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年龄结构矛盾与对策(2)

　　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下的城镇化历程

　　不同年龄结构类型决定了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速度，由于1978年以前的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且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在这里不做过多探讨，本文主要讨论改革开放以后的城镇化。我国第二次人口高峰期（1962-1970年）出生的人口在1982-1990年步入劳动年龄，这给城镇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同样我国第三次小的人口出生高峰期（1981-1990年）出生人口在2000年以后也逐渐步入劳动年龄，同样给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年龄结构构成上，这两个时期劳动适龄人口占比均较大。

　　1982-1990年与2000-2013年两个时期城镇化率平均增速分别为 0.7%、1.6%,而 1991-1999 年 10年间平均增速仅为0.5%,这两个时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均得益于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城镇化的规模与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3 人口年龄与城镇化中的结构性矛盾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面对控制人口总数和老龄化并存的问题，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总量，这样一来老龄化状况就会更严重；另一方面要减缓老龄化就需要放开对人口总数的控制。面对双重挑战，只能从结构性问题入手，通过对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来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双重挑战。

　　3.1 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倒置

　　在没有城乡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出生率比农村先下降并且长期低于农村，按理城镇应该比农村更早步入老年型人口结构。但事实却是农村比城市“老得快、老得多”,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机械地使得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倒置。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镇化率增幅越高农村老龄化速度更快，这从另一个视角说明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农村不断输出劳动力的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年龄结构的倒置现状。同时也反映出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城乡年龄结构的差异表明：农村老龄化比城镇更严重，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减少，加之农村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及劳动素质普遍较低，这将不利于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长远发展，不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并且严峻的农村老龄化形势将使农村面临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3.2 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域差异显着

　　城乡人口的聚集程度不同，再加上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使得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与我国步入老龄化的结构类型不一致。本文将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差异展开阐述。由于在最新的数据搜集中有部分省份数据不全，这里采用 2011 年的数据来说明。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城镇化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三个指标，采用Between-GroupsLinkage法，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聚类分析（表3）。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在各个区域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存在几个不同的类。比如北京、上海、天津地区城镇化率较高，由于年龄结构合理，抚养负担较轻，其发展潜力也很好；贵州地区抚养负担很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3.3 我国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

　　本文将我国22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1999-2013年各省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记为Urban,通过SPSS16.0软件，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得到表4、表5分析结果。

　　由表4、表5可知，我国城镇化率可分为三个层次：北京、上海的城镇化率最高，属于第一类地区；第二类地区有 12 个省份，其城镇化率区间为45.91%~61.01%;第三类地区有17个省份，其城镇化率区间为27.90%~41.29%.可以看出，大部分东部沿海省份处于第二类地区，中西部省份大多处于第三类地区。由表5可知，我国东西部城镇化差异十分明显，其原因一方面是东部地区的交通便利，与世界以及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密切，规模经济效应强，协同发展迅速，经济效益提升快，人口市民化门槛低，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结构更合理。这些地区，劳动力流动迅速，老龄人口分布较少，适龄劳动人口规模较大。总的来说就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红利大，人力资本高，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

　　4 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城镇化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牵之动全身。要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向老龄化转变的大背景下，实现中国城镇化建设又快又好的发展，需要全盘统筹计划生育制度、地区产业发展制度、农业用地流转制度等，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的城镇化建设。

　　4.1 “全面二孩”政策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人口出生率出现小幅增加，这可以缓解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有效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单独二孩”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第一步，“全面二孩”应该是计划生育调整的最终方向。我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应该从政策层面研究并试点“全面二孩”政策从而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

　　4.2 提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

　　中国城镇化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由于经济率先发展，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所以要提升整体城镇化水平，关键在于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可以采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作为破解困局的可能路径[23].然而，要真正实现的人的城镇化，还需要当地产业的支撑，以解决城镇人口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因此，引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为此，中西部地区还应以开放型经济发展为推手，加快对东部和海外产业链转移的承接，以地区产业的发展提高当地城镇化的规模和质量。

　　4.3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城镇，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

　　我国的城镇化道路要结合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习俗文化等，走各具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特色小城镇建设中要明确其特色主导产业，确立特色小城镇的发展基础。充分利用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历史文化资源等因地制宜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在这一方面，目前我国也有部分经验可循，例如长沙县特色小城镇“板仓小镇”,它依托革命先烈杨开慧故居，打造一个以红色旅游文化、现代商贸物流为主导产业的特色小镇。该镇以田园文化为理念，具有湖湘文化特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气息，成为与县城星沙互动活跃的一个卫星镇。

　　参考文献：

　　[1]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2004,28（2）：2 - 9.

　　[2] T. Lindh,B. Malmberg. 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OECD,1950- 1990[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9,12（3）：431 - 449.

　　[3] Batini N,Callen T,McKibbin,Warwick J. The Global Impactof Demographic Change[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6）：6 - 9.

　　[4] A Mason.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Asia[J].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