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湿地生态补偿体系现状探析(2),环境保护论文

　　在中国，湿地生态补偿主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垂直模式进行，主体包括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湿地保护行政主管部门[4~6],具体分为中央、省、市和社区四级[7],此外还有对环境服务付费的市场模式，包括生态受益主体、生态破坏主体和生态责任承担者三类[8,9].一方面，为生产湿地生态产品做出贡献的保护者应获得相应的回报，而对于开发湿地资源或污染湿地环境的破坏者应提供赔偿，如旅游公司和团体、开发企业和个人等[10~13];另一方面，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为代表的社会团体或国际组织愿意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能够提供资金、技术等补偿手段。
　　
　　1.2湿地生态补偿客体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客体由补偿金征收对象和补偿金发放对象组成，补偿金征收对象即对湿地生态效益造成破坏的单位和个人；而补偿金发放对象即在湿地生态保护中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单位和个人[4],也就是为特定社会经济系统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现状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和损害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具体分为直接投入者、直接受损者、机会受损者和间接受损者[14,15].
　　
　　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本研究认为湿地生态补偿客体还有湿地生态系统本身的生态和社会服务，不仅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也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野生物种栖息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生态系统是生态补偿的最终受益者，但不是直接受益者，需要通过人的行为和活动间接地实现补偿效果[12].
　　
　　2 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依据主要是生态保护者的投入、生态受益者的利益、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根据原则，补偿标准的下限应为生态保护者的投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补偿标准的上限应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2.1按湿地生态功能确定的补偿标准
　　
　　湿地生态功能分为调节径流、涵养水源、水分供给、调节气候、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价值等。不同类型和区位的湿地提供的生态功能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同，根据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其结果与当地GDP往往有数量级的差别，因此不适合作为实际的补偿标准，而应作为湿地生态补偿的上限。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补偿标准，前提是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功能区关键服务价值的认定和评估，并具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国内学者运用区位商理论，计算得出鄱阳湖的一级主导生态功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存在价值，二级生态功能是调控径流、调节气候，一般生态功能为水质净化和水分供给，生态区位商大于1的一级、二级生态功能被认为具有外溢性，主要计算方法是每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求和[16],退田还湖产生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400×108元；根据皮尔生长曲线和恩格尔系数与发展阶段的关系，进一步推导出鄱阳湖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为0.29,调整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26.53×108元/a[17,18].另外，有学者运用能值分析理论，评估出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411.10×108元，进而确定1999~2010年期间洞庭湖区退田还湖补偿标准为40.31~86.48元/m2,平均值为57.33元/m2[19].当建立保护区时，补偿保护的相关损失还应考虑有争议的人口安置、传统补偿和有利的激励支付，以鼓励当地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20].
　　
　　尽管现在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评价的方法有待完善，数值有待进一步推敲，但是这些研究为湿地生态系统价值的认知以及对严格保护的湿地区域进行补偿奠定了基础。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重要举措，保护了近47%的天然湿地资源和部分人工湿地资源，因此识别和计算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湿地自然保护区资金短缺的难题、整合和拓宽自然保护区的融资渠道以及协调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2.2按湿地保护丧失的机会成本确定的补偿标准
　　
　　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应考虑不同的湿地类型，如开发利用型湿地应依据生态损失量核算结果，而生态保护型湿地应依据因生态保护而牺牲发展机会的地方政府、居民、湿地本身保护和恢复成本[15].湿地保护丧失的机会成本核算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拥有量等实际情况，参照因自然保护区以及生态功能区的设立、现有经济活动受影响的机会成本和当地居民平均受偿意愿等因素，确定湿地生态补偿标准。
　　
　　2.2.1机会成本法
　　
　　根据效益期望值以及事态体的概念，居民或区域补偿的期望后果值等于各种环境状况出现的概率乘以其收益值加总，为生态保护放弃发展机会成本等于开发期望后果值减去当地现有生产的收益值[21].以鄱阳湖典型保护区3个县11个乡镇41 605户为调查对象，扣除11.9%的零受偿意愿（无机会成本损失）农户，计算得到基于鄱阳湖保护措施造成农户损失的机会成本为每年1 245.9×104元[22],因退田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5 179.44×104元，确定湿地生态补偿下限为443元/户[17].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湿地保护损失成本、政府财力和农户受偿意愿等因素，确定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范围为每年80~90元/亩，并提出了造血型生态补偿方式及政策构想[22].以洞庭湖为例，补偿上限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之和10 560.1元/户；补偿下限为退田还湖农民的收益损失853.2元/户，最终确定补偿值约为6 084.6元[23].这是目前对保护区内及其周边居民进行生态补偿较多采用的方法之一。本研究中湿地保护损失既包括直接经济损失，也包括因发展机会丧失所造成的间接损失。
　　
　　2.2.2受偿意愿法
　　
　　目前，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method,CVM）是生态与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公共物品价值评估方法。在模拟市场情况下，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直接询问利益相关者对某一环境效益改善或资源保护措施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和对环境或资源质量损失的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确定湿地生态补偿标准。
　　
　　一般情况下，在计算湿地生态补偿意愿值之前，应了解居民意愿认知和影响因素。在美国密歇根，1 012名居民的调查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和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更重视湿地的存在；共和党人对湿地的重视程度略低于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受访者所在地区类型（农村、城市、郊区）在认识湿地重要性方面几乎不存在差异[24].在连云港海滨新区，以支付卡方式设计问卷，面对面调查638位连云港海滨新区居民对围填海工程影响潮滩的补偿意愿，计算出的平均最小补偿意愿值为443.68元/（人·a）[25].2008年和2011年陕西朱鹮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绿色水稻生态补偿意愿值分别为3 560.56元/hm2和3 679.83元/hm2[26].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的提问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值为339.9元/（户·a）[22].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滨海湿地损失偏好，结果表明，短期计划最低意愿支付值（愿意接受补偿值）估计为3 547美元/户（5 313美元/户），长期计划为2 765美元/户（5 101美元/户）[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