堂、辟雍、灵台) 举行祭祀典礼，及其”荐三牺，效五牲，礼神只，怀百灵“等一系列的仪式活动，还有”昭节俭、示太素“的种种举措。如赋中写道: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万乐备，百礼暨……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女修织纴，男务耕耘……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下舞上歌，蹈 德 咏 仁 …… 颂 曰 盛 哉 乎斯世!

　　［7］1364 －1368作者以诗一般的语句和概括充沛的笔力，渲染、夸扬大汉帝国的旷阔版图和隆盛文教，字里行间，洋溢着欣逢”盛世“的诚挚喜悦和豪迈情怀。

　　《东都赋》对光武功业、明帝礼仪的描叙，在前、后《汉书》中亦可找到类似的记载。如《汉书·礼乐志》载曰: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

　　又如《后汉书·明帝纪》载: 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礼毕，登灵台“，”幸辟雍，初行养老礼“。”十一年，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7］100 －114。这些记载，从光武中兴到明帝”躬行其礼“，与《东都赋》所赋及末附《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篇颂诗的内容，可相互补充，亦可相得益彰。

　　赋的最后，东都主人批评”论者“”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再授以”五篇之诗“，而西都宾乃称曰: ”美哉乎斯诗! 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这”遭遇乎斯时“，应可视为班固之夫子自道。正因为生逢”斯时“，才可能有对”歌虞、颂鲁“传统的继承，才可能履行对”国家之遗美不可阙“的文学责任，才可能有《两都赋》的”颂汉“主题!

　　三、班固”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在班固之前，司马迁、扬雄、刘向等人均强调”讽喻“，这是西汉赋论关怀政治、忧患时弊的情感表现。但是，赋家愈来愈感受到”讽谏“作用甚微，乃至于”欲讽反劝“。班固当然洞察了这种困惑，于是他身体力行，在”讽喻“之外，又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歌颂“主张，从而为解脱单一”讽谏论“的困境打开缺口，为完善”美刺“并重的《诗》教理论和汉赋的价值取向重拾了信心。

　　班固所反复阐发的”追述功德“、”光扬大汉“、”振大汉之天声“的”汉颂“理论，与其《两都赋》、《汉颂》①、《封燕然山铭》等赋颂创作相配合，将自西汉以来赋家虽”讽、颂“兼论却实以针对君主奢侈相胜的”讽喻“为主的作赋传统，改变为以对于”大汉“及其”国德“的歌颂为主。这不仅仅是赋由”讽“而”颂“的内容变化，而且表现为由”君“而”国“的理念提升，表明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赋家在赋颂作品中融入了更为自觉的”国家“意识。

　　班固的”赋颂“理论在古代赋史上，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在班固生活的时代，其”颂汉“赋论和创作已经受到重视，其中尤以思想家王充为代表。比班固年长 5 岁且晚卒 5 年的王充，是会稽上虞( 今属浙江) 人，却在东都洛阳与班固相遇，”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并且也见过少年班固②。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以班氏父子为”超奇“之人，在”称颂汉德“的问题上与班固共识甚多，且高度评价班固的赋颂。如《论衡》云: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 《须颂篇》)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 《案书篇》)王充以《诗》之《周颂》比拟班固之《汉颂》，肯定班固歌颂”汉家功德“具有”称颂国德“的重要意义，且”文辞斐炳“，一定会在后世产生如刘向、扬雄一样的深远影响。这是最早的班固赋评论，亦可谓知言。后至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公羊传解诂》，更有”颂声“为”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的高论［1］2287。

　　东汉时期，既有张衡”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与班固齐名的同时赋家傅毅、崔骃 、李尤等，还都作有歌颂光武受命及东汉三雍礼仪的京都赋。

　　如崔骃《反都赋》言: ”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兴四郊，建三雍“。傅毅《洛都赋》谓: ”世祖受命而弭乱……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17］1102 －1103。李尤《辟雍赋》谓: ”太学既崇，三宫既章“［17］690等等，大体都有与《两都赋》相类的歌颂内容。可以说，”颂汉“是班固时代最基本的文学观念，也是最基本的文学主题。

　　其次，东汉以后赋为”古诗之流“的说法与《两都赋》开创的赋颂模式，深刻影响到赋为”雅、颂之亚“经学地位的确立与赋史上赋颂盛代传统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赋论，自汉末杨修称赋颂为”古诗之流“与”风、雅无别“( 《答临淄侯笺》) ，至左思《三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挚虞批评”今之赋“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 《文章流别志论》)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歌咏赋颂生于《诗》“，大抵多从儒家《诗》学角度强调赋的讽喻作用。而自范晔指出《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刘勰以《两都赋》为”京殿苑猎“赋的代表而评之以”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萧统《文选》列《两都赋》为”京都赋“之首篇，则又突出了班固赋论重视”颂美“特质。

　　唐人论赋或主讽喻，或主颂美。但是，更为多数的也是在强调颂美。如李白《大猎赋序》云: ”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18］246。白居易《赋赋》，更是一篇阐发律赋以颂美为主旨的专论，如赋中谓: ”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18］258。如此等等，唐代文人多在强调赋自汉而有之的”赞盛“作用。就创作而论，歌功颂德之赋更是唐赋的主流。例如崔损的《明水赋》迳称”作颂“而歌”巨唐“: ”于维巨唐，穆穆皇皇“，”群臣作颂，歌孝治之无疆。“［18］215至晚唐懿宗之时，尚有李庾承袭班固而作《两都赋》，其赋《序》亦云:臣伏见汉诸儒若班固、张衡者，皆赋都邑，盛称汉隆……今自隋室迁都，而我宅焉。广狭荣陋，与汉殊状。言时则有六姓千龄之变，言地则非秦基周室之故。宜乎称汉于彼，述我于此。臣幸生圣时，天下休乐，虽未及固、衡之位，敢效皋陶、奚斯庶几之诚。谨冒死再拜献《两都赋》，凡若干言，以 诎 夸 汉 者，昭 闻 我 十 四 圣 之制度。

　　［18］142简直就是一篇《两都赋序》的翻版! 生当七百之年后的李庾，其作赋动机，《序》中文字，赋之结构布局，颂”圣“代”制度“的内容，均可谓是遥承班固的”颂汉“模式。而李子卿《功成作乐赋》，则认为”圣唐“可以上比大汉: ”庆云既同于舜日，大风无异于汉年“［18］376。

　　虽然汉、唐自有其不同的社会构成和历史状貌。

　　但是，后世的读者，从”唐赋之中可以看到汉大赋的内在精神和特质，汉、唐赋都让读者从中看到汉唐大国的恢宏气象，看到万民拥戴、四方来朝的中国，看到富有国家符号和宫廷生活与节庆仪式的种种样貌，看到臣子的歌颂与期待“［19］。当然，也不只是唐赋，”这样的精神和特质一直贯穿于每个朝代，直到清代仍是如此“。汉唐以后的宋元明清直至现当代，皆有受《两都赋》影响而以歌颂为主旨的精彩华章，乃至于古今赋史上形成了”赋主要是歌颂的文类“与”盛世作赋“的规律与共识。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M］． 阮元，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2］ 程廷祚． 清溪集［M］． 金陵丛书本．
　　［3］ 陈桐生． 礼化诗学［M］．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9: 83．
　　［4］ 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2．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80．
　　［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