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小说的故事情节及创作手法

　　摘    要：　任何一种文体的发生，都离不开本民族土壤的浸润。中国古典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史”的特征，与从先秦发展而来的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渊源。作为先秦叙事散文的代表，《左传》不管是从其人物塑造、情节叙述还是创作技巧来看，都带有后世小说的因素。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也在行文叙事的很多方面奠定了古典小说的雏形，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     《左传》 ;古典小说;人物;情节;创作手法;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any literature styl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soil of the nation.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and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developed from the pre-Qin period.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rrative prose of the pre-Qin, Zuo Zhuan,whether from its characterization, plot narration or creative skills, has the factors of later novels.It not only opened up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created the embryonic form of classical novels in many aspects of narrative,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later novels.

　　Keyword：　Zuo Zhuan; classical novels; character; plot; creative skills;

　　夏志清先生曾说：“无论大陆的批评风尚如何，我以为有一点是不辩自明的，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小说有许多特色，但这些特色唯有通过历史才能充分理解。”[1]的确，孕育在早期文、史、哲一体化场域里的中国文学，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它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意义上“小说”是舶来语，是20世纪后中国学者将西方对于文体的划分引入以对中国文学进行分类。但是任何文学的发生，都离不开本民族土壤的浸润，也自然而然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先秦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不仅孕育着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且对后世各类文学文体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史”的特征，与从先秦发展而来的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渊源。正如郭丹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史传文学有着更加深刻的血缘关系，史传文学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2]
 

　　《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3]。在《左传》中包含着许多后世小说的因素，影响着古典小说的创作。根据后世小说的概念，“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4]171。除此之外，创作手法也常常被用来评判一部小说创作得成功与否。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人物、情节以及创作手法三方面来分析《左传》中的小说因素。

　　一、 鲜明的人物形象

　　《左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记录时，还为我们刻画了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展现出各色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左氏春秋》写人物一千有余，约对四五百人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描摹，上自天子、王侯，下至役人、谋士、盗贼，囊括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其中有些人物个性鲜明富有特色，如郑庄公、齐桓公，管仲等，对后世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树立了典范。

　　首先，作者善于运用语言描写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语言是一个人思想、性格最直接的反映。如《左传》中第一位提到的鲁隐公，虽然只是代理国政，在位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通过人物的寥寥数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位仁爱的君主形象。在隐公五年(前718),臧僖伯去世时，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5]51并且在原等级的丧仪上再加一等来安葬他。之前由于隐公想要前往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以其行为不合正轨而劝阻，但是隐公没有接受纳谏，执意前往；而今又提及旧事，可见隐公的悔过之心，至十一年(前712),羽父请求隐公杀掉鲁桓公，获得长久的统治权；然而面对王权的诱惑，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矣。”[5]93公当时年少，隐公代他执政，但是在位十一年，很难想象一个站在权力顶峰上的人却在等着桓公成年，然后将一切拱手相让。作者用简短的对话勾勒出了一位仁爱、善良、正直的隐公形象。

　　除此之外，作者写曹刿的勇气和智慧，郑庄公的阴狠有算计，曹共公的轻薄无聊，秦穆公的善于投机以及宫之奇的深谋远虑，宋襄公的徒有霸心而无霸谋等，都是借助人物的语言来体现性格，基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展开。作者对相关人物并无一评判之语，但是经过精心的语言建构，自会让读者观察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其次，作者还善用细节来描写人物。细节描写往往通过看似简单的行动，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形象，并对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可谓一举两得。如在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就有很多细节描写。在第三十六回，一天天气炎热，宝钗去往怡红院看望宝玉，恰巧宝玉睡着了。袭人因有事要外出，托宝钗在一旁照料。宝钗看到袭人未做好的肚兜，上面正在绣鸳鸯，也不知怎么的，就忍不住拿起来绣几针。而这一幕，又恰好被前来的黛玉看到。黛玉转身刚走，宝玉便在梦中呼喊道：“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6]听闻此话，宝钗放下手中针线活，不觉怔住了。这系列细节描写，很微妙地道出了宝黛钗三人的关系，对我们理解人物内心活动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左传》中也有许多细节描写，通过简单的细节动作来写人，无疑具有小说的特质。

　　例如发生在僖公三十二年(前628)的秦晋殽之战，晋国俘获了秦国的三员大将。但晋襄公却误听文嬴的话释放了三人。晋国老臣先轸知道后非常愤怒，当着君王的面“不顾而唾”[5]560。但实际上自己对此事耿耿于怀，在后来与狄人的战争中，说道：“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又“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5]563。这一系列描写，将一个刚正不阿、勇猛无惧、以死殉国的忠臣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其他如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崔杼弑齐庄公，晏子“枕尸股而哭”[5]1347又“三踊而出”[5]1347,体现出他的忠诚和刚正。桓公十年(前702)虞公向自己的兄弟虞叔索求宝玉、宝剑，所表现出的贪得无厌等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来突出人物形象，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富有特征。

　　二、 完整的故事情节

　　虽然《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至今学界有不一的看法；但是通过对比《春秋》与《左传》的文本，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左传》对于历史事件本身有着较为详细的描写。它不像《春秋》那样仅仅记载事情的发生，而是对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都做了翔实的介绍。在讲述历史事件时，非常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同时还运用生动的笔触，增强其故事性，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可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7]。我们举两例来看：

　　隐公元年(前722)“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只用六字概括事情的发生，但《左传》却将事情发生的始由、经过、结果全部讲述了出来。春秋初期，伴随着诸侯间争霸的还有各国内部的钩心斗角。郑国在此时就发生了争权夺位的斗争，庄公之弟共叔段联合母亲姜氏想要篡夺王位。而姜氏对共叔段的偏爱则是从兄弟俩生时就开始的，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5]7,但是却遭到郑武公的拒绝。在庄公即位后，姜氏依然处心积虑地为共叔段筹谋。而郑庄公在得知此事后，按兵不动，欲擒故纵，等待最佳时机，最终一举击灭共叔段的政变。全文叙述层次清晰，详略得当，将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僖公二十三年(前637)、二十四年(前636)“晋公子重耳之亡”,《春秋》对此并无记载，《左传》却用大量的篇幅来写重耳在外逃亡的经历。作者先用追叙的笔法，从重耳在蒲城之乱中不愿与君王对抗而选择逃亡讲起，然后讲述了重耳出奔狄国一直到最终回归晋国，一共19年的历史。一路上他饱尝艰辛，历经磨炼，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全文叙事脉络清晰有秩，在完整的故事情节中向我们展现了各色人物性格。重耳“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逃亡路上经历的磨难不言而喻。从“公子怒、欲鞭之”“公子安之”“醒、以戈逐子犯”最初的这些任性举动，到后来对楚成王谨慎成熟的答复、对子犯赤城相待的言语、重新接见寺人披与头须等人可见，重耳已经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成长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霸主了。左丘明用高超娴熟的叙事技巧，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勾勒出来，向我们展现了晋文公的性格养成之路。

　　叶朗先生曾说“情节的本质就是人物的性格，情节不过是性格的运动而已”[8],可以看出，《左传》中的诸多故事情节确实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好的突出作用，使得人物更丰满立体、有血有肉。但不仅仅如此，跌宕有序、高潮迭起、引人入胜的情节叙述也增加了《左传》的文学性，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一模式与叙事文学的典范——小说不谋而合。

　　三、 多样化的创作手法

　　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左传》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体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钱锺书就曾评论《左传》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摹，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为过也。” [9]可见，《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创作技巧，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渗透在古典小说创作的始末。

　　(一)虚实结合

　　作为“史”与“文”的出色结合，《左传》在秉持“实录”原则的基础上，又常常记录一些神怪之事，烘托主题，让读者置身于文本环境中，体验审美情境。

　　首先是将神话怪异之事与梦联系起来，一同呈现在人们面前。如成公十年(前581):

　　晋侯梦大历，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5]957

　　事件的前因是成公八年(前584)时，晋景公枉杀了赵同和赵括，大概一直有愧于心，于是梦中见二人变为厉鬼向自己讨命。景公因此得了心病，不久果然如巫史所言未能等到新麦成熟而死。这样奇异的事情还有许多，如宣公四年写楚令尹子文的诞生，也颇有神话色彩；城濮之战，晋文公战前之梦、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等。虽然这些奇异之事与原始先民们的巫术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也与作者欲借事件传达某种道德意识紧密联系；但不可置否，他们都为《左传》的环境描写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使得文本极具艺术魅力。

　　其次是对于密闭空间内人物言行的想象。按正常逻辑，在密闭空间内，人物的言行是不可能被旁人知晓的，更别提被史官记录了；在《左传》中，我们却发现作者仿佛无所不知。宣公二年，晋灵公派鉏麑去刺杀屡次向自己进谏的赵盾。鉏麑来到赵家，见天色尚早，但是赵盾却已然端坐在厅内等待上朝。见此情景，鉏麑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 [5]736这一段鉏麑死前的心理独白，当然是作者虚构而来。却显得合情合理，对于人物形象也起着烘托作用，为故事增添了几分文学色彩。

　　《左传》虚实结合的手法，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一方面，它决定了古典小说‘史’的特征。后世小说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往往以史切入，尽可能地赋予人物一个相对真实的成长空间。比如历史演义小说，假托时间与空间，生出一段传奇故事来；又比如通俗话本，在开始时也常常是“话说明成化年间”“陕西省大同府长安县”之语，以此揭开一个个故事。另一方面，如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神魔小说，不但从《左传》中提取大量素材，而且也常常以虚笔入文，写神奇古怪之事，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具有代表性的如《东周列国志》《吴越春秋》《搜神记》《聊斋志异》等。

　　(二)巧用修辞

　　惯用比喻、夸张与对比的修辞手法，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特征。在《左传》的行文中也包含着许多这样的手法，使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故事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左传》中最引人注意的修辞手法便是比喻。如隐公四年(前718)“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 [5]39,文公七年(前620)“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5]626;再如宣公十二年(前597)楚王抚三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5]825等，都是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以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内容所表达的意义。

　　“夸张是运用想象与变形，夸大事物的某些特征，写出不寻常之语。”[4]296在《左传》中，也多次用到夸张手法。如宣公十二年(前597),“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5]813;定公四年(前505),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 [5]21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勺饮不入口七日”的解释为“此言或太过，以生理言之，七日不饮水，不能生存。”[10] 从修辞学的角度言之，这种表达是为了极言申包胥请求得到秦国帮助的决心，也属于夸张手法。

　　对比的手法在《左传》中使用较多。如宣公三年(前606)“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5]744,说明持鼎者的德行其实比鼎本身的大小更为重要。再如庄公十年(前684),曹刿论战时将自己与“肉食者”之类作对比，得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5]213的结论，对比之中突出曹刿的勇敢与自信。僖公十五年(前645),阴饴甥对秦穆公所言“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5]410。作者运对比的手法，两相对照之中展现了“君子”与“小人”完全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含蓄的风格和反讽的意味。

　　(三)零聚焦叙述

　　通常，我们在阅读某一个文本时，常常会注意作者是从哪一视角来记录或者讲述事件的。所谓“视角”,即是“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1]19。法国学者热奈特将视角分为三种，分别是“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他认为“零聚焦”就是叙事者“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的叙述”“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4]272。从先秦发展而来的史传传统，要求史官本着实录的原则，以冷静、客观、超然事外的态度对历史进行记录。因此中国的史传文学多采用这种“零聚焦”的叙述视角，由《左传》开辟出来的这种叙述方式被后世沿用。古典小说在讲述故事时，往往就采用这种“零聚焦”的视角，讲述者多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观照着整个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与行动，并且紧跟故事的发生向读者讲述一切。唐僧师徒去往西天取经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三国风云中激动人心的战事描写、水浒英雄们的行侠仗义以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起落，其作者都是采用这种“零聚焦”的叙述视角，将故事娓娓道来的。

　　除了视角之外，《左传》还出现了非叙事性话语，即“叙事者对故事的理解和评价”[11]103。开辟了古典小说的第三人称评点式话语模式——“君子曰”。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完全是冷静的，有时候他也会忍不住做出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是假托“君子”,但君子象征着品德高尚美好的人，其所言自然存有大义，对后世有启发意义。如隐公元年(前722),在“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结束后，就有“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5]14这样一段话。作者通过公开式评论，对事件做了评判与总结，同时又让人注意到叙述者的存在。这种笔法，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蒲松龄也常在故事结束，有一段“异史氏曰”,让人注意到叙述者的声音，点明故事道理，堪为点睛之笔。

　　当然，《左传》的创作技巧远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其他诸如使用插叙、补叙、预叙手法叙述历史，使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运用“春秋笔法”进行道德劝善，借助民间传说强化故事情节以及颇富戏剧性的情节嵌入等，都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结 语

　　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创作手法三个方面，作为先秦叙事文学代表的《左传》与古典小说有着非常复杂的渊源关系，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也在行文叙事等方面奠定了古典小说的雏形，使得古典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史传文学的因子。正像胡适先生在其着作《白话文学史》中所说的中国文学有两条发展线，“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12]。长期以来，小说不被纳入正统文学的范畴，一直被划在民间文学里，但这条线是富有生机的一条线。沿波讨源，我们便可以发现，其实在早期的正统文学中便蕴含着俗文学的因子，不仅《左传》如此，之后的另外一部鸿篇巨制《史记》也是如此。因此，关注史传文学中的小说因素，以全方位、多融合的角度考察不同文体间的相通之处，在现代学术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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