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理论与资源环境思想探究

　　一、古典经济学与资源环境思想

　　环境与经济学的关系是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能源、粮食、水、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边缘应用经济学科。但是这一相对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思想起源却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甚至经济学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

　　1、古典经济学对环境资源的认识

　　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围绕着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产出率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分析的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土地和矿产资源，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无限制。

　　( 1) “悲观”的马尔萨斯人口论

　　自 19 世纪以来，人口迅猛增加与土地产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一矛盾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问题，或者说自然资源的稀缺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成为了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稀缺论分绝对稀缺论与相对稀缺论。绝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受土地资源有限性和农业对土地依赖的影响，食物供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如果对人口增长不加限制，就会导致灾难。抑制人口增长可以依靠战争、瘟疫、饥荒等手段。如果不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资源、经济、人口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人类将面临自我设置的“生存困境”。这种人口理论显然过于偏激，但却引人深思! 这种忧郁思想被人们称为“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

　　“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也称作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假设可耕地存量有一个绝对界限，而整个经济体系又依赖于这种核心的自然资源，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可耕地的绝对数量界限，持续的人口增长将形成对可耕地存量的压力，进而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 2) “乐观”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相对稀缺论的代表人物是大卫． 李嘉图。他的理论不同于马尔萨斯之处是看到了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增长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乐观的分析方法被称作“乐观的李嘉图”模型。“乐观的李嘉图”模型又叫做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否认可耕地存量有绝对界限，但认为可耕地在质量上逐步降低，其边际产出递减。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需求来说，可耕地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暂时的影响，但不至于形成绝对意义上的制约。［1］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在于: 马尔萨斯假设可耕地质量上没有差别; 而李嘉图认为可耕地在质量上存在差别。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假设无技术变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受到稀缺效应的制约。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李嘉图的理论可被视为是对马尔萨斯绝对增长约束条件的放松。

　　( 3) 穆勒的静态经济论与自然和谐论

　　穆勒对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资源稀缺观点全部进行了吸收，并从技术进步上加以发展和给予更合理的解释，由此形成了约翰·穆勒的静态经济论与自然和谐论，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如果人类社会的产出超过自然所允许的限度，社会就会出现失衡。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约翰·穆勒比较清楚地表达了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 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农业收益递减的影响，并引起利润下降、地租上升以及工资上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停滞状态。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 穆勒比较明确地注意到了技术进步对停滞趋势的阻碍作用; 考虑了煤、铁等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限制; 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对环境质量的不良影响。

　　( 4) 杰文斯“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理论

　　杰文斯在《煤炭问题: 对有关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煤矿资源可能耗竭问题的探讨》一书中着重分析了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他认为不可再生资源( 特别是煤) 被耗竭的可能性是制约工业化国家( 如英国) 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

　　二、新古典经济学与资源环境思想

　　20 世纪 20 ～ 30 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观察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种种悲观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他们着重从市场机制角度对资源环境问题作了重新探讨。

　　新古典理论把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投入品。由于自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必须选择其用途。这样，自然资源的使用就被描述为一个最优化问题。环境恶化被视为所有单个经济人的选择加总的结果。经济人所关注的利益是生产和消费的增加，而不是环境质量改善后带来的享受。

　　1、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

　　马歇尔于 1890 年发表的巨着《经济学原理》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首次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外部性理论主要以马歇尔的思想占统治地位，马歇尔否认绝对资源稀缺约束的可能性，认为经济上有用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都能通过市场价格得到反映。

　　马歇尔的资源环境思想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 1) 同意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土地收益递减的分析，认为土地肥力的降低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不认为这一稀缺效应会制约经济增长。在马歇尔看来，趋于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将刺激农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减弱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限制。( 2) 认为不可再生资源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因为矿产资源的开采能力不仅与开采的投入和逐步加大的开采难度有关，而且与矿产资源的耗竭速度有关。如果开采初期就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资本以较快的速度开采，则同样储量的矿产只能持续较短的时间。因此，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远较农产品复杂。( 3) 认为自然环境的价值不容忽视。在人类生产的许多产品价值中，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并未计算在内。( 4) 认为自然资源稀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以反映，并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得到消除。

　　2、巴尼特和莫尔斯的环境资源稀缺性理论

　　60 年代初期，巴尼特和莫尔斯提出关于环境资源稀缺性的理论，认为只有作为经济过程中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者这一功能的环境资源才具有稀缺性。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 环境资源是外生的、可以无限供给的、不存在稀缺性的资源，它不进入经济系统分析过程，不进入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然而，环境资源稀缺性的出现和稀缺程度的迅速提高，证明了这一传统经济学假设前提已经不能成立。

　　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稀缺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具有三种重要的经济功能: 提供了工业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的原材料和能源，包括不可再生的和可再生的资源; 可以吸收、容纳、降解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和污染物，这一功能常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 向人类社会提供自然服务，包括生产过程与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的直接物理交换和福利效益。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较，资源永远都是相对稀缺的。在市场经济中，相对稀缺的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分配。随着矿产资源开采量的增加，资源质量品级随之降低，开采难度也相应增大。为维持或提高原有产量，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开采的平均成本相应提高。但是在最优化的动态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刺激旨在提高开采效率的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促使人们寻找能够降低成本的替代品，或是对已有自然资源深加工、回收和更有效率地利用。因而在长时间内，不存在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基本观点可以看作是对“乐观的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放松，并且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一直被推崇为正统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3、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新古典理论把环境问题简单地视为外部不经济，其政策重点也就是如何减少外部不经济。在这方面的一种新古典思路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的内部化规则，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也就是通过对外部不经济的制造者征税( 庇古税) 来纠正市场失灵，又可称为干预学派。庇古的内部化规则并没有“解决”环境问题。内部化规则是一种补偿，通过补偿尽管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但补偿是事后的。也就是说，在补偿之前，环境已经被破坏了。

　　最优化方法不能用于自然资源，因为新古典意义上的“最优化”是现在的一代人对所有可利用资源的“最优化”选择，没有考虑下一代人的利益。或者说，下一代人并不能参与现在的选择。因此，从人类生命的延续性来看，现在一代人的“最优化”恰恰是对人类生命连续性的破坏。

　　4、哈丁“公地悲剧”理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 G·哈丁教授就人口资源关系等问题，于 1968 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公地悲剧”论文。“公地悲剧”模型: 一群牧民共享一片草场，草场是所有牧民所共有的牧场，而牛群则是牧民私人所有的。每个牧民的目的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牧民个人都尽可能地增加牛的头数。每增加一头牛，他就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而草场有一定的承载量，当牛的数量超过这个极限以后，牛的增加就会给草场带来损害，但是这一损害不是由牧民个人承担的。因此，每一个理性的牧民都会尽量增加自己的牛而由全体牧民来承担成本。

　　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草场由于过度的放牧而毁灭。由此得出结论: 当一个人用公有资源时，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许多人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

　　尽管哈丁主要关注的是人口问题，但是它对于“公地悲剧”的描述让很多被环境问题困扰的学者产生了共鸣。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公地悲剧”，因为环境资源由于不可分性往往导致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很高，往往属于公共物品，或具有一定公共性。在市场配置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属性以及“经济人”的特性，任何人在环境成本承担上都体现为尽可能多地攫取和侵占公共环境资源，逃避环境成本。市场在环境资源的配置上便失灵了，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公地悲剧”现象的出现。

　　“公地悲剧”不仅表现为环境管理、环境资源问题，又表现为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这里的问题不是从公地上拿走什么东西，而是放进什么东西———生活污水，或化学的、放射性的、高温的废水被排入水体; 有毒有害的和危险的烟气被排入空气;喧嚣的广告污染着我们的视野等等。理性的经济人发现废弃物排放前的净化成本比直接排入公共环境所分担的成本少。既然这对每个人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我们的行动只是从一个个独立的、理性的、自由的个体出发，我们就被陷入一个“污染我们自己家园”的怪圈。

　　综上所述，可以说导致公地悲剧的重要原因是产权缺失或产权不明晰，因此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理论重新界定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现高效率下对环境资源的配置，使其外部性内化。通过私人产权或其他类似的关系可以避免公地悲剧性地成为一个公共的污物池。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资源环境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出现了新的特征，如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人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社会特点，这些是一般经济学所忽视的。进入 20世纪 60 年代后，在西方各经济学派中，制度主义为我们认识环境、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能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

　　1、科斯的产权理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 Ｒonald H． Coa-se) 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因“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而荣获了 1991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科斯的产权观是通过明晰界定的产权，由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2］科斯的环境产权论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例如化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环境纠纷，在没有明确化工厂是否具有污染排放权的情况下，一旦化工厂排放废水就对它征收污染税，这是不严肃的事情。因为，也许建化工厂在前，建居民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化工厂拥有污染排放权。要限制化工厂排放废水，也许不是政府向化工厂征税，而是居民区向化工厂“赎买”。

　　第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庇古税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时，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就可以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佳化结果。既然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自愿协商同样可以达到最优污染水平，可以实现和庇古税一样的效果，那么政府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第三，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庇古税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低效的制度安排。

　　上述对庇古理论的批判就构成所谓的科斯定理: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制度安排与选择是重要的。这就是说，解决外部性问题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即自愿协商替代庇古税手段。

　　随着现代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具体途径，科斯理论随之而被投入到实际应用之中。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

　　2、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保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和竞争等理论，修正了理性的假设，引入了时间维。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 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 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鉴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1993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 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 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超凡解释力的原因: 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

　　3、戴尔斯的排污权交易理论

　　制度主义者准确地认识到，市场体制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所谓“外部不经济”是市场体制不可避免的、系统性的产物，成本转移会持续地存在，对它的唯一限制是自然环境的生命维持功能的衰竭。也就是说，市场体制与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环境存在固有的矛盾，因此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要诉诸于制度调整。

　　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 1968 年最先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并首先被美国国家环保局( 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源管理。［4］面对二氧化硫污染日益严重的现实，美国联邦环保局( EPA) 为解决新建企业发展经济与环保之间的矛盾，在实现《清洁空气法》所规定的空气质量目标时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设想，引入了“排放减少信用”这一概念，并围绕排放减少信用从 1977 年开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允许不同工厂之间转让和交换排污削减量，这也为企业如何进行费用最小的污染削减提供了新的选择。而后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实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排污权交易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

　　4、热动力理论

　　随着“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许多生活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资源环境思想。他们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问题、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对市场机制在资源环境方面的作用能力产生了怀疑。热动力理论则为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经济过程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依存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 1) 最优耗竭率。在假设相对价格会自动反映自然资源稀缺程度的前提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试图确定自然资源的最优耗竭率。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着重分析了决定最优耗竭率的经济条件以及在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趋于最优耗竭率的过程中实际价格与最优价格的变化关系。对于可再生资源最优耗竭率的分析，则考虑了一些其他相关因素，如资源的再生率、开采程度和过程等。对于自然资源最优耗竭率的研究为确定影响自然资源存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和优化利用的条件提供了分析的工具。

　　( 2) 污染问题。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沿袭了马歇尔和庇古的观点，把污染当作与最优资源利用无关的一个外部性问题来看待。他们认为由于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激励消除污染的经济行为，因而超出环境吸收能力而形成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如庇古主张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征税，以便在价格中恰当地反映出这种行为的社会成本。科斯主张对产权进行界定，制约污染行为。激进经济学家则认为消除污染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人利润制度。另外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还对直接或间接的污染管制政策作了大量探讨，引起了人们对环境吸收能力、公共物品、外部性、市场失灵以及自然系统保护等问题的关注。热动力理论强调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经济行为造成的环境成本; 二是强调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不可替代功能。这一认识超出了单纯把自然环境作为经济过程物质和能量来源的观点。

　　5、“影子价格”理论

　　影子价格是一种资源价格，是一种理论价格。影子价格是从资源有限性出发，以资源充分合理分配并有效利用为核心，以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测算价格，是对资源使用价值的定量分析。在估算环境功能的价值方面，“影子价格”理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促成了大量关于消费、积累与环境质量之间最优选择的理论研究。

　　借鉴经济学中影子收费思想，污水处理的投资建设，根据实测污水处理量的多少，由政府按约定支付一定的费用，通过这一收费机制或称影子价格机制大大刺激了私人部门对环保基础设施的投资。在1994 年苏格兰城市污水处理厂案例中，共设计了 4个影子价格来构成一组影子收费。

　　四、当代经济学理论与资源环境思想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经济学家对一些“微观”的资源环境问题，如资源耗竭、污染控制、环境保护进行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对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资源环境理论则着重揭示资源环境系统的“宏观”问题。它们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

　　1、新增长理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 1972 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 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 100 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经济环境分析有了新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 GNP 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内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 1991 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新贸易理论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全球环境问题开始备受关注，在全球化进程中，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并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有重要的影响。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与封闭经济模型不同，环境问题的国际维度分析主要涉及跨境与全球环境问题治理以及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另外，人们普遍认为在研究环境—贸易相互影响时也应考虑地区差异、技术创新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性等因素。

　　近年，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关税壁垒弱化和“绿色壁垒”强化的新趋势，由资源与环境问题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不仅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全球环境保护。环境壁垒种类繁多，有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其核心都是以保护环境为由而限制贸易。为了经济发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目标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国际贸易，两者之间存在强烈的冲突。亚历山大·基斯说:

　　“在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趋势: 一方面是为了环境保护控制某些国际贸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为了自由贸易取消所有贸易障碍的愿望。”两者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贸易自由化与环境状况: 自由贸易是否会导致环境恶化? 二是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 贸易政策是否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 三是多边环境协定( MEAs)中有关贸易的规则与 WTO 规则: 孰先孰后?

　　国与国之间在履行国家环境义务、改善全球环境质量、保障国家资源供给、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等方面的矛盾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外交事务的热点和重要内容，如何处理好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问题。

　　3、博弈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赛局理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目的。它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决策问题及均衡问题，也是研究理性的决策者之间冲突及合作问题的理论。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博弈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理性地处理事物之间、决策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竞争而又合作的利益关系。

　　利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审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环保政策法规，实现每一个“局中人”的利益最大化，促进经济与环境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合作，也就是各博弈方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能否进行下去，能否产生最大效益，关键在于“科学制定博弈规则，严格执行，公众裁判，全面实施”。因此，在制定环保政策措施、建立环境法制体系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采用决策分析手段，认真分析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各方，其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同时，要避免经常采用威胁策略，因为其他博弈方也会采用反威胁策略，从而导致各方利益受损。博弈论为正确协调、处理环境保护矛盾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4、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又称产业经济学，是国际上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是国外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

　　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它的理论基础。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包括三个基本范畴: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这三个范畴和公共政策的联系进一步规范了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市场结构又取决于特定情况下市场供求的基本环境，由此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组织分析框架。

　　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如环境经济学就是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环保产业化、环境工程等也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良多。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架分析了环保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比如中国环保产业呈现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格局，市场集中度与产品差异化程度低，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弱，导致环保产业资源配置与产业利润率效率偏低，技术进步缓慢。针对中国环保产业组织现状，该理论提出了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 最后分析了对环保产业实行政府规制的必要性。

　　5、环境价值评估理论

　　环境价值评估是联系经济与环境的桥梁。环境价值源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及对人的有用性，在涉及环境影响的费用效益分析中，在制定适当的环境标准、环境收费等政策时，都需要将环境损害或环境效益货币化。环境价值评估是环境管理科学化的基础。要评估环境价值，首先必须确认环境服务是有价值的。由于以前长期无偿使用环境( 随意向大气、水体排放废气、废水等) ，确认环境有价就成了评估其价值之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对环境价值进行经济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6、空间维度的环境分析理论

　　环境问题的空间维度常常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但现在人们逐渐发现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大量工作可做，特别是跨学科背景下的研究。如结合自然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的研究，在这些学科里，空间模型是普遍的。与空间有关的环境问题如非点源污染、土地使用、城市环境、交通运输与地理位置选择等领域将会成为研究重点。

　　7、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是 1874 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他还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这种经济理论应用在生态环境领域中最通常的做法是: 环境保护领域使用很多的分析方法来描述、预测、分析某一问题的经济—环境特性。这些模型通常具有不同的技术结构( 线性与非线性、静态或动态) ，模型的普遍性、精确性、现实性也各有侧重。由于环境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譬如，在道路交通环境问题中，交通阻塞、事故、废气排放与噪声等就是相互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对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综合考虑，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达到最优环境效果等方面，—般均衡分析方法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结 语

　　纵观西方经济学，资源环境发展观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一限制的忧虑与思考; 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以对市场经济的绝对信心否定了这一限制，但也不得不为如何摆脱这一限制作出各种各样的说明，并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二战后 50 年代的经济学家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60 年代的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加上结构变化，但是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目标;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期的发展观更加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经济增长本身被淡化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观则强调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家们愈来愈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于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重要意义。因为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关系到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和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因此，在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发展就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定义成为同义语了。

　　参 考 文 献

　　［1］刘邦瑜． 论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EB/OL］．

　　［2］瓥虫儿． 浅谈科斯的外部性理论［EB/OL］．

　　［3］［美］科斯( Coadse Ｒ． ) 、阿尔钦( Alchain A． ) 、诺斯( North D． ) ．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刘守英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张宇． 从市场机制角度谈排污权交易制度［J］． 商品与质量，2012．6．

　　［5］李慧凤． 资源、环境与发展［M］．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