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产业差异

　　一、引 言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是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源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视作经济增长的动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方面的积极影响使得引进外资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关于 FDI 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支持 FDI 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认为 FDI 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增长。Ｒostow( 1960) 指出处在经济落后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首要任务是实现资本积累。Chenery 和 Strout( 1966) 提出的“两缺口”理论被认为是 FDI 资本积累效应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存在“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要想达到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借助外来投资。然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研究存在分歧。一些研究( Haddad 和 Harrison，1993; B． J． Aitken 和 A． E． Harrison，1999; A． Wijeweera等，2010) 指出外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作用微弱。研究结果的差异促使学者们开始从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 FDI 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同，包括人力资本存量( Ｒomer，1990; W．Keller，1996; Borensztein，Gregorio，Lee，1998; M． Wang 和 M． C． Sunny Wong，2011; 等)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Alfaro 等，2004; Alfaro 等，2006; Lee 和 Chang，2009) 、市场特征( Kokko，1994) 、外贸政策( Balasubramanyam 等，1996) 和国民收入水平( Kotrajaras，2011) 等因素。多数研究都将 FDI 作为一种同质的资本分析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从东道国的异质性出发，研究东道国经济条件差异对 FDI 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仅有部分文献关注投资于不同产业的 FDI 对东道国经济的差异化影响。Alfaro 和 Charlton( 2007) 发现高人力资本需求和高外部金融依赖的产业中，FDI 经济增长效应更明显。

　　回顾中国经济和吸引外资的历程，受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区位优势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持续增长，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从 1978 年的 12． 76 亿美元增长至 2013 年的1175． 86 亿美元，30 多年间增长超过 90 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 仅次于美国) ，是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数量最多的国家。

　　①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 年的3645． 22 亿元增长至2013 年的568845 亿元，年均递增9%以上。

　　②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已经从经济的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意识地按照中国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引进外资从而实现经济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比较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产业差异，从而对我国今后合理利用外资有所启示。

　　二、模型与数据
　　
　　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分为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资本积累效应出发，资本分为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在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资( FDI) 指标文章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 GDP 中的比值来表示。参考 T． Hoang( 2010) 和 Kotrajaras 等( 2011) 的做法，我们以国内固定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值( DI) 来表示国内投资。因此，基于索洛生产函数模型，基本模型为【1】

　　
　　Yi，t代表的是产出值，以 GDP 的增长率来表示。DIi，t、FDIi，t分别代表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Li，t是劳动力投入，Ai，t是生产效率水平，用来解释非生产要素增长引起的产出增长。i 和t 分别指的是第 i 个省市在 t 时间的变量。

　　FDI 作为国内物质资本的补充，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对国内资本产生“挤出”或“挤入”效应。由于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更为先进，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竞争的结果可能是跨国公司最终取代国内企业，这种情况下，外商投资“挤出”国内投资。相反，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可能促使国内企业引进或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增加国内投资。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外商投资流入对国内投资的作用并不稳定。Kokko( 1994) 认为同时存在较大生产率差距和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行业，产品的差异化和显着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得外国公司能够在重要的细分市场“挤出”本地竞争对手。Borensztein，Gregorio，Lee( 1998) 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还有一些学者( Lipsey，2000; Agosin 和 Machado，2005) 发现 FDI 流入对国内资本形成和国内投资并没有显着影响。FDI 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需要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至少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de Mello，1999)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加入 FDI 与国内投资的交互项，以检验 FDI 和国内投资的共同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2】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体现在，相对国内企业而言，跨国公司普遍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拥有更多国外市场信息，跨国公司进入后对东道国企业起到示范作用，竞争加剧促使东道国企业通过模仿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提升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并进一步创新使得先进技术更适应东道国市场特点。实证研究中，溢出效应通常用外资参与度，即外资企业在就业、产值或增加值的份额来表示( B． J． Aitken 和 A． E． Harrison，1999; Barrios 和 Strobl，2002;Barrios 等，2004) 。但由于相关数据仅统计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我们采用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各省市进出口总额的比例( Share) 来替代。那么，实证模型可以改写为:【3】

　　
　　进一步而言，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包括东道国的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等。因此，加入代表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变量后，实证模型如下:【4】

　　
　　其中 HCi，t代表人力资本，FINi，t是金融发展水平，OPENi，t是产业开放程度。另外，我们采用政府支出( GOV) 和初始人均 GDP( AVG) 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详述见表 1。【表1】

　　
　　实证模型表示为:【5-6】

　　
　　我们搜集的数据是包括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7 － 2012 年的数据( 未包括西藏③) 。有些省市某些变量的个别数据缺失，利用插值法进行补充。要研究时间序列变量的相互关系，为避免因非平稳变量而造成虚假回归，我们使用面板协整分析进行检验。

　　面板协整分析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经过 ADF 检验，所有变量并非都是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形式都是平稳过程，并使用面板协整检验( Johansen 检验) 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结果表明，LnFDIi，t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间存在长期关系。为确定面板模型的形式，我们进行了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应采取固定影响形式。

　　三、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本文讨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的产业差异，由于第一产业 FDI 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较少⑤，我们重点分析和比较 FDI 在第二、三产业的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2。表 2中( 1) 、( 3) 、( 5) 、( 7) 为第二产业回归结果，( 2) 、( 4) 、( 6) 、( 8) 是第三产业回归结果。其中变量 L 是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百分比，变量 DI 为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总量，变量 FDI 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GDP 总量，第二产业回归结果中，变量 SHAＲE 是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第三产业回归结果为外资房地产企业主要业务收入占全部房地产企业主要业务收入的比例。由于部分地区数据缺失，这里使用的数据是包括中国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7 － 2012 年的数据( 未包括内蒙古、吉林、湖北、湖南、海南、西藏) 。【表2.略】
　　
　　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FDI 在全国范围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均不显着，在东部地区均显着为负。中部地区第二产业 FDI 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第三产业 FDI 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考虑到代表 FDI 溢出效应的 SHAＲE 变量在全部回归结果均不显着，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着的条件下，FDI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资本效应。因此，FDI 的增加不利于东部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能是 FDI 作为国内资本的补充，对经济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国内投资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时，FDI 的增长能够弥补国内资本的短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资本逐渐充裕，在溢出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FDI 的增加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1997 －2012 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 82． 52%，中西部地区分别仅占 8． 23% 和 5． 74%。东部地区 FDI 总量可能已经超过区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最优”规模，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显着为负。值得注意的是，观察东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交互项，我们发现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交互项系数不显着，第三产业显着为正，说明东部地区第三产业FDI 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而非“挤出效应”，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存在互动关系，具体描述见表 3。

　　此外，除中部地区外，第二产业 DI 变量的系数均显着为正; 全国和东部地区回归结果中第三产业 DI 变量的系数显着为正; 除西部地区外，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表3】

　　关于影响 FDI 经济增长效应的吸收能力指标中，OPEN 变量无论是在分产业还是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均显着为正，说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OPEN 变量与 FDI 变量的交互项仅在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回归结果中显着，且为负值。说明东部地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FDI 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从实际经济而言，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本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来自国外竞争者的压力，竞争促使本国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提高管理效率，相对封闭经济而言，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能更为先进，国际竞争力更强，此时，跨国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同时跨国公司进入后，由于竞争加剧可能导致部分本国企业退出市场，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到负面影响。当外商直接投资比例较低时，开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促使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本国企业可以从示范效应、学习模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获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可以分为出口促进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从静态角度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我国建立起生产和经营体系，原本对我国的出口被本地生产替代，这种情况下投资替代贸易，当出口促进效应不明显时，我国进口减少。因此，以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总量比值表示的开放程度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与开放程度呈相反的变化趋势。

　　第三产业回归结果中，无论是 HC 变量的系数，还是 FDI 变量与 HC 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着。第二产业回归结果中，HC 变量的系数在东部地区不显着，其他地区显着为正，说明中、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增长; FDI 变量与 HC 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在东部地区显着为正，在中部地区显着为负，说明尽管东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不单独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提高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能够使该地区经济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获益更多。第二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不利于中部地区 FDI 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可能与不同地区外资企业投资目的差异有关。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区域内本地企业竞争优势增强，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表现为工资水平不断上涨。1997 年，东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8095． 7 元，2013 年为 56318． 8 元，17 年间增长七倍，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 FDI 区域分布呈现出由东部逐步转移至中、西部的趋势。因此，中、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不利于 FDI 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FIN 变量均在全国回归结果中显着为负，在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回归结果中也显着为负，其他回归结果中不显着，说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加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不产生明显影响。我们观察回归结果中 FDI 变量与 FIN 变量交互项的系数，第三产业全国数据回归结果显着为负，东部地区显着为正，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能够充分吸收 FDI 增长给区域经济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全国范围来看，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好处，表现为联合负效应。

　　在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考虑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的系数在东部地区回归结果中不显着，中部地区回归结果中显着为正，说明通过增加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不能促进这两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提高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显得更为关键。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系数除中部地区外回归结果均显着为正，联系 HC 变量的系数在全部回归结果中均不显着，这表明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依靠劳动数量的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总量比例的增加整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调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 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产业差异，这一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吸收能力差异的影响下更为显着。因此，我国的外资政策也应予以相应调整。

　　第一，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设计。FDI 作为国内资本的补充，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受地区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所以，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应该强化外资引进的“最优规模”设计。一方面，不能一味追求引资数量而忽视外资结构质量，没有优化的外资结构不可能实现 FDI 资本积累效应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考虑到 FDI 的地区分布差异对中、西部资本积累效应的影响，应强化第二产业 FDI 的培育，第二产业 FDI 的数量、质量增长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效果将更为显着。

　　第二，注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飞地经济”模式的形成。“飞地经济”是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飞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投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持续或跨越发展的经济模式。然而，在“飞地经济”模式下，由于“飞出地”的主导性，“飞入地”可能沦为“飞出地”经济发展的附庸，进而导致“飞入地”变成“飞出地”的世界工厂。上述研究显示，在未考虑吸收能力的情况下，FDI 的溢出效应均不显着，外资企业参与程度的提高甚至对我国经济产生反向影响。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的提高，可能意味着加工贸易为主导的进出口规模扩张，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为利用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可能将产品的制造环节放在中国，并抑制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的发挥，使我国成为外资发展的“飞入地”，甚至抑制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

　　第三，优化外资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收与利用。FDI 对第三产业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入”效应明显，而在考虑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下，第二产业 FDI 的经济增长效应比第三产业更显着。从金融发展水平对 FDI 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来看，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 FDI 增多显着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因此，应根据产业差异，通过完善和提高吸收能力从而为 FDI 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