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特征与新常态特点(4)

（四）宏观调控亟须从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占比上升、工业占比下降，意味着我国供给结构中的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不断提高。对于非贸易品供给，其市场实现只能依赖国内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一直受到非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刚性约束，随着非贸易品供给比率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必然呈现更快的增长速度，在总需求中的地位显着提高。这就要求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应更多地考虑消费需求问题。在供给约束不断缓解的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增长将更多地受制于可支配收入、金融约束和消费倾向等因素，从而提高了针对消费需求展开宏观调控的可能性。在加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培育新产业的过程中，供给侧管理或结构性调整必然面临旧产业已退出、新产业尚未补进的状态。在主导产业真空状态中，社会的就业和收入等易会出现问题。这就要求政策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和强化社会安全网等措施，为整个社会提供福利托底。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侧改革也需要需求管理的配合。
　　
　　（五）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凸显，要求在宏观调控中纳入金融稳定目标通缩-债务效应、去杠杆压力与新常态下的其他变化结合在一起，使我国的潜在金融风险上升。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滑、传统产业与业态的趋势性衰退以及新产业与新业态成长初期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意味着衰退性泡沫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缺乏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倾向于对此作出过度反应或“超调”.随着我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性显着上升，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特别是在人民币加入SDR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全方位地暴露在国际金融波动的环境中。过去几年中，从银行体系到影子银行，再到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金融泡沫和金融动荡在金融体系“击鼓传花”式的传导和蔓延。所有这些都凸显了金融稳定性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性。
　　
　　（六）国际收支平衡应成为宏观调控的显性目标和对象国际收支平衡从过去的官方储备逆差与私人部门顺差相配合的模式，转向私人证券投资顺差与其他私人部门逆差相配合的模式。
　　
　　首先，这样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依赖于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和流动性的不断提高。
　　
　　其次，这种平衡模式使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暴露在跨境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易变性之下。由此要求对国际收支实施主动的、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我国国际收支在2015年从过去长期的双顺差变为“一顺一逆”,即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金融项下私人资本流动逆差。基于对我国贸易收支和FDI净流动的长期演变趋势的判断，国际收支平衡不再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被动结果，而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的显性目标，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主动调控和管理的对象。新的平衡模式下，国际收支管理的重点是私人资本跨境流动，特别是证券投资的跨境流动，国际收支平衡的管理模式必须是市场化的。其原因很简单，首先，非市场化的管控模式与发展国内金融市场的目标不符。其次，能有效限制国内资金流出和国外资金流入，但却不能有效地吸引国外证券资金大规模流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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