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好圣贤之书与着意追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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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扬雄处世哲学和价值观探究  
【引言  第一章】论《太玄》创作动因 
【2.1】扬雄对儒士身份的自我认同 
【2.2】晚年顺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3.1  3.2】独好圣贤之书与着意追摹经典 
【3.3】 《太玄》中创新立异的寻求 
【结语/参考文献】杨雄思想三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3 章 “文章成名”:论扬雄文名的树立

　　“文章成名”思想是扬雄一生立身行事的价值基点。《汉书·扬雄传赞》总结扬雄说：“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①先秦儒、道、易三家从各自的立场上均对“名”有所涉及，这成为博览兼综的扬雄“欲求文章成名”的思想基础。于创作实践中，扬雄不断地追摹经典，并取得了广泛影响，可以说这是扬雄文名树立的创作方法之源泉。而作品本身的典型性是扬雄文章成名的决定因素。扬雄以思想名家，他的作品于思想性上也善于熔铸经典，其目的是想要有辅于世。扬雄的作品通过细致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夸张而不失生动地描绘着客观世界，同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典奥”风格。此外，扬雄富有通达的着述观念，这使得他能够善于并敢于在题材和形式上推陈出新，成为扩大其文章影响的重要推动力。

　　3.1 独好圣贤之书

　　《说文解字》释“名”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②刘熙《释名》以“明”训“名”,义为“名实事使分明也”③；又以“名”训“铭”,义为“记名其功也”④。名的出现，是万物分别的伊始，人文世界的开端。

　　在人文领域，儒家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上对“名”的重要性加以强调。一是主张将“正名”作为建构理想社会组织的前提基础。《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儒家倡导的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孔子认为，在一个杂乱无序的状态下难以推行其以礼乐教化替代淫刑滥罚的主张。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所赖以施行的周王室的权威被消磨殆尽，诸侯们的僭越行为屡屡出现，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破坏。如鲁国季氏在自己的宫廷中演练属于天子特权的八佾舞，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大夫之家，僭用天子宗庙祭歌。这些都使得向往建立一种规范性社会秩序的孔子感到困惑与气愤。而要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孔子提出首先要“正名”,循名方能责实。他曾反问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玉帛、钟鼓虽然是礼乐存在于人们现实生活的载体，但为礼而不敬，发乐而不和，没有由内而出的善的意味，则失去了“礼序乐和”的原初功用，借此孔子不仅表达了把握礼乐实质的重要性，而且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礼乐之名存在误解。再次，于个体层面，“成名”（即“成君子之名”）则是人立足世间的价值体现。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在孔子的主张中，“成名”是与其“仁”的最高道德要求紧密联系的。“仁”是孔子人格理想的核心范畴，孔子曾对仁进行过不同角度的阐发，比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刚毅木讷近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张岱年先生认为后者可以作为孔子对于“仁”的完整界说，体现出了“仁”的本旨。这可说是以现代的视野对“仁”加以概括的努力尝试，但同时也说明，“仁”在孔子所言道德领域的广泛价值，即它是无法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因为它几乎囊括了所有人性中“善”的成分。值得注目的是，孔子将“仁”视为立“名”的前提，《论语·里仁》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认为君子之名的确立与“仁”的道德修养是不可须臾分离的。

　　道家于形上角度提出“无名”,认为有名生于无名。对于个体则主张在顺任自然、保身全生的同时，在祸福辩证相依的环境中获得精神自由，强调不以名累身。《庄子》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道家以“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作为一种先验的存在，“道”是难以名状的，有鉴于此，道家提出了“无名”的概念作为万物“有名”的缘起。《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注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对于客观世界之“名”,道家主张应与之保持适度的关系，以不累自身为前提。《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②《庄子》认为：“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③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老子身为周朝守藏室之官，“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他曾向孔子表达“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思想，在目睹周朝日益衰败的现实后，最终出函谷关而遁迹于世。庄子不为楚王许诺的高官厚禄所动，选择终身不仕。二人的事迹，是对道家清静绝尘，不为俗世之名所羁思想的经典诠释。

　　《周易》当中对于“名”的涉及同儒家注重世用的倾向相同，认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⑤这同其为“卜筮”之书的性质有关。易学源起于上古三代社会的卜筮之风，在当时人类对所寄生之大自然的有限认知中，如何顺应充斥着无数神秘力量的客观环境条件，以达成趋吉避凶的愿望，始终是个体乃至政权最为关切的所在。《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⑥认为卜筮行为是圣人在天地的启示下，借助于自然中的蓍草以辨别吉凶，从而给生民提供正确的行动指南。《周易》推崇尺蠖的屈以求伸，龙蛇的顺时蜇藏，主张人要“安身崇德”,认为“若役其思虑，以求动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则伪弥多而理愈失，名弥美而累愈彰矣”.

　　扬雄曾批判地择取儒道两家思想，他表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②他在思想上兼容并包，同样是受到《周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思想的沾溉。对于“成名”的看法，扬雄亦杂糅儒、道、易三家，并进一步形成自己“文章成名”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主要有以下三个内涵。

　　首先，扬雄认为君子应以“德名”为追求，即要以德近名，而不屈己志。《法言·问神》篇说：

　　或曰：“君子病没世而无名，盍势诸名卿，可几也。”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振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③将梁、齐、赵、楚的守成之君与汉代布衣郑子真作为两种相对的典型，反驳发问者的权势成名观点。《华阳国志》记载郑子真其人：“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

　　可见，郑子真是一位深谙治世之道的隐士。扬雄十分推崇不屈己志的人格品质，甚至认为这种品质比名望更为重要。《法言·五百》中说：

　　昔者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征先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己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

　　尽管史籍中没有记载这两人的名字，扬雄还是在自己的着述中将他们称为“大臣”,这是对他们的不屈人格加以肯定。其次，对于有德而名不彰的情况，扬雄认为这在很大程度要受外界环境的约束，此时，只有修德俟命。李仲元也是深受扬雄推崇的一位蜀地隐士，扬雄曾评价他“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可是他的声名并不如同郡的郑子真、严君平等人，有人问其名不得彰的原因，扬雄说：“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

　　子欲自高邪？”①表现出道家思想对于名利的达观态度。第三，扬雄将法度作为文章立意的标准，他表示：“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书恶淫辞之淈法度。”

　　所谓“法度”即以扬善黜恶为本旨。扬雄以“玄”为其理论世界的最高准则，并认为想要最大限度地使言行符合“玄”这一普世规律，一个有效途径便是“扬善黜恶”.《玄摛》云：“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日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玄之道几矣。”③扬雄将圣人典谟视作法度所存，《文心雕龙·宗经》说：“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

　　扬雄说：“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司马光认为此言“文不可以已”.阮元说：“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⑤汉代时认为孔子作“十翼”以解《易》，汉人将《周易》经传合刊，列入儒家经学之一经。扬雄的文章着述观念，正是在前代圣贤传述典谟影响下形成的。

　　扬雄“文章成名”价值观的确立，涵盖了对“德名”的追求，与外部环境的和解以及强调扬善黜恶的法度标准三个内容，是受到儒、道、易三家对身、名关系论述影响的自然结果。

　　3.2 着意追摹经典

　　在谈到学习作赋的方法时，扬雄认为：“能读千赋，则善之矣”,这的确是扬雄从事创作的经验之谈。尽管被后世视作“模拟文风”的典型，然而扬雄文名的显现正是缘于对经典的不断追摹。

　　扬雄仰慕司马相如的文才，早年更曾着意模仿其行文风神，将相如赋作为创作范式，并因此得以步入仕途。在《答刘歆书》中，扬雄自叙说：“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①其中提及的四篇作品今不可见，但从扬雄现存作品里，大体也能窥见二者创作中的趋同性。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曾有对天子狩猎场面的生动描绘：

　　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鶡苏，绔白虎，被斑文，跨野马，陵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弄解廌，格虾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②扬雄在《羽猎赋》中陈述校猎场面时写道：

　　若夫壮士忼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奔欲。扡苍豨，跋犀犁，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猿，腾空虚，距连卷，踔夭蹻，嬉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猋，林丛为之生尘。及至获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猎蒙茏，辚轻飞，屦般首，带修蛇，钩赤豹，摼象犀，跇峦阬，超唐陂。车骑云会，登降闇蔼，泰华为旒，熊耳为缀。木仆山远，漫若天外，储与虖大溥，聊浪乎宇内。③二者均以三字紧句为主体，用语言节奏的短促表现追捕格杀野兽时紧张激烈的场面。

　　司马相如赋用生、搏、手、足、蒙、绔、被、跨、推、格、鋋、羂、射等动词或名词动用，刻画捕猎时人的行为；扬雄赋则用扡、跋、蹶、斮、搏、腾、距、踔、嬉、掌、猎、辚、屦、带、钩、摼等加以更加细致地刻画。大赋创作外，扬雄还曾写作骚赋，现存《反离骚》，有感于屈原不遇而自沉的命运，“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用语均模仿《离骚》成句。屈原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扬雄反之说“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飏累之蛾眉”.屈原表示要“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扬雄却认为他不应“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屈原“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扬雄反问他为何“违灵氛而不从兮，反湛身于江皋”.朱熹曾直指扬雄是“屈原之贼”,现代也有人认为扬雄无法理解屈原的选择。刘勰对于扬雄其人及作品的认识是深刻的，徐复观先生就曾断言“最了解扬雄文学的，古今无如彦和。”①刘勰曾评价《反离骚》说：“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膇。”②事实上，扬雄可称得上是屈原的异世知音，《反离骚》不仅是单纯反驳屈原的选择的，而且是扬雄在为屈原及自己这样的士人追问迷途人生的出路。

　　除赋体文学创作外，扬雄的创作还涉及到当时学术的很多内容，也都是在模仿经典的前提下，融入并表达自己的认知和思考。《周易》在汉代跃升为“五经之首”,《汉书·艺文志》说：“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③扬雄认为“说天者莫辩乎《易》”.他的《太玄》仿照《周易》的结构，以八十一首比六十四卦，每首九赞同于每卦爻辞。又仿照《周易》经、传相别的体例，作《玄首》《玄测》《玄文》《玄摛》《玄莹》《玄掜》《玄图》《玄告》《玄数》《玄冲》《玄错》等解释《太玄》主体部分。其中《玄》首的命名皆准《易》的卦名，如《中》首准《中孚》卦，《大》《廓》二首准《丰》卦等。王涯说：“《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显阐幽，观象察法，探吉凶之朕，见天地之心，同夫《易》也。”④司马光认为：“《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

　　给予了《太玄》很高的称许。《法言》是扬雄模仿《论语》一书而撰写的一本语录体作品，同《论语》一样取每篇篇首二字为一章的标题。因其形式通俗、文字平实，较之《太玄》得到更为持久而广泛的流行。箴文出现于三代，其目的在于攻疾防患，以警戒当世，刘勰认为“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⑥扬雄仿周代留存至汉的《虞箴》作《十二州百官箴》。其中“治不忘乱，安不忘危”,“有民虽长，必惧人殃”,“事由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本在萌芽”等内容不仅由历史经验而来，更寄托了扬雄对所处时代世风深远的忧患思想。扬雄曾被认为是西汉末年模拟文风的代表人物，这的确是为客观事实所证实的。

　　然而扬雄绝非满足于单纯模仿，而是借助经典的影响力，将自己的感悟思考融入其中，表达自己的世用思想，践行自己“文章成名”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