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改革下信贷规划管理的弱化研究

　　引 言

    我国自 1996 年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近年来，渐进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13 年 7 月贷款利率下限被取消，实现了贷款利率的全面放开 ;2015 年 3 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 1.2 倍调整为 1.3倍，逐步放宽存款利率上限管理意味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最关键和最核心的环节。近日央行在存款保险制度、同业存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同时面向个人和机构的大额存单，为存款利率市场化做好充分的准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让包含更多信息的利率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央行对经济实施间接调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币值的目标。

　　然而，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并没有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由信贷规模管理（1998 年）到信贷限额管理（2004 年），再到合意新增信贷规划管理模式（2012年），目前以直接数量控制为主的信贷规划管理仍然是央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中较重要的中介目标。尽管理论上通常认为信贷规模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存在一定缺陷，应该只是在市场不成熟时政府调控经济的权宜之计，但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接近二十年，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似乎还离不开对信贷规模的直接管理，调控经济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及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文献很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多。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那么该如何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 Poole.W（1970）最早提出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普勒规则，不过由于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准确性受到质疑（Walsh,2003）。考虑到开放经济的影响，Hoffmann 和 Kempa（2009）认为普勒规则适用于大国，大国更适合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小国选择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要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是银行贷款，信贷规模管理是事实上最重要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直接调控经济，并引导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盛松成，吴培新，2008）。国内大多数研究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伴随着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环境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金融结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性质和作用程度（樊明太，2004）。戴根有等认为货币市场的发展为扩大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条件，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机制的改革为中央银行提供了新的间接调控手段。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的存、贷利率水平的机制，让利率在资金的配置以及整个经济运行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中国金融环境、金融结构变迁产生重大的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会对当前的信贷规划管理以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并不多见，本文尝试探讨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信贷规划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存款利率全面市场化后，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变化以及该如何选择的问题。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央行对信贷规模的控制

　　1949-1978 年间中国处于集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揽了一切利率的制定，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利率自主权。30 年中官方利率仅调整了九次。1978 年以后，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逐渐开始松动，官方利率调整频率有所增加（黄金老，2001），利率管制时期由政府直接控制资本价格，官方管制的低存、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而言，意味着低的资金成本，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就能获取更多“租金”.这对银行扩大存款规模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银行通过增设分支机构，提供增值服务，甚至送礼品等方式吸纳新储户以达到扩大存款的目的。另一方面，官方管制的低贷款利率无法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激发了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冲动，即管制的低利率促使贷款规模的扩张，容易引发流动性泛滥（Qd> Q0），诱发通货膨胀。严格利率管制时期央行主要通过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防止通货膨胀。【1】

　　
　　如图 1 所示，严格利率管制下固定利差，银行有扩大信贷的冲动，供给曲线由 S0右移到 S1;官方管制贷款利率比民间金融利率低得多，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增加，需求曲线由 D 到 D1,信贷供给与需求同时增加，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Qd> Q*）。央行实施信贷规模控制下，银行供给曲线 S1变成弯折的 S1',信贷供给控制在 Q*,这时候，弯折的供给曲线 S1‘与需求曲线 D1相交，市场形成新的均衡利率 R1,R1远高于原有均衡利率 R*.由于央行规定银行利率在 R*水平，银行无法通过提高贷款利率筛选贷款对象，只能实施信贷配给，银行贷款只可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需求曲线由 D1左移到D2,利率由 R1下降 R*,信贷规模控制在 Q*.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信贷规模控制的取消1996 年中国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先后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以及部分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价格管制的放松为数量管制的逐渐退出创造了条件，1998 年央行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银行可以根据需求自主发放贷款 ;央行宣布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的中介目标，并于同年 5 月恢复公开市场操作，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的货币调控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的转变。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也由直接控制转变为以市场调控手段为主的间接控制。这一时期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主要通过货币当局“窗口指导”和监管部门的“存贷比”等监管指标实现。

　　（二）流动性泛滥与信贷限额管理的“登场”然而在贷款利率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后，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仍然存在明显差价，存差规模增长过快 , 流动性过剩问题凸现。理论上解决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政府可以运用两类措施 :一类是常规的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如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等 ;另一类是非常规的控制工具，如信贷规划等，将贷款供给强行减少，从而防止经济因过多的流动性而导致通胀。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对信贷规模计划管理的取消，央行试图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控，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逆向操作、发行央行债券等来遏制流动性过剩。

　　2006-2007 年短短两年时间，央行先后 14 次调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8 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11 次定向发行央票，然而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两年的上涨幅度分别达到了5.5%、7.5% ;上证综指由 1161.06 到 5261.56,涨幅达 4.53倍，金融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预示着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似乎并不通畅，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2007 年末的央行顶着“市场化改革的倒退”的压力在窗口指导中引入了信贷限额管理1,2007 年四季度央行通过“道义劝告”对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实行按季规模管理 ;2008 年要求各商业银行信贷增长不能超过 2007 年的增长额，事实上恢复了贷款限额控制 ;2009 年下半年后，对贷款规模的控制已转向“窗口指导”为主，辅以惩罚性的央行票据、特种存款、差别准备金率等手段的严厉的信贷规划模式。

　　信贷限额管理与原先的信贷规模控制本质上都属于信贷规划，不过在不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功效略有差别。信贷规模控制加上贷款利率管制，银行实施信贷配给，需求曲线向左移，对利率的影响有所降低 ;而信贷限额管理造成银行信贷供给曲线弯折，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结合，均衡利率大幅提高。

　　如图 2 所示，供给曲线由 S0到 S1,与不断右移的需求曲线 D2相交于 Q*,在贷款利率市场化情况下，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到 R*,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大幅增加，在稳定信贷上比加息和惩罚性定向央票更快捷有效。【2】

　　
　　信贷投放和广义货币 M2,此后央行更加倚重于信贷规划这种数量型调控模式，而且程度有所加深（余辉和余剑，2013）。2008 年下半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央行基准利率下调了五次，但真正起作用的是 2008 年下半年央行通过四万亿信贷投资刺激拉动经济，各大银行均大幅放贷，2009年和 2010 年新增贷款分别高达 9.6 万亿和 8 万亿 ;银行存贷比整体上升，并持续处于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