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与应对措施

　　生态危机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人类关注生态危机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希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用生态学原理揭示了农药的危害性，为人们敲响环境问题的警钟。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人类在对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正在缩小，自然灾害将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化，整个人类的生存面临困境。这一研究成果奠定了环保理论的基础。后来，生态问题得到了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的重视。1972 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讨论环保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83 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1992 年来自158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国际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 世纪议程》，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列为全球发展战略。同时越来越多的专家也不断关注和研究全球生态问题，为解决生态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案。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态危机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么，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同，解决生态危机的策略也就不一样。只有明确了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分析生态危机的形成原因，并试图找到应对生态危机的有效措施。
　　
　　一、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吗

　　学术界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出现了不少成果，一般都是吸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如崔永杰介绍了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的观点。佩珀肯定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的成本外在化倾向直接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吴苑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价值观进行探讨，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因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深植于自身，而不可能缓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倒直接导致了人类陷入更加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西方发达国家选择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以生态文明掩盖生态帝国主义的本性。通过假借发展生态文明，掠夺、侵占和控制他国的生态资源，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生态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新变种，比工业帝国主义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更广泛，其手段也更加隐蔽。吴苑华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工人阶级异化的根源，是生态资源无节制消耗的真正根源.

　　有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如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陈学明分析了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是梦想。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人类反对生态危机与反对资本主义应当是同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能不能笼统地说，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依据上述观点，我国的生态危机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吗?

　　不可否认，生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把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没有分清我国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就是回避矛盾，有意推卸责任。必须认识到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要进行具体分析。

　　二、西方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结束了农业文明而创造了全新的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过去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积极干预和改造自然。人类凭借机器设备等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把自然看作是可以无限制地掠夺和征服的对象，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求。

　　人类陶醉于改造自然的成就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把自然看作是被动的可以被人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人类价值的独特性与优先性，自然是从属的服务于人的对象，忽视了自然作为独立系统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特别是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存性和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在这样价值观的支配下，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私欲，向自然界不断地索取人类可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甚至也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由此看来，西方生态危机表面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本质上是由于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因为人的生产活动是受价值观支配的。工业革命之前没有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由于当时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是由于当时科技的落后制约了人的生产能力，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破坏还不至于产生生态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存在，就必然会出现生态危机。至于说这样的生态危机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还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又与生产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有久远历史传统的。

　　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认识到了人的价值，要以人的需要欲望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准。后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注重发挥人具有理性的特点，而且认为人的欲望应该服从于人的理性。不过，同时仍然存在着伊壁鸠鲁学派注重享乐的价值观。在中世纪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造成了物我二元论的产生，人是可以认识改造世界的主体，而自然则是被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由此加剧了人类认识探究自然的活动。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都进一步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启蒙运动又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成为资产阶级冲破封建藩篱的思想动力。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内化到人们的行为当中。“人是目的”（ 康德） 的意识形态为人们反对封建神学、摆脱政治压迫、获取自身解放无疑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启蒙理性在强调个人主体地位的同时，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二元对立的境地。人对自然的敬畏感消失，自然成为单纯的对人有用的存在物。同时，“人是目的”观念也暗示着其他皆为手段，其他皆可以成为人追求自身幸福权利的手段，这种观念也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促成了人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根据。

　　三、中国生态危机根源于采用了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中国生态危机的出现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一直都是个农业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循环与平衡。另外，中国传统的建筑多为土木、石木、砖木结构，这种建筑形式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虽然在历史上也都存在人为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自然修复，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如初。因此，在我国的工业化开始之前，是不存在当今意义的生态问题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使我国尽快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问题就成为全国人民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主要借鉴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制定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工业化是首要任务。当时存在着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的错误认识，把工业化的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由于我国钢铁产量远远低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掀起了“赶英超美”的“大炼钢铁运动”,砍伐了大量的树木，土法炼制了大量的劣质钢铁和废渣，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文革期间，虽然在 1973 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但环保工作并没有得到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和工业化模式，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采矿业由于投入少见效快得到了迅速发展，另外发展了冶炼、化工等许多高能耗、污染重的行业，在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 1980 年到 1993 年，我国相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十几部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不过，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片面追求GDP 的评价体系没有改变，这一时期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越来越严重。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联合国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 世纪议程》对我国的约束作用，加上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环保问题。1995 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强调生态文明的理念，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环保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从借鉴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两型社会”的提出，到“美丽中国”发展目标的确定，从工业文明弊端的显露到生态文明观念的落实，表明我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必须抛弃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可能贡献

　　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根源于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此，抛弃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抛弃西方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才能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生态文明时代对于应对生态危机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在《易传》中得到最明确的阐明。《易传》有这样的表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雷。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按照《易传》的观点，天地、四时、日月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准则，圣人效法天地、四时、日月，普通人又以圣人为效法的榜样，于是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有了秩序。

　　人道以天道为准则。

　　“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不同于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扬宇宙生命一体化； 二是倡导尊重一切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的平等意识； 三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观念； 四是人道服从天道，顺应自然规律的礼法意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是把自然看作是外在于人类的、被人改造利用的客观对象物，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人类是自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人道服从于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类效法的对象，自然法则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人类的农业活动要根据 24 节气来安排，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要根据天道来规范。

　　“天人合一”的观念通过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贯彻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化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当中，人们也会自觉地、习惯于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有秩序地进行生产和生活。因此，在传统社会“天人合一”观念支配下，必然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生态系统的平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应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三个转变： 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的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 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向增强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模式的转变； 从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这个方面，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有利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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