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的哲学方法

　　学术界一般把 1961 年至 1965 年经济调整称为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把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调整称为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在关键时刻和危难之际，陈云挑起了领导这两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重任，发挥着关键作用。他精心组织，坚持统一，善抓重点，深入调查，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周密的战略部署， 为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坚持集中统一

　　在思想上， 陈云创造性地将调整工作与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在组织上，他倡导成立统一管理调整工作的专门小组与机构；在行动上，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调整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实施中。可以说，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组织领导、实施安排，陈云都始终坚持集中统一的方法。

　　（一）在思想上，提出正视现实，坚持实事求是，统一认识。对于两次国民经济调整，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缺乏清醒认识，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拖延观望，有的甚至对中央下达的文件自行其是，各取所需，使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端正各级干部的思想就成为完成调整任务的关键。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国民经济“高速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 年的 1、2 月间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1].但是，会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大家对当时财经方面的困难估计仍不够充分，认识还有待于深化。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陈云在西楼会议上针对财经方面的困难提出了六点意见。为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1962 年 2 月底， 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状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报告。陈云的这次讲话，不仅丰富了他在 2 月 21 日至 23 日“西楼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2].“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

　　[3]P1308这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赶英超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4]P273,集中精力搞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1979 年 6 月全国人大五届二交会议作出对国民经济实行“高速改革、整顿、提高”的决策，一些人对调整方针抱有怀疑。这年 9 月，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经济的调整“并不是多此一举”[5]P264.他还着重就压缩基本建设的必要性谈了意见， 以自己多年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统一了大家对调整方针的认识。事实上，针对党内思想不统一、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等问题，在 1978 年 2 月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发言时， 陈云就不断提醒大家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 11 月、12 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再次在东北组发言， 着重就当前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陈云的两次发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经济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思路。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央领导层开始正视现实， 国家经济工作也从急躁冒进向调整改革的方向转变。

　　在两次调整中，陈云一手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一手抓经济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将调整经济和统一思想紧密结合。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和措施，极大地端正了领导干部对调整的认识，成为经济调整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在组织上，成立专门机构，实行统一领导。20 世纪60 年代初 ,为贯彻第一个八字方针 ,中央要求重新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西楼会议”后，成立了陈云任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来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 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1962 年 4 月 9 日，中央下发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 ,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 年1 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职能，从过去的咨询机构变为了决策机构，成为全国财经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 也为国民经济的统一调整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在实行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前的 1979 年 3 月上旬，陈云就考虑如何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在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的问题，并多次同李先念、姚依林等商谈。3 月 14 日，陈云、李先念两人联名致信中央， 提出用两三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他们首先提出要在国务院下设财经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 根据陈云等的建议，21 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6]P162.姚依林为财经委员会的秘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这样，统一领导和统筹全国财政经济调整工作的专门机构正式建立了。

　　（三）在行动上，集 中精力 搞调整，统 一实施安 排。第一次经济调整时，“大跃进” 运动刚刚结束； 第二次经济调整时，中国经济遭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残。陈云一直密切关注着经济发展动向， 对这些问题有着敏锐而清醒的认识。作为经济能手的他，最早意识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调整应当成为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因而，他也成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倡导者。

　　1961 年中央决定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工作任务后，陈云立刻投身到紧张的调整工作中。他将调整的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 他认为相对于发展阶段来说，恢复阶段类似非常时期，情况非常困难，“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于是，他率领中财委成员统一制定经济调整的具体政策，着力领导调整国家、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集中安排城镇人口下乡，统一领导粮食进口等一系列工作。

　　他说：“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5]P206在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将调整作为“最必要的工作”来做。为了能够集中统一领导和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他辞去了分管公安、检察、法院等中央政法部门的工作。即使生病住院，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后，大病初愈的陈云又立即将注意力放在指导编制正在调整中的 1980 年和198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去。他认为，调整是改革的基础，即使是改革也应为调整让步。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各地“把经济调整工作先抓一下”,希望财经委员会成员能够“协力同心”,共同合作。邓小平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 有利于调整， 不能妨碍调整。”[6]P362因此， 陈云领导中财委成员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决定了一些大型重点项目上下马问题，统一安排资金和技术引进，集中解决了基建投资中的赤字问题， 正确处理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等问题，实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二、善于抓住重点

　　（一）抓住关键，攻破难点 .在经济调整过程中 ,陈云强调国家的建设要抓住关键，攻破难点，要“有先有后，有轻有重。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5]P310.

　　1961 年后的调整，陈云把农业和市场这两个问题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内容。“西楼会议”上，陈云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视为根本大计， 认为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农业方面，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在国家计划中应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在对 1962 年年度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时， 陈云也着重强调了农业和市场这两个问题，建议经济调整工作以农业、市场为重点。他指出：“现在调整计划， 实质上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满足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两项定下来，再考虑其他。管年度计划，首先就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不仅如此，陈云还将农业和市场问题提到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和归宿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3]P1313当然，陈云将农业作为经济调整的重点，其中也蕴涵了他经济思想中的民生观点。

　　1979 年后的国民经济调整， 分为两个阶段，1979 年至1980 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调整的重点是农轻重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第二阶段是 1981 年，这一阶段主要以基建规模、 财政收支以及稳定经济局势几个方面为重点[7].因此，在调整的第一阶段，陈云领导中财委着重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二是长期积压下来人民生活中的一系列“欠债”问题。而第二阶段也着重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和外汇不平衡等问题，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具体工程项目方面，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方针后，原拟兴建的大项目下马，宝钢是否下马自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成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于是，陈云领导中财委将这一首先急需处理的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工程中的重点项目进行处理。

　　此外， 各个部门的工作任务也是各有侧重。1978 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陈云要求国家计委负责同志重点考虑战略性问题。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钢的指标是一个重点，而冶金部则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

　　（二）以统筹安排为基础，带动全局发展。善抓重点还体现在陈云善于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统筹安排调整工作。经济调整过程中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统一管理全国的财经工作，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在两次调整中，陈云始终全盘考虑，用综合平衡的思想指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综合各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有步骤、有计划、按比例地对国民经济实行重点调整，从而实现以点带面、以重点项目拉动全局发展的良好趋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和综合发展。

　　第一次经济调整时，陈云站在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统筹安排各方面调整工作。当吃饭和穿衣都成为头等大事时，经过比较，陈云将吃饭问题作为更为紧要的事情来抓；当粮食和棉花都紧缺、都需要紧急进口时，他又把粮食进口放在第一位来安排。为争取更多粮食，搞好农副土特产和传统手工业产品出口，陈云不仅对农产品的收购进行指导，建议对农产品实行松收购，还对商品出口进行调整，提出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同时，他还考虑到商品出口今后的发展问题，为保证出口贸易的长期发展， 陈云提出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和信用制度。

　　第二次调整中， 陈云在 1979 年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宝钢问题提了八点意见，他提醒大家：“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外部的协作配套的各方面问题，都要考虑到。例如，在钢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虽然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 但单纯突出钢的做法是不能持久的，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如果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3]P1557.“照顾到各方面协调地前进，这个前进是可靠的， 若干年后在工业交通内部和其他各方面都可以按比例地发展。”[5]P268在具体调整过程中， 他还把经济调整看成是包括相关的经济政策和其他各方面的调整。 三年的经济调整突出了重点，也照顾了其他，市场消费品开始丰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不仅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同时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三、注重广泛调查

　　注重广泛调查，是陈云一贯的工作方法和实践方法。在先后两次主持、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为促进工作顺利开展，他都是从调查研究着手，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此印象极深，多次夸奖陈云对经济懂得比较多，并说：“他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陈云的调查研究主要有实地走访和开座谈会两种形式。

　　（一）实地走访。亲自做调查研究，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只要有可能，他总要亲自到当地去看一看，直接接触并了解实际情况。他每解决一个财经问题，每作出一个重大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过程。

　　1960 年， 掌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 先后到河北 、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活动。1961 年 3、4 月份，为缓解饥荒、浮肿病等严重局面，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调查解决粮食紧张的具体办法。

　　陈云尤其喜欢到自己的家乡走访调查。 他曾就自己的工作方法专门谈论过，他说：“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我最喜欢找家乡进行调查， 因为家乡情况最容易了解。”[8]P531961 年 6、7月间，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探寻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的具体办法， 陈云带领了一个调查组再次来到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农村进行调查，吃住都在农民家里，每天下午三四点钟都会到处走走看看，青浦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多次到农民家中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小蒸公社的 15 个养猪场，调查组看了 10 个，陈云看了 2 个。结束上海的调查后，陈云又率调查组到浙江嘉兴、嘉善、萧山，江苏吴江、昆山、吴县、无锡等地调查。从 1960 年到 1961 年，他先后走遍了华北、华东等地区的十几个省市，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第二次经济调整时，为了解市场实际状况，陈云经常会到三个地方走访调查。一是去北京百货大楼，看市场的经营情况。看哪些产品是多余的，哪些产品是短缺的。二是到东单菜市场，看副食品的供应状况。蛋类、肉类、蔬菜，品种多少，价格怎样，居民有什么意见。三是天桥市场，了解那里农贸市场的状况。 农民到城市里卖些什么， 买回去的又是什么。这样，他既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又了解了城市和居民的情况， 并据此研究和制定相关的农副业生产和销售政策[9]P241.

　　此外，为指导宝钢这一特大项目的取舍进退，具体了解宝钢建设情况，74 岁的陈云于 1979 年 5 月 31 日从杭州亲自奔赴上海，对宝钢建设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于第二天上午找来上海市负责同志严佑民、 韩哲一和陈锦华三人了解上海宝钢建设情况。用了近一个半月时间的调查，宝钢最终确立了科学的发展思路和方针。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 陈云对经济失衡的严重性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 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这些细致入微的调查，也为他实事求是地作出决策、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奠定了基础。

　　（二）开座谈会。陈云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总会与各界代表广泛接触，找群众和干部谈话，连续召开几天座谈会，认真听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了解经济建设的效果和群众反映。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果断作出决策。

　　一方面，善于倾听各方意见。第一次经济调整时，陈云先后主持了事关全局的提高粮价、农村养猪、发展化肥、煤炭工作、冶金工业等大型座谈会。其中，青浦农村座谈会和煤炭、冶金工业座谈会，是陈云在 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召开的两个重要的座谈会。

　　1961 年的青浦农村调查，陈云每天上午都会召开座谈会，在小蒸 15 天调查中，他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开了10 次专题座谈会，对座谈会所谈的 10 个问题 ,一一听取了社队干部和农民的意见，还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异同的江苏几个县，与省委、县委的负责人，对最紧要、最受群众关心的母猪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全面调查和反复分析的基础上，他撰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农村政策必须调整的建议。

　　10 月至 12 月， 陈云又先后主持了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座谈会， 同煤炭部和冶金部党组分别开了各一个月的座谈会，听取了各方面不同意见，通过系统而细致的分析，初步摸清了工业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解决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中问题的意见。

　　由于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以及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方面，因此，人们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对此，陈云认为，只是意见不同而已，意见不同是好事情，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采取辩论的办法好，辩论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只有倾听各方意见，才能更好地改进工作方法。搞经济工作的人要把眼光放远，将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全国工作水平上考虑。

　　在宝钢建设过程中， 当财经委员会同志将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和资料等送给陈云时， 他并没有立即对送来的报告作出批示，而是委托薄一波在北京先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工业的一些负责人的意见。在上海期间，他还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上海市冶金局的人员座谈，听取当地专业人士对宝钢建设的意见。他认为像宝钢这样大的工程，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

　　另一方面， 尤其注重倾听一切对立面的意见。“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在许多场合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这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一种辅助方法[8]P328.1978 年 7 月 , 陈云向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李先念建议，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随后又向谷牧提出，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10]P223.在南水北调工程问题上，陈云同样提倡把种种不同的意见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他建议，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 除了原拟订规划的同志参加几个， 更重要的是让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3]P1564.

　　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 陈云总会先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说：“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5]P187由于调查得全面细致，分析得深入透彻，陈云的调查报告和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决策，使“大跃进”和“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帮助国家渡过了难关。“前后数十年，一次次经济决策的出台 ,一场场经济战役的胜利， 一道道经济难关的渡过， 一项项经济建设的成就，都经过陈云同志的深思熟虑和果断决策，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经验和智慧。”[11]P25而他在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中提出的对策、积累的经验经受了历史的检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 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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