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唐代，不但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而且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最辉煌、最令人向往的时代。而站在那个时代的顶点上，歌唱出整个民族面貌与命运的最伟大的诗人，无疑是李白与杜甫。然而他们虽然同站在这时代的高峰上，在年龄上他们相差仅十一岁，他们却又是生活在不同的两个阶段里。李白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安史之乱后，而安史之乱正是唐代一个重要的界碑，把唐代从此划分为两种全然不同的面貌：在此之前，是上山的路；在此之后，是下山的路。这两颗诗坛的巨星，并肩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一个诗人正是刚从那上山的路走上了山尖，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简直是“欲上青天揽明月”（《宜州谢眺楼饯别校叔书云》）了；另外一个诗人，却已经望见那下山的路，在那心旷神怡的山的极峰，前面正是横着那不愉快的下坡路。上山的时候似乎只望着天，下山的时候就不得不望着地了，“彩笔昔曾千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两人正是以不同的思想感情，面对着两个阶段的现实，并肩站在时代的顶峰上。正可谓相同的高度，各异的风景。
二、李白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李白对黑暗政治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统治集团的腐朽方面，杜甫却从这一点前进了一步，看到了贫富悬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这与两人的生活环境和主要活动时期的历史条件不同有关。李白带着盛唐社会熏陶出来的理想主义去敲仕宦的大门，渴望建立一番功业，而当他一旦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生活圈子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这个集团的过分的腐朽与黑暗，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促使他对黑暗政治有所认识。他对形式的认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的：盛唐社会的黄金时代培养了他的理想主义，而当他渴望着按照理想主义的追求去现实中寻求实有时，盛唐社会却已经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于是，理想只能在黑暗政治现实面前碰壁。他追求的是美妙的天国，而面对的却是黑暗的政治现实。因此，那黑暗和腐败，也就显得愈加分明。而且，由于他毕竟是生活在上层社会里，由于他富裕的经济条件，由于安史之乱这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比较安定的江南，他未能更多的接触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苦难，这就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使他对黑暗政治的认识只是集中在统治集团的腐败与黑暗上。
（一）李白在第一次漫游初期，虽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但对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却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富裕的经济条件和顺利的生活境遇，使他失去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他对于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并不了解。而由于他当时还置身与政治生活之外，尚未卷进政治斗争旋涡，对于政治生活的内幕，也并没有认识。他虽然渴望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政治对于他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第一次游长安，未被荐用，与失意的心情俱来的，是呈现在他面前的官场的现实：朝廷并不重视人才。于是他有“谁贵经纶才”的牢骚，有“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的叹息。但这只是个人的失意心情，是在个人不被重视的狭小范围内产生的认识，充其量不过是个人对于朝廷的不满而已。他并没有接触到更广阔的政治生活领域，对政治现实的种种不合理与黑暗的现象，还未觉察到。
（二）李白对政治现实有所认识，是在他第二次进长安，“供奉翰林”之后。不管传说中的御手调羹、高力士脱靴是否实有其事，他曾受到唐玄宗的重视却是现实。
“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温泉侍从归逢故人》）从他这两句诗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声誉与际遇。毫无疑问，他一下子走进了政治生活的核心，上自皇帝，下至达官显贵都接触到了。腐败、昏庸、穷奢极欲、是非颠倒、尔虞我诈，黑暗政治的种种现象一一呈现在他面前。而且，他被卷入政治斗争，并且受到排挤、打击，最终被“赐金放还”。也就在这个时期以后，他才看到了政治生活的某些内幕，在他的诗中开始出现了抨击黑暗政治的内容。他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至少有四方面的认识：
１、他看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他把它概括为：“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在位者沉迷声色，已经到了极其放纵的程度。
２、他看到了君权正在削弱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用“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隐晦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的政局。
３、李白还模糊地感到，在繁荣景象的背后，衰败就要来到。“歌钟乐未休，荣去老还逼。圆光过满缺，太阳移中昃。”（《君子有所思行》）４、在安史之乱前夕，李白甚至还预感到这场战乱的迫在眉睫。后来在回忆起天宝十一年游幽州时，他说到了当时的这种预感：“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虽然回忆不一定可信，在安史之乱前李白的其它诗歌虽也无法证明这一点，但如果说是一种模糊的预感，大概还是真实的。
（三）综观李白众多诗歌不难发现：李白有着巨大的政治抱负。但是，正如他缺乏政治家分析和判断形式的能力一样，他也缺乏在当时形式下行得通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主张是不切实际的、迂腐的，譬如在唐代社会走向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李白就开出了他的“弃末返本”政治药方。它的内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不切实际的，是不可能实行的。总的来说，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已不可避免，而李白的政治主张却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没有任何实行的客观条件与可能性。可以看出，李白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是有伟大的政治抱负和良好的政治愿望，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充满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是不切实际的，行不通的。
三、杜甫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
（一）如果说李白对于显示生活的认识在于正当盛唐社会开始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的时候，看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与黑暗，敏锐的预感到衰败的到来的话，那么杜甫对于显示的认识在于正当安史之乱这场标志唐代社会由盛而衰转折点的大动乱前后，对激烈的阶级矛盾有了不自觉的、朴素的、感性的认识。杜甫虽然也曾经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生活，享受过盛唐社会的繁华，但是盛唐社会的理想主义在他身上的反映是短暂的。杜甫对形式的认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之上的：随着转折时期的逐渐到来，理想主义在他身上已经逐渐消失，社会现实中的不合理和黑暗，逐步展现在他面前。他是站在现实生活中看现实的，他对形式的看法，多少带着一点悲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正在走向衰落的时代带给他的。安史之乱以后，又由于他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战火之下，跋涉于难民群中，他对于形势的看法更多地着眼与社会矛盾，着眼于人民疾苦方面。杜甫与李白审视形势的思想基础与认识角度存在差异。
（二）杜甫的政治思想不象李白的那么庞杂。他向往的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他终生都执着于这样一个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形成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它的具体内容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才逐渐明确提出的。这些内容主要包括：用贤、薄敛、轻刑、晏甲兵、也就是儒家的“仁政”。显然，这是一个远离现实的幻影。但这个远离现实的幻影却是从感受到现实的痛苦之后产生的。在灾难之中幻想着一个没有灾难的社会．他的这个理想中，明显地包含着两个动机：一个是忠君，一个是爱民。杜甫的忠君，真诚而执着。终其一生，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忠君之心未变。无疑，杜甫的忠君，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熏陶的产物，是他的阶级、他的家庭教养的结果。毫无疑问，他忠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且其中包含着很大成份的愚忠。例如，对于后期唐玄宗的昏庸，他却认为是“政化平如水，皇明断如神。”对于同样昏庸的代宗，他也说是“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但杜甫的忠君思想又和爱国紧紧结合在一起。读《春望》诗，无法否定他的爱国真诚；读《悲青坂》、《塞芦子》无法否定他对国家命运的出自内心的关注．也纯然发自内心。可以看出，杜甫爱国爱得深沉。杜甫的爱民思想既是真实的又是复杂的。
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确实是一片真诚。当他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的时候，他在感情上是接近人民。但同时，杜甫的同情人民又是和忠君统一在一起的。他为人民的遭遇多唏嘘，但又希望他们安分守己，为君尽忠，这处处都表现着他既忠君又爱民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忠君与爱民是不能相容的，但是杜甫却是如此真实地把二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致的。他同情农民的苦难，却又反对他们起来革命。这就是杜甫！杜甫的忠君与爱民。用他的诗句来概括，就是：“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
（三）杜甫的政治理想有其积极的可以肯定之处，但却是远离现实、无法实现的。拿息兵来说，就是一种幻想。杜甫最早提到“晏甲兵”是在大历元年（７６６年），翌年又明确提出“销兵铸农器”而此时，唐王朝正面临着中央政权能否巩固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下，唐王朝需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如果息兵，那就意味着国家的四分五裂意味着中央政权的瓦解，而代之以藩镇割据的局面。销金甲以事耕农，作为经历十年战争之后希望国家安定，得以休养生息的一种愿望，是善良的，可以理解的，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心情。但是，如果把这种愿望作为政治主张付之实施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只能是灾难。在这一点上，杜甫和李白一样：作为诗人，他是敏锐的，深刻的；而作为政治家，他却是迂阔的。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提出，都基于一个良好的动机，李白渴望正开始衰败的盛唐社会“弃末返本”得以继续兴旺。杜甫渴望已经陷入灾难中的国家复归统一，并且得以巩固，人民免于疾苦。所有这些，对于他们深刻反映现实，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虽然李白和杜甫的政治理想都是不切实际的，但这无损于他们的伟大，他们的伟大的之处，在于描绘了他们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动人画卷，作为诗人，这已经足够了。
参考文献：
［１］陈玉刚．中国古代诗词曲典［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林庚．诗人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０１）．
［３］游国恩．中国文学史［Ｍ］．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