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富国裕民、生产分配及社会分工伦理思想

　　摘要：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是中国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的产物，它不完全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但和市场经济也不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要有中国特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通过市场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而儒家倡导以社会效益为本位、以义为上的经营理念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契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利用的宝贵传统文化遗产。儒家的义利并举、富国裕民、生产分配、社会分工等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 经济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源远流长，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则是儒家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晶，它虽然不完全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但也可与市场经济相融通。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秉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经验，也要对儒家文化中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充分加以利用，作为我们吸纳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本土文化资源。儒家的富国裕民、生产分配、社会分工等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富国裕民伦理思想

　　儒家重义，但也不轻利，认为社会秩序的和谐、政治统治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都必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儒家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作为其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政治抱负的基本前提。第一，富国富民。荀子认为，富国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荀子·王制》）"足君"或"上富"即"富国库",这是狭义的"富国","足民"或"下富"即"富民"."兼足天下""上下俱富"既包括狭义的"富国",又包括"富民"在内的广义的"富国",这样就把"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了。"富国"与"富民"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关键在于采取什么途径来"富国库".如果统治集团不注重发展生产，而一味凭借强取豪夺，那么"富国库"与"富民"是相互矛盾的；若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则是相互统一的，"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第二，重农强本。在儒家生活的时代，农业生产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所以农业被儒家看作富国裕民之本，受到高度重视。荀子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王制》）只有强农业之本，才能富国裕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也把农业看作解决民众衣食的财富源泉，强调必须重视农业。第三，政在节财。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靠生产，另一方面要靠节俭。孔子把节俭看作富国裕民的重要手段。他说："政在节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荀子将实现富国的途径概括为"强本节用"."节用"指节约消费，尤其是指节省国家的各种开支费用。他一再强调"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而"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论》）并且强调要开源与节流并重。他说："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只有开源节流，才能创造和积累财富，广开源，善节流，才能富国裕民，即所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国》）宋明理学家们发扬先秦儒家的节俭精神，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思想，完全否定了人们享受物质财富的合理性，走向了禁欲主义。荀子首先指出"万物同宇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荀子》所谓"数"与"生",都是从一种必然性的角度论述自然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方式。就"富国"而言，这是所有君主的共同目的，也是君主统治天下的必要物质基础，但并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够找到实现这一目的的正确方式。荀子认为，君主欲"富国",只有处理好"富国"与"裕民"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荀子的"富国裕民"思想虽然强调了"裕民"的基础地位及意义，但是荀子不像孔子和孟子那样坚持一种道义论的经济伦理学说，而是主张一种具有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荀子的"富国裕民"论具有一种国际政治学的视野，在荀子所处的时代，经过"战国七雄"的长期战争与兼并，全国已经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存在"王道""霸道"和"强道",荀子认为，"王道"是以得民心为主，以仁义治理天下，即所谓的"仁政".荀子的"富国裕民"论是以国家的富裕为目的，以"下富则上富"为逻辑纽带，以"以政裕民"为途径，其中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德政思想，又渗入了东方法家即管子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荀子十分强调"政德",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既提出"以政裕民"的经济伦理学命题，又提出"以德役力"的经济伦理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意味着传统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儒家强调强本节用、开源节流的思想与现代经济理念是相吻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又是一种靠资本驱动的经济，只有在充分的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商品生产才能发生，经济的发展才可能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提倡节俭的精神在客观上促进了对资源的合理保护，可以纠正西方享乐主义带来的弊端，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生产分配伦理思想

　　孔子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的财富生产伦理思想。"利"不仅仅指物质生产，"民之所利"还包含了生产活动在内。他认为，财富的生产依赖于自然力量的作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代表了一切自然力量，其作用是超出人们支配之外独立运行的，对于"民之所利"应该因势利导，不必过多干涉。对于财富的生产，孔子不赞成君子等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活动。"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儒者根本不应参加农业生产，那些都是"小人"所做的事。统治阶级只要讲究礼、义、信，就可以招徕人民为他们生产，不必亲自参加劳动，也不必懂得生产知识。孔子还反对儒者从事工艺活动，他批评鲁国大夫藏文仲三不仁之一就是其"妾织蒲"（《左传·文公二年》），与民争利。他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种主张成为后来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广为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经典思想。此外，孔子对商业贸易持认可的态度，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自给自足，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商业活动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商业的地位也无法和农业、手工业相提并论。先秦诸子各家普遍有重农轻商的思想，但是，他们对商业并非都采取排斥的态度。孔子针对春秋时财富分配不均、差距悬殊的现实，提出了"均无贫"的分配思想。他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是站在"有国有家"的统治者立场上，抱着维持社会安定的目的谈分配的多寡的。即使社会财富足够丰富，但如果不能合理分配，使其中一部分人无衣无食，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则这部分人必然会怨恨、反抗，最终导致社会混乱。相反，如果社会财富并不丰富，但能进行合理分配，保证贫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则社会就会安定。故君主治国，应把重点放在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上。当然，孔子提出"均无贫"的分配观并不是主张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财富的平均分配，搞平均主义。儒家提倡和维护的是一种宗法等级制的社会，绝不可能有均贫富的平等思想。孔子"均无贫"分配思想的实质是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中实现一种贫富不甚悬殊的财富分配状态，保证没有人因无法维持基本生存而产生怨恨情绪，进而起来反抗统治者。儒家"均无贫"的分配观是从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分盘剥民众，要保证他们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使其能够正常生产，以供养统治者。儒家"均无贫"的分配观既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分配，所以没有绝对公平可言。但是，儒家对社会财富分配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分工伦理思想

　　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四民分业定居"是我国最早的社会分工伦理思想。从孔子强调"君子"之学在于"学道"而非"学稼"以来，儒家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有一种自觉的理论定位，就是要成为社会政治的管理者或教育者。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劳动伦理思想，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孟子封建等级思想在劳动伦理观上的反映。因为，在孟子看来，"劳心者"与"劳力者"既是一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劳动分工，也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社会身份的等级之分，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同构关系，认为是"天下之通义",具有永恒或客观规律的性质。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工现象，孟子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是历史的必然现象，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分工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孟子还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从唐尧时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社会分工，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孟子还充分肯定了商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既然各行各业的事情不能由一人来完成，那么就必须有人来沟通社会的不同分工，这种人就是商人。孟子认识到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国家不论大小都得有"君子"和"小人".同时，孟子还论述了农业与手工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当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个人及家庭不能仅靠自己的劳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不能一切都自给自足，只能自己专门从事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生产劳动，而以自己的劳动产品与其他生产者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他认为治天下是"大人"或"君子"之事，也是"劳心"之事；百工、农耕是"小人"或"野人"之事，也是"劳力"之事。"劳心者"是统治者，"劳力者"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必须供养统治者，统治者应受被统治者的供养，这是普遍的规律。"劳心者"与"劳力者"彼此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由自己来完成所有事情。孟子把社会分工与发展产品交换联系起来，把"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功能放在交换的行列中加以考察，在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强调经济运行和生产管理过程中的伦理手段，注重管理者的伦理素质和人际间的协调和谐，主张"施仁政",以德服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分并不包含道德评价的成分在内，毋宁说它更具有功利主义价值论的性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别又是与其"君子"与"小人"之辨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它内在地蕴含了一种道德评价的成分在内。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儒家倡导的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富国裕民的资政观、"贫无贫"的分配观、开源节流的理财观均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相吻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需要有大量高素质商人参与。儒家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义为上的经营价值观可以转变人们对商人唯利是图的看法，吸引更多有志有识之士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儒家文化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利用的本土文化资源。人们的行为方式总是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因而文化传统是影响和制约市场制度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市场制度必然具有不同特色。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要有中国特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就是通过市场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而儒家倡导以社会效益为本位、以义为上的经营理念，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契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利用的宝贵传统文化遗产。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参考文献

　　[1]王小锡。略论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经济意义[J].学海，1997（3）。

　　[2]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