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字文体意义变化的轨迹探讨

　　摘    要：　目前学界对“故”体的阐释虽有不同, 却都与“故”的字义密切相关。从文体与文字的关系来讲, 特定的文体意义以特定的文字表示, 并与该字的字形、字义息息相关。相应地, 文体意义的变化也在其标志文字的渊源流变中有所投射。有鉴于此, 本文从“故”的字形着手, 梳理出“故”字由“古”字孳乳而来, 并分化出“诂”字的字形流变脉络。同时以“古训”“故训”“训故”“训诂”“诂训”这组词为线索, 辨析出“故”自先秦至两汉经历了“旧典”到“解释旧典”的字义流转过程, 进而考察出“故”的文体意义在先秦两汉之际实现了由说教型向阐释型的转变。这一研究过程或为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古; 故; 诂; 文体;

　　《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以“某某故”为书名的解经类文献, 罗家湘称之为“故”体, 并认为“‘故’本是储存于记忆、流传在口头的对典的解释”[1] (P152) , 而过常宝认为“故”体是有变化的, “原始的‘故’实指流传于口头的‘语’, ‘典故’都是早期社会有力的话语资源。后来‘故’才发展为推衍、说明之意”[2] (P253) 。两位学者实际上都是在借“故”的字义来阐释“故”的文体意义:“故”有“解释典故”的动词义, 而中国古代文体多以其行为方式来命名, 罗家湘即认为“故”之文体意义源于“故”这一解释旧典的行为。但过常宝认为“故”的动词义“推衍说明 (解释典故) ”是由其名词义“早期话语资源 (典故) ”发展而来, 所以“故”体文献最早是一种“语”类文献, 而后才衍生出阐释经典的特点。显然, 学者对“故”体的见解不一。吴承学认为:“中国古代多数文字的文体意义是后起的, 从初始义引申、孳乳派生而来, 并通过文字分化、合并或假借等方式来表达这种意义。文字的规范过程也包含了对文体特性的集体认同。”[3]那么, “故”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体?其字义流转与文体意义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故”字甲骨未见, 明确有其字义的是西周大盂鼎铭文 (《殷周金文集成》2837) 中通作“故”的“古”字, 而今之“故”字最早见于西周班簋铭文 (《殷周金文集成》4341) 。直至战国简帛, “故”仍多写作“古”。从文字演变角度来看, “故”之音义应是从“古”分化而来, 不过, “故”是如何从中孳生出文体意义确实需要一番具体探寻。许慎认为“故”本义为“使为之”, 而“古”本义为“识前言” (1) , 直观上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文体意义上的关联。显然, 要想从文字出发蠡测古人对文体的认知, 单纯的本义探究有些勉强,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文字出现的原始语境来考察其文体意义的产生。因此, 要厘清“古”“故”之文体关联, 就必须从二者产生联系的文献中寻找线索。《毛传》曾将《诗经·烝民》“古训是式”之“古”释作“故也”[4] (P1225) , 也就是说《毛传》认为“古训”即“故训”。陆德明音义与孔颖达正义又将“故训”等同于“诂训” (2) , 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又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 亦曰‘训诂’”[5] (P5) 。直观上看, “古训”“故训”“训故”“训诂”“诂训”这些词似乎是一回事, 但细究下来, “故”从“古”到“诂”的字形演变与兴替必然暗示着“故”的意义是发生了变化的。姚孝遂认为“古通作故, 盖初本作古, 至于‘故’‘诂’等皆为后起孳乳字”[6] (P2947) , 又“先秦典籍未见‘诂’字”[7]。依照文字的演变轨迹, “故”是“古”的后起区别字, 而“诂”应是“故”的后起区别字, 也就是说, “故”与“古”“诂”互为古今字。众所周知, “训诂”是一种注书方法, 除了字书之外, 常见于经解体文献。毋庸置疑, 这个“诂”是有着鲜明文体意义的。“诂”既与“古”“故”有着字义上的承继关系, 以这些字为标志的文体意义也当有所关联。既如此, 从“故”在“古训”“故训”“训故”“训诂”“诂训”这组词的字义流转中, 我们或可探寻出“故”字文体意义变化之轨迹。

　　一、“古 (故) ”的说教类文体特色

　　“古训”见于《诗经·烝民》“古训是式”, 《毛传》“古, 故也”。《毛诗序》言此诗为西周末年宣王时的尹吉甫所作 (1) , 而“故”字在此前西周中期的班簋铭文中已经出现, 且先秦时期“古”“故”作为古今字, 许多字义是相近甚至是重合的, 两字互通非常普遍, 因而“古训”亦是“故训”并无多大问题。然而, “故”在“古 (故) 训”一词中的字义却是纷争未明。一直以来, 学界对“古 (故) 训”持两种理解: (1) 形容词+名词, 意为过去的训典, 近代学者齐佩2) 、孙雍长即持此说 (2) ; (2) 名词+名词, 旧典遗训, 王浩因章太炎视“曰若稽古”之“古”为“古籍”而受启发, 认为“古 (故) 训”之“古 (故) ”为“旧典”之义 (3) 。“古训”又见于《尚书》:“王人求多闻, 时惟建事, 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 以克永世, 匪说攸闻。” (《尚书·商书·说命下》) [4] (P372) “资富能训, 惟以永年。惟德惟义, 时乃大训。不由古训, 于何其训?” (《尚书·周书·毕命》) [4] (P522)

　　《尚书》的“学于古训”“事师古”“由古训”其实和《诗经》“古训是式”表达着相同的意思, 即重视并学习先王遗典, 遵循先代旧制与经验行事 (4) 。那么, 后世君王需事事征之、效法的“古 (故) 训”, 仅是古代的“训”, 还是“旧典”之“古 (故) ”与“训”呢?

　　《尚书》所提及之“训”是一种训导言辞, 其一是与先代帝王有关, 如《太甲上》“密迩先王其训”、《君陈》“周公之训”、《酒诰》“祖考之彝训”、《顾命》“文武大训”等。其二是贤臣依据先王事迹、遗训而教诲时王 (“训于王”) , 如《高宗肜日》中祖己训祖庚、《伊训》中伊尹训太甲等。先王之训是后世君主奉如圭臬般的存在, 《尚书》虽未提及其内容, 但儆诫意味不言而明。而贤臣之训也多引据先王之言行来告诫时王, 只是权威性略不及先王之训。由上可知, 《尚书》中的“训”实质上是对君王为政牧民之行的说教。且不止《尚书》之“训”, 《逸周书》中的《度训》《常训》《命训》亦是此类, 这些文献都说明“训”提供的是经验教训而非面面俱到的常规旧例。不过, 大量的史实却告诉我们, 先秦崇古思想渗透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君王行事所依循的不仅有说教之“训”, 还会有故实、旧制之“故”。如, 《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诸侯伐楚, 楚子派使者问“何故”, 管仲以周初齐国太公受封之时已被周天子授权的故实为答, 证明齐国代征贡赋、稽查疑凶皆有“故”可依, 楚国因此不得不承认理亏 (5) 。《国语·鲁语》记载齐哀姜嫁鲁庄公时, 庄公命大夫、宗妇用币作为见面礼拜见哀姜, 违背了“男女有别”的旧制, 鲁臣夏父展以“非故也”进言劝告鲁庄公, “故”韦昭注作“故事也”。此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亦有记载 (6) 。“故”既然是君王事事依循之准则, 就意味着“古训”有可能为两个近义名词“古 (故) ”与“训”所组成, 而《国语》中的一些记载恰恰印证了这个推测。樊穆仲向周宣王推荐鲁孝公为训导者时说:“ (孝公) 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 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不干所问, 不犯所咨。” (《周语上》) [8] (P23) 申叔时向楚庄王论述教育太子之道时言:“教之故志, 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 使知族类, 行比义焉。” (《楚语上》) [8] (P486) 可见“故志”“故实”与“遗训”“训典”是当时统治者必须学习并效法的, “故”“训”皆指先代具有教育意义的典籍文献, “故”在“古 (故) 训”一词中为名词义的说法是行得通的。

　　事实上, 《左传》《国语》皆有大量围绕“故”展开问对的记载: (1) 以古代神话传说为中心。《昭公十七年》郯子以黄帝以来的传说向鲁臣昭子讲解少皞氏以鸟名官之“故”, 《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据舜至夏时的传说向魏献子解说当世无龙之“故”等。 (2) 以古代格言警句中心。《宣公十五年》晋使解扬向楚庄王申辩临阵食言之“故”, 《昭公元年》叔向引《诗经》与赵孟讨论楚令尹必亡之“故”, 《晋语八》辛俞据“古言”向晋平公申诉违令出奔之“故”等。 (3) 以史实、旧事为中心。《襄公二十五年》子产追述郑、陈两国旧事向晋人申述郑国伐陈之“故”, 《晋语八》叔向引栾武子、郤昭子家族旧事向韩宣子阐述贺贫之“故”等。 (4) 以旧制、旧例为中心。《昭公三十年》游吉引旧例向士景伯申述只身送葬之“故”, 《晋语一》里克以无太子出征的旧制劝晋献公收回成命等。从这些记载来看, “故”的内容丰富多样, 其形式也有口头与文本之别。然而,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 空间地域的阻隔、社会等级的分明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 限制着“故”的流传范围。从历时性角度而言, 语言文字的迥异与思想文化的隔阂又造成了“故”的理解困难。诸多因素困扰之下, “解故”势必成为传播“故”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何种形式之“故”, 在传播过程中都需要借助解说才能被更好的理解与传承。此外, 春秋战国之时, 人们习惯称引“故”以论说, 并在这一过程中对“故”加以处理使之侧重点有所倾斜, 从而强调并佐证自己的观点, 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也使得“故”的教益作用更盛。可见, 当“故”类文献通过“解故”成为特定言辞形式的有机部分后, “故”的文体意义更加明晰。

　　“故”字文体意义萌生之初仅仅指有教益之用的“故”类文献, 具体为古言、故实、旧例等资料性质的“故”。当“解故”促使“故”类文献进入特定言辞形式后, 具有说教特色的“故”体也正式形成。此外, 或许正因“解故”因素的举足轻重, “故”字渐渐萌发出“解释”“说明”之义。而随着解释典故活动的广泛与深入, 以“解故”为文体核心的训诂体也就萌生了。

　　二、“故”之训诂类文体特色的萌生

　　“故训”最早见于《毛诗故训传》, 《诗经》等书中出现的“古训”虽义同“故训”, 但以“故”字与“训”相连的情况实见于此。其后, “故训”又见于《梁书·始兴王憺传》“是用方轨往贤, 稽择故训, 鸿名美义, 允臻其极”[9] (P355) 。《诗经》《尚书》以及《梁书》中出现的“古 (故) 训”皆指为政治民之先代旧典, 《毛诗故训传》中的“故训”显然不是此义, 两种“故训”不可混为一谈。齐佩2) 认为《毛传》书名之“故训”义同“古训”, 为“故昔的典训”, 《毛传》中指“师说或雅义” (1) 。这种理解明显将“故”视作了形容词, 如此又该怎么解释《汉书·艺文志》中一并在录的《鲁故》《齐后氏故》《韩故》等书名呢?依常理而言, 既同为汉人研究《诗经》之文献, 命名自是彼此参照, 书名之“故”字当同义。而既为书名, “故”字作形容词义理解是行不通的。书名之“故训”既非“故昔的典训”, 又是否等同后世之“训诂”而为“解释”之义呢?可惜的是, 翻阅两汉典籍, “训故”“训诂”之词多见, 唯独“故训”一词不见于他处文献。可知两汉之时, “故训”并没有作为一个解释旧典的术语而广泛存在。以上“故训”一词的诸多词义在《毛传》中皆不相符, “故”“训”二字相连又别处不见, 故其于此书名中是否作为一词而存在应当存疑。既如此, 若“故训传”的书名中, “故”为一个语素的单纯词而“训传”二字为合成词, 又是否解释得通?答案也不是肯定的。“训传”一词见于《全汉文》中孔衍的《上成帝书辩家语宜记录》以及孔安国《尚书》《古文孝经》的序文中, 但这些文献皆被疑为伪托 (2) 。可靠的出处是晚于汉代的《宋书·志第七·礼四》“经籍残伪, 训传异门”[10] (P470) , 故此说也存疑。

　　“故训传”一名之所以给后人带来诸多困惑, 恰恰是因为“故”“训”“传”三字的使用具有词源特征,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书名得到“故训”“训传”至少两个词语的解读, 且“训故 (诂) ”“诂训”也是源于此处。然而, “训故”“训诂”“诂训”“训传”等词语虽出自《毛诗故训传》, 却并不能由此认定毛书中“故训”“训传”也是作为词语而存在的, 这是两个问题。毕竟, 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在早于或同于《毛诗故训传》之时的其他文献中, 有它们作为词语使用的情况出现。马瑞辰曾指出:“毛公传《诗》多古文, 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 故名其书为《故训传》。”[5] (P5) 此说甚是。《毛诗故训传》中“故”“训”“传”三个字当为独立的词语, 且此“故”义同《鲁故》《韩故》之“故”。如此, “故”只可能有名词义和动词义两种解释, 笔者尝试推测如下:

　　一种理解是作为名词义。一是“旧典”, 指四家诗各自传承的师说文献。如此, 书名之“训”“传”当然也是名词义。“训”可指“说教的言辞”, 如《国语·晋语》“所以明训也”, 韦注“教训” (1) 。“传”在先秦较为常见, 可指“为某书作注的着作”, 如《春秋》三传。 (2) “古字古言”。“故”此义见于《诗经·周南·关雎》篇的陆德明音义与孔颖达疏, 陆德明认为“诂、故皆是古义”, 孔颖达更进一步说:“诂者, 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4] (P561) 陆、孔二人所谓的“古”具体指“古代的言词”。根据陆德明所言, 汉代樊光和三国孙炎所注《尔雅》首篇作“释故”, 主要解释古今异言;而参考过二人注本的郭璞, 其《尔雅》注本首篇则作“释诂” (2) 。鉴于《尔雅》其余篇名皆是“释+名词”的组合, 《释诂》中的“诂”最早应为“古字古言”的“故”。晋时郭璞以“释诂”代“释故”, 说明汉之后的“诂”虽留有“故”的名词义, 但“故 (诂) ”类文献训释古字词的特点促使“诂”的动词义从“故”中分化出来。“故”作“古字古言”理解的话, “训”当义同《尔雅》“释训”之“训”, 指连绵词类的词语。“传”仍可释为“为某书作注之着作”。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故”为动词义, 由“旧典”延伸出“解释旧典”之义, 义近今之“训诂”一词中的“诂”, 以此义释众书名皆通。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指出:“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 失真耳。”[11] (P1708) 学者多据此质疑“故”与“诂”所指不同, 却忽略了颜师古的前半句:“故者, 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它皆类此”, 正是指《鲁故》等书名中的“故”亦是此义。颜师古本意应是强调当时流传的《毛诗诂训传》实为《鲁故》之类。“通其指义”是众书名之“故”的本义。若非要细究的话, “诂”之“通古今言”是包含在“故”的“通其指义”范围内的, 不过是词义范畴缩小了些。因此, “故”的动词义几同于“诂”, “训”作“训释”, “传”作“传注”, 以此解释众书名亦通。

　　综上可知, 无论“故”为名词义或动词义, 都不能否认其具有鲜明的训诂体例特点。回看《汉书·艺文志》传解《诗经》之书目的类别之分, 既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等“故”类, 又有《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韩内传》《韩外传》等“传”类。可知, “故”与“传”当是各自单行解经体系。而《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记载“ (鲁申公) 独以《诗》经为训以教, 无传 (疑) , 疑者则阙不传”, 鲁申公传《诗》“为训”而“无传”, 显见得“训”也是独立于“传”之外而存在的。

　　齐诗、鲁诗、韩诗各以“故”“训”“传”分别传《诗》的情况, 说明了彼时训诂类文献的体例正逐渐丰富, 且《鲁说》《韩说》《齐杂记》的存在证明了这些书目诞生之时体例用语较为繁杂, 随着时间的推移, 指称才越来越稳定明确。这一点我们对比《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也会发现:“ (鲁申公) 独以《诗》经为训以教, 无传, 疑者则阙不传。…… (齐辕固) 以治《诗》, 孝景时为博士。…… (燕韩生) 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 其语颇与齐鲁间殊, 然其归一也。” (《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12] (P3121-3124) “鲁申公为《诗》训故, 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汉书·艺文志》) [11] (P1708) 《史记》之时“以《诗》为训”“治《诗》”“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 指称训诂活动较为自由, 而《汉书》仅以“训故”“为之传”来称之, 明显标准化了。不可否认, 较之齐、鲁、韩三家之书, 《毛诗故训传》的单书训诂体系更为完备, 或为其学派所传“故”“训”“传”等文献的合集。毛诗这种整合学派学术资源的做法更利于其学说的传承, 这或许也是毛诗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

　　词义的流转要看具体的语境, 不能盲目地比较。汉人以“古训”为“故训”, 指的是先秦所推崇之“古训”实为旧典遗训之“故训”。而汉以后人们以“诂训”为“故训”, 指的却是《毛诗故训传》中的“故训”, 而非旧典遗训之“故训”。若不仔细区别语境, 就会得出“古训”即“故训”、“故训”即“诂训”的简单论断。后世之所以会用“诂训传”代替“故训传”, 其根本原因是《诗经》的“故”类文献已经产生了“诂”的文体特点, 如《毛诗故训传》就以解释字义为主, 保留了大量古义, 而这是训诂类文献的典型特征。

　　三、“诂”字的出现标志着“诂”类文体的兴盛

　　文化断层及年代久远的问题导致汉人对先秦文献音义的难通, 先秦的“故”越来越需要被阐释才能为当世所理解, 以说教为文体特色的“故”类文献开始呈现训诂的特点, 有着训诂之实的《诗经》“故”类典籍即为此证。随着汉代训“故”活动的十分普遍, “故”从“旧典”延伸出“解释旧典”之词义, 新字义的产生往往需要新的专属字符, 这或许正是“诂”字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孙雍长所言“先秦典籍未见‘诂’字”, “‘训诂’这一名称的出现, 从现存文献材料看来, 似乎只是两汉时期的事情”[7]。“诂”字出现之后, 必然很长一段时间是与“故”通用的, 所以两汉时期的文献中“训故”与“训诂”是同时存在的, 如: (1) 训诂。“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 当使诸儒共集训诂。《尔雅》所及, 《五经》所诂。不合《尔雅》者, 诂鞫为病, 及诸经氏之属, 皆无证验。” (《刘歆与扬雄书》) [13] (P518-519) “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 深好训诂。” (《扬雄答刘歆书》) [13] (P520-521) “以《左氏》训诂, 造作百二篇, 具成奏上。” (《论衡·佚文第六十一》) [14] (P862) “雄少而好学, 不为章句, 训诂通而已, 博览无所不见。” (《汉书·扬雄传》) [11] (P3514) (2) 训故。“汉兴, 鲁申公为《诗》训故, 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汉书·艺文志》) [11] (P1708) “张敞从受之, 传至外孙之子杜林, 为作训故, 并列焉。” (《汉书·艺文志》) [11] (P1721) “ (丁宽) 作《易说》三万言, 训故举大谊而已, 今小章句是也。” (《汉书·儒林传》) [11] (P3597)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亡传。” (《汉书·儒林传》) [11] (P3608) 《汉书》中除了《扬雄传》出现“训诂”一词外, 他处皆作“训故”, 不知是否有传抄笔误的问题, 或因“诂”刚从“故”分化而来, “训故”与“训诂”在此时是无法严格区分的。孙雍长认为:“在两汉语言中, ‘训诂’ (训故) 一语还不是什么同义连文的并列词组, 而是一种‘训’与‘诂’ (故) 词各有义的述宾结构。‘训’是动词, 是‘解释’的意思;‘诂’ (故) 是名词, 指古书中的古字古言。”[7]显然, 孙雍长注意到了“诂”在诞生之初是有“故”的名词义特点的。钱大昕想必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认为《说文》中“诂, 训故言也”类似“昧爽, 旦明也”“参商, 星也”等, 当断作“诂训, 故言也” (1) 。不过, 孙雍长认为《刘歆与扬雄书》中“《五经》所诂”是名词动用, 不能因“诂”有单独用作动词的, 而把“训诂 (故) ”中的“诂 (故) ”也看做动词。这种看法未免执着于表相了。“训故 (诂) ”若为“动词+名词”, 意为“解释古字古言”, 若为“动词+动词”, 意为“ (用通俗的、当代的话) 解释古籍的字句”, 两者意义区别不大。其实, “训故 (诂) ”一词的词性之所以产生争论, 其根本原因在于“故 (诂) ”字本身具有“兼类词”的特点, 即有“解释古字古言”和“对古字古言的解释”两义, 这才使得“训故 (诂) ”一词在使用中也产生了动词义与名词义之别。如, “为《诗》训故”即“为《诗》解释其中的古字古言”, 用的是“训故”一词的动词义。而“以《诗经》为训故”即“以《诗经》为 (文献) 对象的古字古言的解释”, 其实就是“专门针对《诗经》的古字古言解释”, 用的是“训故”之名词义。因此, 汉代“训故 (诂) ”一词的“故 (诂) ”字为名词义还是动词义应视具体语境以区分, 不能一以概之。事实上, 换个切入点思考就会发现, 无论是并列词组还是述宾结构, 汉时的“训故 (诂) ”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词语了。前文提到“诂”字的出现源于训“故”活动的普遍, 而“训故 (诂) ”作为固定的词语出现则标志着解释旧典这一学术活动的成熟。再者, 从文体学角度来说, 文体名为兼类词这一点, 恰恰揭示了文体产生之初人们对文体的认知是与其生成方式混为一谈的, “故 (诂) ”在两汉时期的兼类词特点, 也正切合了郭英德所言由“言说行为 (动词) 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 (名词) ”的早期文体生成过程。 (2)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训故”与“训诂”的同时存在, 说明两汉时“故”“诂”进入分化期。早期二字的意义并不能明确区分, “故”逐渐孳生出“诂”的动词义, “诂”也未能褪去“故”所带来的名词义, “故 (诂) ”因而呈现出一种“兼类词”的特点。而受语言惯性和通假因素的影响, “故”“诂”在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通用的, 但“诂”的意义却逐渐独立出来。如:“必须天授之才, 非所以训故也。” (《抱朴子·外篇·仁明》) [15] (P236) “钦仲朗博, 训诂典坟。” (《华阳国志·右汉中士女赞第五》) [16] (P170) “ (贾逵) 尤明《左氏传》《国语》, 为之《解诂》五十一篇……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并作《周官解故》。”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17] (P1235-1239) “ (卢植) 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 (《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17] (P2116) 从所举文献来看, 《抱朴子》中的“训故”与《华阳国志》中的“训诂”意义无差。而《后汉书》中“解诂”亦与“解故”并存, 且《贾逵传》中同时出现的二词明显意义相同, 可证“故”“诂”二字汉以后多通用。到了魏晋之后, “训诂”与“诂训”的同时使用情况大量出现, 在多数情况下, 两词意义相同。如《文心雕龙·宗经》同时有“《书》实记言, 而训诂茫昧”和“《诗》主言志, 诂训同《书》”之句[18] (P42) , “训诂”与“诂训”二义相同, 这种同义倒文的现象标志着“诂”的词义已从“故”中彻底分化出来。“诂”字的独立, 意味着人们对训诂类文体性质的判定截然有别于先秦的“故”体, 这种清晰的认知打破了汉代“故”意识体承前启后之时的混淆状态。在人们反复使用的过程中, “诂”体阐释体例日趋完备, 逐渐褪去了先秦“故”体的说教色彩。

　　吴承学认为“中国文字是中国文体的存在方式”, “从一些古文字的构形与渊源流变入手, 可以考察文体的原始状态、形象与意义, 也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形成的一些规律”[3]。从“古训”到“故训”再到“诂训”出现的过程, “故”字经历了由名词义“旧典”到动词义“解释旧典”、又进一步缩小动词义至“解释古字古言”的转变, “诂”字也逐渐取代“故”字成为训诂学的术语专指。这组古今字的兴替现象, 暗示着进入汉代之后训诂类文体体例的渐趋完备与成熟。

　　四、结语

　　文字是文体信息的载体, 文体的特质总会反射到文字的字义中, 而文字字义的引申与孳乳又往往通过文字的分化和假借表现出来。纵观“故”字之流变历程, 文体意义的变迁总是如影随形。以“故”在“古训”“故训”“训故”“训诂”“诂训”这组词中的字义流转为线索, 可以探知:汉代受学派师说传承之影响, 先秦的“古 (故) ”越来越需要被阐释才能为当世所理解, “故”类文献的文体特点便由说教型向阐释型转变, 训诂类文献应运而生, “诂”字由此逐渐与“故”字完成分化。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发现, 文字与文体的关系密不可分, 文字的流变可以反映出相应文体的转变, 而借助文字演变考察相应的文体意义, 进而研究先秦两汉文体的嬗变, 将会为我们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罗家湘.逸周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16.
　　[3]吴承学.中国早期文字与文体观念[J].文学评论, 2016, (6) .
　　[4]阮元.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6]于省吾, 姚孝遂.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7]孙雍长.“训诂”不等于“故训”[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0, (1) .
　　[8]徐元诰, 王树民, 沈长云.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9]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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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3]钱绎.方言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91.
　　[14]王充.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15]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 1991.
　　[16]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8]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7.

　　注释：

　　1 (汉) 许慎:“古, 故也。从十口, 识前言者也。凡古之属皆从古。”又:“古, 使为之也, 从攴, 古声。” (《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第88页下, 第123页上)
　　2 (唐) 陆德明音义:“故训, 旧本多作故, 今或作诂。”孔颖达正义:“诂训传者, 注解之别名。”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2009年版, 第561页)
　　3 《毛诗序》:“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也, 任贤使能, 周室中兴焉。” (阮刻《十三经注疏》, 第1224页。)
　　4 孙雍长:“齐先生断定《毛传》书名中的‘故训’二字源于《诗经》中的‘古训是式’一语, 指的是师说或雅义, 所谓‘故训传’, 即是依照师说或雅义等故昔的训释而为《诗》立传。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训诂史上的早期情况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训诂”不等于“故训”》,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0年第1期)
　　5 王浩:“《诗·大雅·烝民》云‘古训是式’, 《毛传》:‘古, 故也。’《郑笺》:‘古训, 先王之遗典也。’《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谓梁丘据:‘齐、鲁之故, 吾子何不闻焉?’杜预注:‘故, 旧典。’则‘古’‘故’相通, 且有‘旧典’‘先王遗典’之意。……章太炎先生就曾指出:‘《逸周书·武穆解》:曰若稽古, 曰昭天之道, 熙帝之载, 揆民之任, 夷德之用云云。此以援引古籍, 故云曰若稽古。’” (《故、旧典、故府与“曰若稽古”---兼论周穆王时代的文献编纂整理活动》,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年第5期)
　　6 旧题 (汉) 孔安国传, 《说命下》:“王者求多闻以立事, 学于古训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 非说所闻, 言非是道。”《毕命》:“以富资而能顺义, 则惟可以长年命矣。惟有德义, 是乃大顺。若不用古训典籍, 于何其能顺乎?” (阮刻《十三经注疏》, 第372页, 第522页)
　　7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赐我先君履, 东至于海……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 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 (同上, 第3890-3891页)
　　8 《国语·鲁语》记载:“哀姜至, 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韦昭注:“故, 故事也。” (徐元诰撰,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 中华书局, 2002年版, 第147页) 又《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秋, 哀姜至。公使宗妇觌, 用币, 非礼也。” (阮刻《十三经注疏》, 第4737页)
　　9 齐佩2) :“孔氏的说法颇有些自相矛盾。他也明知‘故训传’是用了《诗经》‘古训是式’的意义, ‘故训’本是‘故昔的典训’, 这‘故昔典训’的所指, 无论是师说或雅义, 都尚较合理近是;然而他还要牵扯到《释诂》等的篇名上去, 就很有些附会了。” (《训诂学概论》,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6页)
　　10 孔衍《上成帝书辩家语宜记录》有“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 世人莫有能言者, 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孔安国《尚书序》有“采摭群言, 以立训传”;日本国本《古文孝经》之序《古文训传序》有“发愤精思, 为之训传”。
　　11 (三国) 韦昭注:“言尊卑各得其所, 所以明教训也。” (徐元诰版《国语集解》, 第379页)
　　12 (唐) 陆德明:“郭景纯注《尔雅》则作‘释诂’, 樊、孙等《尔雅》本皆为‘释故’。” (陆德明撰, 黄焯汇校, 黄延祖重辑《经典释文》, 中华书局2006年版, 第119页)
　　13 (清) 钱大昕《说文连上篆字为句》:“许君因文解义, 或当叠正文者即承上篆文连读。如:‘昧爽旦明也’‘肸响布也’, 湫隘下也‘腬嘉善肉也’烽隧侯表也, 诂训故言也‘顡痴不聪明也’‘参商星也’‘离黄仓庚也’‘嶲周燕也’, 皆承篆文为句。” (《十驾斋养新录》卷四,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57页)
　　14 郭英德:“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 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 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 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 (动词) 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 (名词) , 久而久之, 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