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的自然与人文风貌

　　抗战时期，大量着名作家汇聚桂林。这些作家与桂林在乱世中的邂逅是他们人生中一段独特的生命体验，他们在桂林生活、工作、挣扎、呐喊，他们审视着桂林，体验着桂林，也书写着桂林，他们用自己的文字从不同侧面生动地描绘出抗战时期桂林的自然与人文风貌。
　　
　　一、美丽的桂林。
　　
　　乱世飘零、迁徙避难，本是愁苦的人生经历。但避难的地点是山清水秀、美甲天下的南疆桂林，似乎可以使这些作家聊获慰藉。丰子恺就在给朋友徐一帆的信中把避难桂林称作“因祸得福”:“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①对于不少倾心于山水风物的文化人来说，在战乱的年代来到桂林的确是祸中之“福”,不幸中的幸事。陈寅恪从香港脱险到桂林后，朋友吴宓在《答寅恪》②诗中为他能在桂林这座山水名城暂时落脚感到高兴：“山水桂林得暂息，相依我正向黔来。”茅盾在桂林期间虽然生活艰苦，但即将离开桂林时，他在赠陈此生的诗中写了自己在桂林感受到的“悠焉栖居”:“栖迟八桂乡，悠焉寒暑易。山水甲天下，文物媲吴越。”③。
　　
　　很多作家在旅居桂林期间留下了赞美桂林山水的文字。对桂林山水做出比较全面描绘的是熊佛西，他在《桂林风景甲天下》④中称赞桂林是人间仙境，是别有奇趣的世界。他从三个方面描绘桂林风景之美，其一是桂林风景最美之处是阳朔：“我觉得游桂林必须游阳朔，游阳朔必须乘船而去，因为这条水路有绵绵不绝雄奇秀丽的山和水，倘若遇到雨天或月夜，那更有说不出的美妙！千百秃拔的奇峰环抱着碧绿的滩水，远远的看去：烟云弥漫，群峰忽隐忽现；近处是清澈透底的滩水，三五渔筏，漂流荡漾，渔翁披着蓑衣撒网，鹭鸶鹄立筏首，任何杰作的图画也无法与这天然的图画比拟！”其二是桂林美景多，不仅仅在独秀峰和七星岩，而是“在整个桂林区”:“你站在中正桥上凭栏环顾远眺，每个角度都有它特殊风趣；你若沿着漓江步行到穿山一带，你会欣赏称赞不已！倘你有一小时的清闲，到定桂门外，驾一叶轻舟，溯江而上，月夜或黄昏，雨天或晴霁，山影人面倒影在水里，微风拂鬓，真有无限的诗意。”其三是桂林风景最美之时是雨后和月夜：“欣赏桂林的风景最好在雨后，这时景物格外清新。其次是在月夜，漫步中正桥头或月牙山下，在夜阑人静月到天心之际，银色的雾笼罩着整个的桂林城，群峰披带着一层乳白色的纱缦，是桂林最美的时候！”显然，熊佛西对桂林山水的描写既抓住了特征，又凸显了神韵，而且颇有流连顾盼、陶醉其中之意。
　　
　　对桂林山水的描写最具特点和个性的是丰子恺。丰子恺到桂林后，觉得桂林的山都拔地而起，好像石笋，他在《桂林的山》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由于逃警报，我对桂林的山愈加亲近了。桂林的山的性格，我愈加认识清楚了。我渐渐觉得这些不是山，而是大石笋。因为不但拔地而起，与地面成九十度角，而且都是青灰色的童山，毫无一点树木或花草。久而久之，我觉得桂林竟是一片平原，并无有山，只是四围种着许多大石笋，比西湖的庄子里的更大更多而已。”“我有时遥望群峰，想象它们是一只大动物的牙齿，有时望见一带尖峰，又想起小时候在寺庙里的十殿阎王的壁画中所见的尖刀山。”朴拙的文字、奇幻的想象显示了丰子恺儿童般新奇、天真的眼光，他认为桂林的山最突出的特点是奇：“模范的山，是近于三角形的，不是石笋形的；可知桂林的山，不是模范的山，只是山之一种--奇特的山。”因此他提出，“桂林山水甲天下”若改为“桂林山水天下奇”就更贴切了。丰子恺关注的是山的外形，茅盾关注的则是山洞内的佳境。茅盾在《雨天杂写之三》⑤中强调桂林的山最具魅力的是洞内隐藏的幽奇美景：“广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内，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无可留恋，洞中则幽奇可恋。石笋似的奇峰，怪石嶙峋，杂生羊齿植物，攀登正复不易，即登临了，恐除仰天长啸而外，其他亦无足留恋。不过‘石笋’之中有了洞，洞深广曲折，钟乳奇形怪状，厥生神话，丹灶药炉，乃葛洪之故居，金童玉女，实老聃之外宅，类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山洞不但可游，且予人以缥缈之感了；何况洞中复有泉、有涧、乃至有通海之潭？”
　　
　　在很多作家眼中，桂林并不仅仅是个客观的审美对象，它还是避难之城、暂息之所、战斗之地。因此，他们不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书写桂林，而是以旅居者的心态体验、感悟与自己逐渐建立起密切关系的桂林。在某种程度上，山清水秀的桂林给了他们“家”的感觉。在田汉的话剧《秋声赋》⑥中，主人公徐子羽把家安在漓江边上，美丽的象鼻山推窗可见，江畔的竹子苍翠欲滴。从重庆来的朋友黄志强觉得这样优美的居住环境是“种竹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对好河山”,他对徐子羽的太太说：“人家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你们这儿又是桂林山水最好的地方，这已经算是你们清福不错了。”巴金在《桂林的受难》⑦中也写了美丽的桂林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
　　
　　二、繁盛的桂林。
　　
　　抗战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桂林人口骤增，文化兴盛，市貌繁荣。桂林的变化必然引起作家的关注。1938年，白薇以《新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桂林，她拜访各界人物，深入大街小巷，考察车站码头，并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长篇通讯《第四期抗战的广西》⑧。该通讯的第一部分《桂林的盛貌》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桂林在抗战后走向繁荣的景象：“桂林因为抗战而转到勃兴的隆运了，市容在活跃，金融入盛况，文化在展开，一切都在走向繁荣。桂林，再不是嶙峥的山峰，仅仅围抱着寂静的桂林了，也不再是清一色的灰布衣服，大布鞋的’穷干‘、’苦干‘、’硬干‘的广西人的桂林了。它变成了全中国的第二文化城，变为第四期抗战的最主要的城市了。”“各种各色的服装，扰杂了一片灰的纯一色的广西服着，摩登士女，带着都市化，文明风，丰艳潇洒，步调高迈的行为，冲破了尚质朴，脸发黄，身材瘦小贫血，举止拘束的广西民风情调。”“市面热闹极了……运到大都市中五花八门的货物，颜色艳丽的布匹，洋货，美丽的皮鞋和奢侈品。一切都骄傲地站在店头示威风，放光华。仿佛它们已经征服了布鞋，土布，简陋的工业品的桂林旧有市场。”白薇的描述既涉及宏观的市容、金融、文化，也涉及微观的服饰、身材、脸色、气质，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桂林在抗战后发生的变化，显示了女作家的敏锐和细致。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可爱的桂林》⑨也展示了桂林的繁盛。剧中的人物甲向人物丙介绍桂林的繁华，如数家珍：“可爱的桂林！她是西南居领导地位的文化城。有清奇挺拔的山水，淳朴坚实的民情，有刻苦自励的领导者，有成千上万的文化斗士；有许多新兴的工厂、生产机构、印刷业和出版界……有’南天一柱‘独秀峰，马肉米粉，七星岩，桂林三宝；马蹄、豆腐乳、小金凤，还有八十多种杂志、四张大报、三张晚报、图书馆、艺术馆，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电影、诗歌朗诵，又有空前兴盛的’西南剧展‘.”与白薇相比，久居桂林的欧阳予倩写起桂林的繁盛，更多了一份自豪。
　　
　　抗战时期桂林的繁盛主要体现在文化的繁荣。在田汉的话剧《秋声赋》中，施寄萍问黄志强对桂林的印象怎样，黄志强认为印象最深刻的是文化界的繁荣：“好得很。不要说桂林的山水了，我一到市区就看见许多新的戏剧上演的美丽广告。一到书店，新出版的书报也美不胜收。桂林文化界的活动真实蓬蓬勃勃，不愧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巴金的散文《桂林的微雨》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刚刚亮起来的街灯和快要灭尽的白日光线给我指路。迎面走过来的两三个撑伞的行人。我经过商务印书馆，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我走过中华书局，我看不见非常的景象。但是过了新知书店再往前走……怎么我要去的那个书店不见了？”如果不知道创作的时间和地点，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段文字写的是北京或上海，但这写的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而是抗战时期的桂林。具体地说是1939年1月巴金走过桂林市的桂西路（今天的解放西路）看到的真实场景。当时的桂西路书店林立，是着名的书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