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冲突、教养行为和儿童心理适应三者的关系

　　1、 引言

　　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考察家庭成员互动关系对儿童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影响， 是近年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而作为家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妻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夫妻冲突作为考察父母和儿童互动关系的重要变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表明， 夫妻冲突与儿童的适应不良相联系。接触夫妻冲突较多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违纪等外化问题行为和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并伴有同伴关系不良、学业成绩不佳等诸多适应不良问题。 而融洽的夫妻关系则与儿童的良好适应相联系。 虽然夫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关系已成为共识， 但对于夫妻冲突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机制，研究者尚未达成一致。从夫妻冲突到儿童心理适应之间，仍然有一系列中介链有待揭示。

　　教养行为可能是夫妻冲突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重要中介变量。 根据溢出假设 （spillover hy-pothesis），处于冲突中的父母，往往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双方的情绪化行为上，对儿童的需求不敏感，并容易表现出情绪化的行为， 从而造成亲子关系的恶化，带来儿童的心理适应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假设。研究发现，经常体验到夫妻冲突的母亲更有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其教养行为也更严格和强制。 而消极的教养行为则与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有着紧密的联系。

　　国内研究者也系统考察了夫妻冲突与儿童青少年心理适应的关系，以及认知评价、应对方式等因素在夫妻冲突和儿童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然而纵观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 很多研究更多采用的是儿童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冲突， 而非父母报告的夫妻冲突。根据认知—背景理论，客观的婚姻冲突和儿童知觉到的婚姻冲突是两个不同的成分。 虽然有研究者指出， 儿童感知到的冲突水平对于其心理和行为适应有更重要的影响。 但夫妻冲突的影响是多方面，不仅影响儿童对冲突的知觉，还会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 因此研究客观的夫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在教养行为是如何在夫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之间发挥作用这一环节上，已有研究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如 研究样本的数量和代表性问题， 研究只注重教养行为或亲子关系的特定方面， 更多关注父母一方 （主要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研 究者更多关注消极的教养行为等。 这导致了相关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很大的不一致。 因此 Buehler 和 Gerard 指出：“调节效应可能是存在的， 但这并不是基于实证研究证据上的牢靠结论。 ”

　　基于上述考虑， 本研究拟在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从父亲、母亲、儿童三个方面搜集有关夫妻冲突、教养行为和心理适应的信息。其中，教养行为既关注积极教养行为，也关注消极教养行为，而心理适应则选用比较常见的孤独、抑郁、自尊三项指标。 研究假设为：夫妻冲突可以预测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而积极和消极教养行为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选取江苏省南通市某小学四、 五、 六年级的学生及其父母作为最初被试，经征求父母意见，并剔除了离异、婚姻破裂分居或未报告婚姻状况家庭的数据后， 得到 534 名儿童及其父母的有效数据， 其中男孩 260 名， 女孩 274名。 被试的年龄在 10～12 岁之间。

　　2．2 研究工具

　　2．2．1 夫妻冲突量表 采用 Spanier 编制的夫妻适应量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中夫妻冲突分量表测量夫妻冲突水平，问卷由父亲和母亲分别单独完成。 该量表由 8 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式 4 点记分（1～4 分），涵盖经济方面、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夫妻冲突的水平越高。 夫妻适应量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被试群体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9。

　　2．2．2 教养行为问卷 采用 Block 编制的儿童教养行为问卷（Child Rearing Practices Report， CRPR）测量父母的教养行为，问卷由父亲和母亲分别单独完成。 量表由 92 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记分（1～5 分）。 本研究借鉴 Chen 等人的做法，将量表分为积极教养行为和消极教养行为两个维度，分数越高表明积极教养行为和消极教养行为的程度越高。 儿童教养行为问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积极教养行为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消极教养行为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

　　2．2．3 儿童孤独感量表 采用 Asher 等人编制的伊利诺斯孤独感量表 （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ILQ） 测量儿童的孤独感水平。 该量表由 24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记分（1～5 分），其中16 个关于孤独和社会不满的项目（如“我找不到人谈话”、“我觉得孤独”等），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如“我喜欢阅读”等）。 反向题转换之后，计算16 个项目的平均分， 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孤独感越强。 伊利诺斯孤独感问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

　　2．2．4 儿童自我觉知量 表 采用 Harter 编制的儿童自我觉知量表 （Self－Perception Profile forChildren， SPPC）测量儿童的自尊水平 。 量 表由 36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记分（1～5 分），包含社交自我觉知、认知自我觉知等 6 个维度。本研究选用一般自我觉知这一维度， 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的自尊水平越高。 儿童自我觉知量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4。

　　2．2．5 儿 童抑郁量表 采用 Kovacs 编 制的儿童抑郁量表（Childhoo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测量儿童的抑郁水平。 量表由 14 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 式 3 点 记分 （0～3 分 ），内容涵盖睡眠失调 、食欲不振、自杀意念等多种典型的抑郁症状。分数越高代表抑郁水平越高。 儿童抑郁量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儿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3。

　　2．3 研究程序

　　父母问卷由主试和班主任利用家长会的时间，向家长说明问卷填写注意事项， 要求父亲和母亲分别作答，在一个星期内填写完问卷，并装信封密封后交给班主任，由主试统一收回。儿童问卷以班级为单位， 由经过培训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集体施测。 施测后当即收回问卷。 在指导语中向被试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 并承诺会对被试的回答保密。

　　2．4 数据整理与分析

　　使用 SPSS 16．0 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使用Lisrel 8．7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夫妻冲突、 教养行为和儿童心理适应的性别、年级差异

　　夫妻冲突、 教养行为和儿童心理适应各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以性别（男和女）、年级（四、五、六年级）为自变量，孤独、抑郁自尊为因变量做 2×3 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结果表明， 性别的主效应显著，Wilksλ＝0．97，F（3，526）＝4．67，p＜0．01。 年级的主效应以及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进一步单因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孤独的性别差异显著，F（1，528）＝9．30，p＜0．01，男孩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女孩；自尊的性别差异显著 ，F（1，528）＝5．81，p＜0．05，男孩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女生。 抑郁的性别差异显著，F（1，528）＝13．27，p＜0．01，男孩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以报告者身份（父亲和母亲）为被试内因素，以性别、年级为被试间因素自变量，以夫妻冲突、积极教养行为和消极教养行为为因变量，做 2×2×3重复测量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显著，Wilks λ＝0．97，F（3，526）＝4．66，p ＜0．01；年级的主效应显著 ，Wilks λ ＝0．96，F（3，526）＝3．98， p＜0．01， 报告者身份的主效应显著，Wilks λ＝0．90，F（3，526）＝20．39，p＜0．01。 其他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进一步单因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父母报告的夫妻冲突存在显著性别差异，F（1，528）＝5．42，p＜0．05，男孩父母报告的夫妻冲突显著高于女孩父母； 父母报告的消极教养行为存在显著性别差异，F（1，528）＝7．48，p＜0．01， 男孩父母报告的消极教养行为显著高于女孩父母。 而父母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父母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的年级差异显著，F（2，528）＝3．27，p＜0．05，四年级父母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显著高于六年级父母， 而四年级和五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父母报告的消极教养行为的年级差异显著，F （2，528）＝5．39，p＜0．01， 四年级父母报告的消极教养行为显著低于五年级和六年级，而五、六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父亲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显著低于母亲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F（1，528）＝54．81，p＜0．01，而父亲和母亲报告的夫妻冲突、 消极教养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3．2 夫妻冲突、教养行为与心理适应状况的相关

　　夫妻冲突、教养行为与儿童孤独、自尊、抑郁的相关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父母报告的夫妻冲突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 0．75， 表明双方知觉到的冲突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父亲的积极教养行为与母亲的积极教养行为、 父亲的消极教养行为和母亲的消极教养行为的相关分别为 0．76 和 0．71，表明父母双方的教养行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孤独、自尊和抑郁呈中等程度的相关， 表明其反映了儿童心理适应的不同方面。

　　3．3 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确定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的中介效应之前， 我们首先验证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间的直接效应。 将父亲和母亲报告的夫妻冲突作为夫妻冲突水平的观测变量， 将儿童自我报告的孤独、抑郁和自尊作为其心理适应的观测变量，运用LISREL8．70 构建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χ2＝1．39，df＝4，χ2／ df＝0．35，RMSEA＝0．00，CFI＝1．00， 且 路径系数显著，路径图如图 1 所示。这表明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之间存在着直接效应， 也可以进一步进行教养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其中，夫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的直接效应量为 0．31。

　

　　在检验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中， 将父亲和母亲分别报告的积极教养方式、 消极教养方式作为观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χ2＝45．75，df ＝21，χ2／ df ＝2．18，RMSEA ＝0．047，NFI ＝0．98，CFI＝0．99，GFI＝0．98，而且路径系数显著 ，路 径图如图 2 所示。 结果表明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在此模型中，夫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直接效应为 0．20；在夫妻冲突对儿童心理适应的影响中，积极教养方式的间接效应为（－0．32）＊（－0．28）＝0．09，消极教养方式的间接效应为 0．13＊0．10＝0．01，总的间接效应为 0．10。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2％。

　　

　　4、 讨论

　　大量研究表明， 夫妻冲突对儿童的心理适应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而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夫妻冲突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过程和机制。 本研究基于溢出假设， 考察了父母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与儿童心理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率为 32％。 教养行为是夫妻冲突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重要溢出口之一。

　　从具体的研究结果来看， 儿童的心理适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孩报告出更高的孤独和抑郁水平， 更低的自尊水平， 表明其心理适应状况比女孩差。这与以往针对中国儿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从西方的研究结果来看， 西方男孩往往报告出比女孩更低的内化问题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在西方伴有外化问题行为的男孩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 形成一种偏差的自我意象。而在中国则不同，考虑到男孩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规范往往比女孩差，而这些因素在中国的学校中又受到家长和教师非常的重视，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男孩的心理适应较之女孩要差了。

　　从夫妻冲突和教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结果来看，男孩父母报告的夫妻冲突显著高于女孩父母， 男孩父母报告的消极教养行为显著高于女孩父母， 而父母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总体来说，男孩的行为规范、学习成绩等比女孩都要差。这可能会招致父母更多地采取惩罚性、强制性的措施，与此同时也容易造成父母教养行为的不一致，从而带来夫妻关系的紧张。从教养行为的年级差异结果来看， 四年级父母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显著高于六年级父母， 而消极教养行为则显著低于五年级和六年级。总体来说，低年级的父母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温暖、接纳，更低水平的惩罚和拒绝。 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儿童逐渐开始从家庭之外的同伴网络中寻求社会和情感支持有关。另外一种可能是，随着个体开始进入到青春期，反抗和冲动行为增加，这可能会引发父母更多的消极对待。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父亲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显著低于母亲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 这与父母双方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一般来说，父亲更关注儿童的行为规范，也更容易采取强制性的措施纠正孩子的行为。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 夫妻冲突与儿童的孤独、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儿童的自尊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 表明夫妻冲突与儿童的心理适应存在显著的关联。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总体而言，在夫妻关系充满分歧、敌对、争执、紧张的家庭里，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适应不良问题。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索夫妻关系影响儿童心理适应的中间作用机制。 如 Owen 和 Cox 研究发现，在孩子出生之前就经历长时间夫妻冲突的父母，很难与自己的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而依恋安全性低则是导致儿童心理适应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有研究者也考察了认知评价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应对策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据溢出假设， 从夫妻关系到亲子关系，家庭社会化是其重要的“溢出”途径。 而父母的教养行为显然是家庭社会化的重要形式。 从路径分析的结果来看， 父母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夫妻冲突水平较高的父母更少采用关怀、 鼓励等积极教养行为，而容易表现出惩罚、忽视等消极教养行为。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研究发现，婚姻质量较低的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更容易表现出不当的处理方式。 而积极教养行为的减少和消极教养行为的增加，容易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从而导致儿童缺乏归属感，感到孤独和抑郁。

　　本研究表明， 教养行为在二者之间只是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 32％。

　　Emery 等人指出， 婚姻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途径。一是直接的过程。单纯看到或知觉到父母的冲突就容易导致儿童产生情绪压力和生理唤醒。另外一方面是间接的过程。夫妻冲突可能会通过影响父母、儿童或家庭功能的其他方面来影响儿童的发展。 而从家庭的生态系统来看，其构成的要素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单纯的冲突—教养—适应路径恐怕很难解释全部的过程。 这也需要未来的研究对此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划分和考察。

　　本研究采用多来源数据考察了父母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关系之间的作用。 研究虽然验证了已有的理论假设，但仍有很多待改进之处。

　　首先，本研究关注的对象是童年晚期的儿童，研究结果在其他年龄阶段是否适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 本研究有关夫妻冲突和教养行为的数据来自父母报告，不可避免存在社会期许、印象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最后，本研究只关注父母教养行为这一“溢出”口，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以下研究结果：

　　5．1 男孩的孤独、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女孩，而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女孩；

　　5．2 男孩父母报告的夫妻冲突和消极教养行为均显著高于女孩父母， 父亲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显著低于母亲；

　　5．3 四年级父母报告的积极教养行为显著高于六年级父母， 而消极教养行为则显著低于五年级和六年级；

　　5．4 夫妻冲突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

　　5．5 教养行为在夫妻冲突和儿童心理适应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