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

　　引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从虚拟经济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状态。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开始出台政策“救市”、阻止经济下滑以及刺激经济复苏。我国政府也在2008年出台了4万亿计划(没有计算乘数效应)去刺激经济的增长。由于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我国受到多方面的损失，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口贸易的下滑，多年的贸易顺差减少。并且多数中小对外贸易企业的利润减少，甚至出现大面积破产倒闭。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放开管制，在众多领域引入民问资本，刺激国内需求以稳定经济增长。应该说这些措施的最终口的是刺激消费增长，如果中问产品(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原料等)的增长加快，不能转化为最终消费，也可能陷入最终的危机陷阱中。从近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经济增长仍然开始放缓，究其原因就是消费增长并没有到达理想效果，没有彻底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

　　鉴于此，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研究。当然西方经济理论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成熟，但是我国的居民消费与西方的理论是有差别的。因此，本文将基于我国特有的居民消费特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消费传导机制以及实际效应，以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实施提供建议。

　　一、文献综述

　　消费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微观个量到宏观总量以及代表性个体分析，都建立了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此理论都是以特定的经济背景和消费者特征为依据。最近几年我国学者也开始从我国特定的环境去思考我国的消费理论，但方法都是借鉴西方的。下面将从两方面总结消费理论的发展:

　　(一)国外研究

　　在宏观经济中最先研究消费的是凯恩斯，他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抽出收入因素，根据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建立了绝对收入假说。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支出也会增长，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的快，因而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平均消费倾向也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凯恩斯开创了宏观消费理论的先河，其后的众多理论都是对此研究的修正和补允(高鸿业，2004)。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的修正理论，如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学说、弗科朗·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学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消费支出主要不是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即消费者会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以及其他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即“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莫迪利安尼从整个生命周期考虑了人的消费问题，这与凯恩斯只考虑当期的可支配收入是有区别的。该理论认为，个人的现期消费不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现期收入、预期收入以及家庭的财富。消费者在不同阶段(青年一中年一老年)的消费观念是不同的。

　　上述理论均将当时的环境视为既定的，对资本市场设定为完善的，但其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因此，现代的消费理论引入了不确定性(霍尔)、流动性约束(泽尔德斯)、预防性储蓄假说(利兰德)。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相对确定情况而言，居民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会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这些理论都将消费者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且在理论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利用随机过程来考察消费更接近现实。虽然西方理论体系和研究力-法都值得我国经济学家的借鉴，但是毕竟消费与人的行为和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因此，对正处于转轨中的我国经济来说，更应该慎重考虑，不宜直接照搬研究套路。

　　(二)国内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学者采用经验归纳的力-法，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建立消费与各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估计出解释变量的系数，并进行了统计检验。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高，并且资本市场不完善，现在国内学者多采用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对我国的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

　　宋铮(1999)开创性地利用预防储蓄理论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并用城市居民收入的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进行了回归检验，其显著性高于储蓄因子。对于不确定性的选取，大多数学者存在争议，如龙志和、周浩明利用收入增长率、物价增长率及其这两个变量的平方项作为工具变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板面数据进行了广义矩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万广华、张茜、牛建高(2001)利用了收入增长的预测误差值的平方作为不确定性变量的量化指标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所占比重的上升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大，造成了我国口前的低消费增长和内需不足。减旭恒、裴春霞(2002)通过分析包含预防性动机的流动性约束模型，揭示不确定性存在的情况下，流动性约束如何对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并深入研究了转轨时期居民流动性约束的制度根源，指出我国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带有明显的制度特征，其中利率管制、消费信贷的交易成本高、垄断定价、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以及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是强化现阶段流动性约束的重要原因。余永定、李军(2000)具体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的特征，即居民的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一个特定的支出高峰以及一个相应的储蓄口标。并且利用选择理论为基础方法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

　　综上所述，我国对消费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面临着如何拉动经济的增长。虽然研究的方法不同，但都借鉴西方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通过计量的方法确定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及流动性对消费的影响。

　　二、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

　　从综述部分可以看出，口前我国学者只从居民消费这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关于消除经济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完善信贷市场、加快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等。对于经济政策消费的传导，大多数人仍然信奉的还是西方的理论模式。可见这种“半截子”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我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是-打破计划经济就建立了后者，而是处于一个转型过渡时期，经济体制明显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因此，与西方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相比，我国的传导机制具有很大区别。这也是本文重点考虑的。

　　下面先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特征，然后探讨经济政策的消费传导机制。

　　(一)我国居民消费特征分析

　　1.我国居民消费明显受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具有预防性储蓄倾向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计量分析(宋铮，1999;万广华、张茜和牛建高,2001;减旭恒、裴春霞,2002等)，都认为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消费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在对未来的知识很缺乏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形成一个长期预期，加大了预防储蓄倾向。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观点，不确定性的加大会提高未来消费效用的期望值，从而造成当前消费的减少，由此形成的储蓄就成为防患于未然的谨慎储蓄。另外，对于大多数我国居民来说，他们是风险仄恶者，追求生活的平稳性，面对外界的不确定性，只有减少每一期的消费，加大储蓄以防范于未然，这也是近几年来储蓄不受国家利率政策影响，并且对于不同群体边际储蓄倾向具有一致性。这两方面都是我国经济改革所特有的经济体制问题，具有不可避免性。完全可以预见这将伴随于整个改革阶段。

　　2.我国居民消费具有阶段性特征，即“短视消费型”

　　与西方居民消费最不同的是，我国居民不是以整个生命周期来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其消费支出具有阶段特征。例如，一种典型的划分是:婚前、婚后、供养子女及退休等。为了实现将来的某个口标开支，在这个阶段的前段时期储蓄，然后一次性消费开支，实现所处的每个阶段的效用最大化。如年轻人工作后为结婚买房储蓄，结婚后为子女教育储蓄等。这种“短视”行为可归因于这样的一些因素:

　　未来长期目标的不确定性、信息的缺乏、体制方面的制约因素，如没有个人贷款市场和租借市场等等(余永定、李军，2000)。

　　3.“二元经济”结构分割了不同消费群体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因此，消费市场分割成了两个独立性较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由于消费群体的特征，造成消费市场之问的区别很大。例如，农村居民的基本食品消费需求较少，主要集中在如衣物、生活必需品等，这些消费品的弹性比较小，不确定性相对比较小。并且农村居民靠土地和子女进行养老，所以对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比较稳定。农村居民都奉行勤俭节约的传统思想，加上预防其他突发事件，储蓄倾向高，则消费倾向低。这与传统理论是相悖的。但是城镇居民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消费市场上，物价的变动，工资的调整直接影响它的消费，因此，不确定性很高。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必须在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和耐用品上都要花费。可见对经济政策的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另外，消费市场提供的产品种类是有区别的，居民的消费选择空问限制不同。这也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费特征。

　　4.我国居民的财富具有传承性

　　在我国，财富的继承是无成本的，上一代的效用函数约束中也包括下一代的消费。因此，每一代都有一个很大的初始财富，并且消费具有路径依赖，即前期的耐用品减少下代的消费，以及下代的消费依赖于初始财富的大小。这种财富积累效应使消费具有平稳性，改革后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明显的改变，经济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受到削弱作用。

　　5.平均收入较低，贫富差距大，具有储蓄投资倾向

　　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富绝对水平较低，消费倾向受到限制。大多数人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减少本期消费进行投资，以获得更高的财富水平。

　　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风险比较大，人们选择银行储蓄和私人借贷。这样也可以显示家庭的财富水平，增加家庭的社会形象。当然当财富水平达到-定规模后，会增加耐用品的消费来达到显示财富水平。由于人们的收入变化具有一致性，因此，宏观经济具有一个消费高峰期，如最近几年购买私家车很普遍。

　　(二)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国家，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都很复杂的情况下，现阶段国家经济政策的传导渠道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清晰，极大地受到许多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如人们的模仿学]速度、风险仄恶程度等。例如2007年上年度政府极力抑制通货膨胀，而第四季度又开始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因为在同-年度，经济政策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转变，转换的成本并没有使经济增长受到很大波动。这就需要考虑我国经济的非制度因素。同样对经济政策向消费的传导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

　　下面主要从两个渠道进行分析:

　　1.可支配收入渠道

　　(1)税收政策。我国的税收制度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健全，所以传导机制也有很大差别。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自1994年以来税收制度改革变化比较频繁。税收增速超过UDP的增速，税收结构趋于完善，增值税的地位下降，开征新税种。但仍保持“联邦税收”制度特征，采取地方和中央的分税制。因此，税收向可支配收入的传导机制不是一条线，而是分开的地方和全国两条线。例如，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税收增长，会偏向对地方税收有利的方向进行投资，这样挤占了其他的投资，使得国家的税收政策削弱。另外，同一项税收政策对城市和农村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取消农业税对城市没有影响，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对农民也没有影响。所以，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在每个时期的税收政策改革具有非对称性，其总体效果不是很明显，农业税的取消受到城市区域的平减并没有对经济有较明显的贡献。

　　(2)公共物品。这是与税收相反的经济政策，主要影响居民的福利，包括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养老保险等改革。由于转轨时期，这些制度在我国极不健全，没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加大了居民生存的负担和不确定性，增加储蓄，阻止了居民当期的消费。居民对此的依赖度很小，主要靠自己的收入来弥补国家保障的缺陷。同时，要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迅速建立这些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方面的经济政策在现阶段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这也是本次国家拉动内需的关键点，加大民生投资，使整个经济环境稳定，增加居民消费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关联度。

　　2.边际消费倾向渠道

　　从总量消费函数可知，消费是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其中可支配收入直接受经济政策的影响，而边际消费倾向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由于我国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前者的作用有限，并且受到后者转变的制约。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制度转型时期，边际消费倾向渠道更明显。

　　(1)资本市场的完善。这主要是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不健全，从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来看，这也是以后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放开管制的同时，应该完善监管机制。口前我国信贷市场受到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的制约。由于国有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国家为了资金的安全，对消费信贷管制很严。贷款门槛很高，使得需要贷款的中低收入群体无法获得贷款，而高收入群体又不需要贷款。最终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也就滞后。居民不能在两个时期平滑消费，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仍然保持原来的低水平。由此可见，国家的利率政策与居民消费具有很大独立性，利率只能从收入渠道影响居民的消费。

　　(2)消费者预期。如果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他不会改变消费路径，以不变来应对外界的变化。因为经济波动带来了物价的剧烈变化，消费者对当前的价格变化又不具有完全信息，他只会等待经济形式比较明朗后才改变消费路径。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波动周期越来越短，波动幅度越来越大。人们的消费预期也越来越不明确，对经济波动时刻保持谨慎，不轻易改变消费倾向。因此，在没有形成完全明确的预期情况下，未来拉动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并不会明显。

　　(3)经济的开放度。近几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对外开放的加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人们开始受外来消费文化的影响，有追赶潮流的倾向。例如，追求名牌产品、提高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等。人们面临的消费品品种越来越多样化，为了增加效用，居民会将原来的消费在更多产品之问进行分散。这也是近几年来，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而总额没有明显变化的原因。由于国内高端产品品牌知名度整体不高，加上竞争机制不健全，如“毒奶事件”，居民消费有向国外品牌转移的倾向。可见健全国内消费品竞争机制，规范消费品市场，有利于加强经济政策对内需的作用机制。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经济政策向消费传导的主要机制路线图(如图1):

　　三、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的建立

　　由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可以得到政策分析的初始计量模型，即:

　　(二)样木的选取本文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代表变量选取原则是: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用频率较高的政策工具;具有我国特色变量。结合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选取财政支出、可支配收入、利率、进口总额、价格水平。其中利率取一年期的平均储蓄存款利息率;用零售物价指数代表价格水平。由于可支配收入不能直接用总量水平，本文用人口与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乘积计算得到总可支配收入。最后消费以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口径下的消费部分。以上所有变量都取实际的水平，来自于2013年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整个样本数据时问区问为1992年一2012年。

　　(三)计量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首先，本文在不考虑其它因素情况下，分别估计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后再综合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分析政策的消费效应。考虑到估计残差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添加滞后项进行了处理，具体估计结果见表1、表2。

　　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方程1,方程2分别是仅仅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估计的结果符号来看，经济政策变量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是一致的，但是系数区别很大，即影响程度不同。

　　其中财政政策对城镇的弹性系数为0. 4260，而农村的弹性系数为0. 7863，后者是前者的1. 8倍，反映近年来财政支农政策取得显著效果，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多次将“三农”问题放在政府工作首要位置，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切实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村居民有钱消费，无忧消费。但货币政策方面，城镇的系数略高于农村水平，分别为0.0172和0.0137。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致性，基本通过储蓄的财富水平以及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来影响居民消费。并且系数都很小，流动性约束很明显，这与国内其他研究具有一致性。

　　<2)加入可支配收入，进口总额INPORT和通货膨胀代表变量预期价格水平CPI后，经济政策变量的系数符号发生改变。首先，财政政策方面，二者都为负，并且城镇的财政支出系数不显著。而货币政策方面，情况刚好相反，农村的系数不显著，城镇的在100情况下显著，城镇的财富效应较农村更加明显。同种政策，二者在考虑到其它传导因素后消费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前面单方面考虑政策的消费效应具有一定偏差，农村和城镇的政策传递渠道受到了消费者特有特征的影响。其次，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后者大于1，即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比，消费的增加大于1个百分比。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但由于基数较城镇小，并没有对总体消费产生绝对贡献。城镇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178，因此，抑制了整个经济体的消费需求。再次，城镇和农村的物价指数系数存在差别，前者为一0.8462，且在100情况下显著，后者不显著。这是因为农村居民存在自给行为，而城镇居民的一切开支都受市场供需的影响。最后，国内外消费替代效应方面，农村的不显著，而城镇的显著，弹性系数为0.1401。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因为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更易接触国外消费品，消费观念转变更快。

　　(3)加入其它影响因素后，经济政策变量的系数符号发生改变的另外一个原始是预期价格水平CPI代表不确定性，从随机项中提出来后，系数显著，说明在面临不确定性情况下，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平减，甚至会加剧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即居民为了减轻额外由经济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居民会减少当期消费。这也可以从图2看出。国家为了稳定经济，动用经济政策工具越来越频繁，让居民的消费预期不明朗，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也印证了中国改革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明显。

　　四、结束语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特征，并研究了在这种消费特点下，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两个传导机制，即可支配收入渠道和边际消费倾向渠道。

　　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结论是:(1)我国居民消费受改革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存在预防储蓄倾向;(2)经济政策对农村和城镇的影响不一样，与居民特定消费特征存在密切联系;(3)政府行为有加剧经济不确定性的倾向，十扰了居民的消费路径。最后，本文只是从宏观上分析了我国经济政策向消费的传导机制，所以还需要从每个具体微观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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