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思想观

　　文廷式(1856-1904)是晚清清流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在政坛变幻、时势变迁、思想变化的大氛围中,身历其中,平生跌宕起伏,走在时代思潮演变的前沿。文氏兀傲之个性、特殊的仕宦经历与政治体验,以及富有近代精神的见识远虑,在成就其政治家身份的同时,亦确立了近代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的地位。据文氏《望江南》(川流昼夜)词序载,其自同治九年(1870)初学词,此后30余年,填词不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成《云起轩词》。其词因为能多涉政事,彰显政治体验,自抒胸臆,不为门派所限,拓展词境,凸现个性化风格,或被列入“清季四大词人”之阵容,或被誉为“清词之结穴”,或被尊为“近代词之开端”,成为研习中国词史不可忽视之重要人物。

　　不过,学界对其政治、学术思想、诗文创作中的时代特色论述较多,而对其词学主张深入分析不够。其实,文氏研究词学30余年,涉猎百家,平生虽非“肆力于词学”,亦无专门论词专著,但词学造诣颇深,散见于《纯常子枝语》、诸种《日记》等著述的论词资料较为丰富。其中,他的《云起轩词自序》更是集中陈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结合其他资料,可以看出文氏词论的核心即在于“写其胸臆,率尔而作”这个极富近代精神的观点。由此,文氏纵论了历代词学与词派之得失、词人襟抱之厚薄与要求、词的接受原则与方法、词体的源流本末等一系列话题。

　　呼应近代词坛风气: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的词史观以时代论词之盛衰,是词家论词的常见思路。清代朱彝尊《词综·发凡》曾针对“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现象予以反思,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文氏《云起轩词自序》开篇即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很显然,在词学史观上,文氏的思考起点始于对浙西词派宗法对象的反思,在对南宋词的态度上,更是与朱氏针锋相对。在他看来,自从朱氏“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及“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等做法,严重束缚了词史的发展,真可谓“家法若斯,庸非巨谬”!

　　就词学宗风而言,清初阳羡派、浙西词派有鉴于明代中后期言词必称北宋的现象,主张宗法南宋。乾嘉之际,常州词派崛起,在以比兴说词的旗帜下,开启了推尊北宋五代词的风气。于是在浙西、常州两大词派宗风交织作用下,南北宋词学之争以及由南宋而上追北宋五代,几成清后期词坛最突出的词学话题与门径。在此风气感召下,文廷式亦复如是,其诗文“皆入北宋之室”,其“生平论词,以北宋为宗,雅不以梦窗诸人为然”“其所师法,在前代则崇北宋,而不满于南宋”。当然,简单地认为文氏“不满于南宋”,这种说法过于片面,因为文氏尤为青睐苏辛派,他对南宋词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他所云“词家至南宋而极盛”指的即是辛派词,而“至南宋而渐衰”,抑或说他所不满意的南宋词,说的主要是姜、张一派。

　　文氏论词推崇北宋,于南宋力挺辛派词,充分体现了他以“写其胸臆,率尔而作”为轴心的论词宗旨。为此,他在《云起轩词自序》中批评姜、张派词曰:“其声多啴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文氏在《湘行日记》中曾记载他阅读《绝妙好词》时,又“觉南宋人词亦颇有习气。近人不善学之,颇足厌也”。这是因为以姜、张、二窗为代表的南宋词束缚于规范,词家才情淹没在各种戒律之中,未能尽其所能,抒其胸臆。相反,辛派词在彰显个性与才情的同时,又能彰显用世之心,发抒时代感喟,是典型的“写其胸臆”篇什,自然为文氏所重。至于北宋词,《湘行日记》曾记载某夜间拟秦观词,得《满庭芳》(蘸水兰红)一阕,并自我评价曰:“此词微具北宋体。然以示王木斋,又将谓有作(所)指矣。岂非痴人前不宜说梦乎!明到金陵,将以示之,为一笑也。”

　　上元(今南京)王德楷(字木斋)系文氏好友,于词最服文氏,唱和为多,对文氏十分了解。因文氏平日填词多有寄托,故猜想王木斋读这首“微具北宋体”的《满庭芳》时,会习惯性地从“有寄托”的角度解读。由此可见,文氏所谓词的“北宋体”,颇接近周济的观点。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曾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尽管无论是南宋词的“有寄托入”,还是北宋词的“无寄托出”,对“写其胸臆”而言,仅是呈现方式不同;尽管文氏填词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亦不乏有门径的寄托之作,但就景叙情、自然圆融的“北宋体”才是其心中追慕的对象。若是以辞害意,抑或是徒具辞采而无性情,更有甚者“声多啴缓,意多柔靡”,则是文氏所不取的。

　　关于元明词,与多数词家认识一样,文氏认为这是词史衰弱期。其《云起轩词自序》认为:“迈往之士,无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词遂亡,亦其宜也。”对此,他在谈及《永乐大典》中引书硃圈断句时,又例举申说“明人词学之疏”“往往有误,词曲尤甚”等现象。卷三关于清代词,文氏在词学复振的明确主张下,又有一种反复的发展观。自复振而言,如清初词家“颇能宏雅”,此后部分词家亦不为浙西词派笼绊,于词境多有所开拓。对此,叶恭绰在《全清词钞序》中亦记载文氏曾说过“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的话,且云文氏所说与朱祖谋一致,“实可代表词家公论”。而文氏所以这么说,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近代词家填词、论词有开拓词境的自觉意识有关。因受到“西学东渐”以及“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势变迁的影响,此时词家确实开拓了一些新题材、新主题。就中国词史而言,这种创作特点也的确为前代词史所不及。自清词发展之“反复”角度说,文氏主要对像浙西词派“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等问题,以及部分词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但不能自由地“写其胸臆”的填词风气不满。

　　至此,从词学演进的历程上看,清代词家在选择学习对象上,呈现出由南宋向北宋、五代逆归的整体走势。如浙西词派主张学习南宋尤其是姜夔、张炎,至常州派,如张惠言《词选序》则标举晚唐五代“深美闳约”的温庭筠词为典范,周济提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蒋敦复所谓“力追南唐北宋诸家”(《芬陀利室词话》卷三)把周济的意思申说得更为清楚,陈廷焯认为填词“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韦,以之作正声也可,以之作艳体亦无不可”(《白雨斋词话》卷五)……至王国维更将五代北宋词视为有境界的最典型代表。有清一代尤其是近代词坛,这种学词门径的逆归现象虽有一种复古情结,但又是“借复古而革新”的近代学术风气的一种反应。

　　同时,苏辛豪放派在词史上虽时有推尊者,但总体上在“婉约为正”的观念下一直颇受非议。这种现象至近代词坛有了较大的改观,先是如周济“退苏进辛”,接着如刘熙载本着“厚而清”艺术观,既将苏轼词视为词体“声情悲壮”的正调以及“元分人物”的上品,又对稼轩爱之甚笃,视为由“峥嵘突兀”至“元分人物”的一个重要过渡……文氏力挺苏辛派,亦是这种风气的回响。至朱祖谋,初学吴文英,后又肆力苏轼、辛弃疾二家,于苏轼词则尤所嗜喜。进而,文氏能从“词境开拓”角度肯定清代词学的复振,其中近代词坛创作风气就是他的重要参照系。由此,文氏论词呼应了近代词坛的风气,而近代词家在学词宗法对象选择上的趣味,除了有词学主张及其艺术观等方面要求,还有就是近代社会转型发展中对知识分子人格内涵的呼应。像文廷式青睐苏辛词,就是一例。

　　关注近代文士人格:“养胸中之性情”的词人修养论文廷式以“写其胸臆”为准的,在纵论历代词史时实已树立了一种以人格修养为内核的词人观。他在《云起轩词自序》中说:“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在这里,文氏“极力张扬一种高远豪迈的志向,开阔博大的襟怀,穿透历史的眼光,挥洒自如的才情,也即词人要具备非同一般的主体精神,从而形成‘兀傲差若颖’的卓荦不群的艺术风貌”。为此,文氏接着列举数例,从正反两面予以了说明。像曹贞吉“有俊爽之致”,蒋春霖“有沉深之思”,纳兰性德“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惠言“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离于方罫者也”。《礼记·乐记》曾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文氏以“作者”(创始者)要求词人,实则在强调真词人应当有创新、开拓的精神。

　　中国文论素来强调作家修养、襟抱之于创作的重要性,文氏《南轺日记》亦道及“经史之学,以考据而明;诗文之才,则不由于考据,在养胸中之性情,而多读古文之名作,以求其神志气韵之所才”。而“养胸中之性情”除了多读古人名作,尚须有才气。《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记载:“阅《汪梅村诗词集》,于咸丰、同治间事颇有见闻,惜才分稍隘,未足抒其胸臆耳;词笔尤近粗率。”进而,还须从生活、时代中炼心性,像《南轺日记》记载的“乱离以来,始复有讲求才翰者;然气萧而词杂,且多脉洛(络)不清”的现象,就是因为心性炼养不足的表现。

　　可见,既须涵养于传统,更须汲取时代需求,文氏此论明显带有近代具有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人格的时代特征。如此,方能真正理解他所谓真作者“非窘若囚拘者”“非志不离于方罫者”的用意,也才能咀嚼出所谓“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中这些修饰性定语的所指。而对文廷式个人来说,真作者的修养更应当以远见卓识、干预时事的政治情怀为主。沈曾植《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芸阁墓表》有云:君所论内外学术,儒佛元理,东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归本,积微以稽著,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九州百世以观之。呜呼,岂得谓非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哉。

　　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新旧冲突中,文氏这位“东洲先觉者”既有浓郁的民族自尊心,又能以世界眼光辩证看待中西文化优劣、异同。他曾主张通过废科目而废科举,提出要培养“新民”的文化教育理念;多次批评那种以“攘夷”为核心的传统夷夏观,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虚骄心理的固陋之见;提出限制君权,抬高民权,提倡平等,尊重法制等一系列颇具近代政治意识的建议。如《纯常子枝语》卷十四指出“华夷之分在于政教”,因此“侈然自称为中国,诋人以夷狄,则适为万国之所笑而已”;在《罗霄山人醉语》中又主张近代中国人要正视西方先进的政教文明,且“正当取西人之学以裨中国之不足”,鉴于“有君以守法,胜于无君而无法。然君权无限,则几于无法者同”的危害性,在《自强论》中进而呼吁今人治国当由“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历史转变……诸如此类,均有助于对文氏“养胸中之性情”内涵的解读。

　　这一点若结合文廷式的词作,可得到实质性的认识。相比较而言,在近代词家中,龚自珍词多从思想家的角度针砭时弊,在尊情、宥情的理性思考与创作诉求中,其词的情感具有哲学化的特点;蒋春霖耳闻目睹了社会乱象,其词多着眼于社会图景、民生疾苦,其中情感具有历史化的特点;而“身系政局”的文廷式则多着眼于历史大事件,尤其是侧重于时事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清廷的党祸纷争,由此发抒自己对王朝命运的感喟以及个人运命的困顿与抉择,其词的情感具有政治化的特点。正如钱仲联在《纯常子枝语序》中所云:“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文芸阁、王半塘、朱古微,巍然鼎峙称巨匠,然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政局之垂者则独推芸阁。”

　　钱氏此论确实指出了文氏词学的一大特色,而这一特点即便置于中国词史中,亦具有一席之地。究其原因,文氏生于一个“家风重名节,十世清德绍”(文廷式《畅志诗十首》之一)的封建仕宦之家。其入仕为宦,潜心时务,好论时事,始终存有经世致用之心,与家风密不可分。

　　观其一生,青年时期多次客武壮幕,壮年进士及第,入仕途,大考被光绪亲拔为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兼日讲起居注,随后卷入帝党、后党纷争之中,直至被罢,亡命天涯。可以说,政治生活是文氏生命的最重要内容,又因其生活在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其“一身之进退,所系于世变者大也”(冒鹤亭语),而诗词活动与其政治生命之间更是血缘深厚。汪辟疆曾记载:文氏于甲午战役后,叹曰:“时事不可为,还是词章为我辈安身立命之地。”“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

　　于是,在“自写胸臆”词学主张下,身为政治家的文氏自然亦将一己之政治态度、见解、经历及感喟流露于词中,将政治家的素质纳入词家性情、襟抱之中。汲取近代学术精神:“心通比兴”的词作接受观与提高对“词人”要求一致,文氏亦自然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他在《云起轩词自序》中指出:“词者,远继风骚,近沿乐府,岂小道欤?”

　　有清一代,此论似乎成为词家论词的门面语,但文氏之说似又浸染着近代社会意识。关于风人之旨,文氏《纯常子枝语》卷十一曾评曰:“周美成词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然随后又依据周邦彦《汴都赋》末段“讥徽宗之求仙荒宴”的特点,认为“以此意观其词”,乃知周氏《扫花游》首句“晓阴翳日”、《点绛唇》首句“辽鹤归来”,“皆非寻常赋景怀人之句矣”,其中当有讽谏意味,可见周氏忠君之心。由此,文氏认为刘熙载《词曲概》“讥美成词‘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亦过甚之论也”。卷六同时,因性情、环境关系,与屈原“忠而被谤”经历类似的文氏有着浓厚的屈骚情结,其“自写胸臆”的词学主张与《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间渊源有自,皆强调了以政治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创作观。据夏敬观《学山诗话》载,文氏“尝谓全以《楚辞》入词,可另开一境界”,且调寄《沁园春》,檃括《楚辞·山鬼》篇意,以招隐士。文氏《读楚辞》诗有云“高阳苗裔有灵均,此是衰周第一人”,《论诗》又说“风雅而还读楚辞,纫兰佩芷不相师。洪炉自有陶钧术,怕看人间集字诗”,尊崇屈骚而又自铸胸臆。作为清流派代表人物,文氏以遇事敢直言著称,其词亦多有寄托讽喻之篇。正如前文已说,只要能“写其胸臆”,无论是门径易寻的有寄托,还是门径难觅的无寄托,皆为文氏所看重,但比较之下文氏论词尤重后者,更看重北宋体的“不期厚而厚”的旨趣。于是,《纯常子枝语》卷六先批评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持论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因为张氏所论“已附会无谓矣”,接着提出“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也”,要求问学而不求甚解,务求悟得作者之精神,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写其胸臆”的词学主张,也合乎其“北宋体”的词学旨趣。此虽因论赋而起,然显然已上升到普遍的文章阅读之理。他对“字字主张道学”的附会读文的批评,与周济之后近代词家对比附说词的反思方向基本一致。如同样主张“填词第一要襟抱”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五中即云:“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略有不同的是,在政治斗争边缘徘徊的况氏更强调从“身世之感”层面将词人“襟抱”情感化,故其认为“即性灵,即寄托”;而始终处在政治漩涡中的文廷式,则更强调从“志之所在”层面将词人“胸臆”导向化、心意化,故其认为阅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即可。

　　事实亦如此,文氏作诗填词,擅用比兴,多有寄托,自写胸臆而类有所指,以意为尊,以风雅为归,希冀见补于采风,裨于化育。在《闻尘偶记》中,文氏纵论清代诗歌云:“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

　　“发声清越,寄兴深微”,正可谓文氏论诗词之美的准的。沈德潜“格调”说重规范而汩没诗才诗情,袁枚“性灵”说在彰显诗人才情时又易滑入“逞才”的陷阱,皆远离了风骚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锐《袌碧斋词话》评曰:“文道羲词,有稼轩、龙川之遗风,唯其敛才就范,故无流弊。”才肆气昌的文氏,控引情源,抑气归神,制胜文苑的主要方法,便是以自写胸臆为本的寄兴之法。

　　乾嘉之后,“通经致用,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度得到重视。文廷式论学则主今古文经学融合、汉宋调和,故对今文经学家张惠言那种“字字主张道学”的固陋做法颇不满意。他提出的“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仅要尊重文学形象传情达意的规律,彰显主体精神的个性化要求,而且也是他以及近代学者治学务求心得的反映。时至“同光新政”时期,学术思想趋向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以为汉学宋学都包含‘以儒术治天下’的所谓微言大义,通过读书而领略儒学经传的真道理,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去弊图治”。如刘熙载晚年自撰《寤崖子传》即云“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辨门户”,而“承学者不必为门户之言所惑”(《复堂日记》卷二己巳年),更是谭献时常道及的。较之这些传统学者,“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的文廷式,已由汉学、宋学之融通走向了汲取古今中西学术之精神。在近代学术史上,文氏被冠以“杂家”之名,其中就包括他论学不拘一隅,“上下古今,无所不尽”,追求学术自由的态度。

　　文氏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学者治学以获取个人心得为重的反映。文氏《畅志诗十首》之二针对“圣者不可作,群言日纷纭”的现象,指出“积势之所趋,偏重乃失真。经术与师儒,各以风气因。何必分汉宋?力行贵近‘仁’”,期望能以“仁”统万殊,消除汉宋门派纷争。文氏《纯常子枝语》卷二曾记载了与其师陈澧的一段对话:师云:“‘微言大义’四字,后世必以此坏经学。余所撰《东塾读书记》于孝经一卷,曾一用之,拟即改去。此斩足趾,避沙虫之意也。”廷式言:“‘微言大义’未遽坏经学,近来专好言西汉之学,乃真足以坏经学。此佛家所谓‘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身中肉者’也。”师曰:“然。”

　　陈澧问学后来走向了古文经学之路,故对早年曾用“微言大义”解经之法颇有悔意。但文廷式不同意他的反思,认为其早年之误不在“微言大义”本身,而在于那些好言西汉之学者肆意释经的方式。此后陈澧言及“微言大义”便调整了思路,反复强调“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若如此,“庶乎无弊矣”。在《纯常子枝语》卷二中,文氏又云陈澧30岁后,“学术一变务求心得,不敢蔑弃成说,亦不敢轻徇时趋。”

　　同时,《罗霄山人醉语》亦认为:“不读古书,不足知后世之变;专信古书,不足知后世之变。三微而成一著,惟有识者知之。”像那种“以一指蔽目,而言天地万物不外于此”,“拈一字一句以为学问宗旨,而言六经群籍理皆在是”等做法,“特以之训学人、立门户,则可;若真以为古今学术尽在于此,则欺人之说”。由此,为学须打破门户之见,通古今,融中外,因为“别白而定一尊,学术之所以隘也,隘则陋;而人材之奇伟者,亦暧暧姝姝而束于一先生之教矣”。

　　可以说,文氏在《云起轩词自序》中评述词史各派所表现出的“不尚苟同”的态度,以及“自写胸臆”“心通比兴”的主张,正是这种融通古今中西,而“务求心得”,求其精神的治学态度的一贯体现。

　　结穴与开端:文廷式词学的价值与地位除了上述所论,文氏在词之音律、音韵、词作校勘等方面也有一些言论,但皆系碎语,惟有“写其胸臆”才是他最具个性才情、时代特征及词史意义的主张。关于文氏的个性才情,陈三立《萍乡文氏四修族谱序》说其“才气横溢,高睨大谈,不可一世”“固奇杰非常人也”,而与文氏交恶的王闿运亦多次述及文氏的性格,认为文氏属于造访其湘绮楼人群中“楼客之异者”,指责文氏“无礼”“张扬”“自傲”等。其实从《云起轩词自序》“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来,涉猎百家,搉较利病,论其得失,亦非扪钥而谈”等语,亦可见文氏“意在自负”(叶恭绰《全清词钞序》)的一面。综合而论,文氏于才气迥绝、学识淹博中,亦有兀傲、刚直、坚贞,乃至于清狂、自负的特点。对此,文氏词中时有表现,如《鹧鸪天·即事》二首之一云:劫火何曾燎一尘?侧身人海又翻新。闲拈寸砚磨砻世,醉折繁花点勘春。

　　闻柝夜,警鸡晨。重重宿雾锁重闉。堆盘买得迎年菜,但喜红椒一味辛。

　　据考,此阕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除夕。此前,中日甲午战事已过,清廷被迫与日方议和,文氏既屡屡上书痛斥,又奏劾李鸿章等贻误战机,致使慈禧太后怒,主和派愤,李鸿章恨,欲中以奇祸。期间,宫中又有废立之谋,整个清廷政治气氛极其紧张。文氏此阕便是将自己置于这种政治环境,以一尘自喻,描述自己遭遇劫火,直言弹劾权贵而险遭不测的经历,抒写了自己在险恶环境中却“寂寞闲居,虽有危苦之词,不改萧况之度”(文廷式《冬夜绝句》诗序)的这种清狂如故的生活状态。下片进而由新年岁首用椒酒习俗,身为江西人原本嗜辣的特点,表明自己闻鸡起舞的报国之志、“但取”辛辣红椒的倔强性格以及抗直不屈的坚贞品格。文氏此词“极似稼轩”(叶恭绰《云起轩词评校补编》),恰似辛弃疾《鹧鸪天·博山寺作》所云“宁作我,岂其卿”,所彰显的正是那种强烈的倚才自负以及自我塑造的主体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在承继中国诗歌言志、缘情传统的同时,更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呼唤。龙榆生曾云:“廷式词虽力崇北宋,而因性情环境关系,不期然而与稼轩一派相出入,固绝非以摹拟为工者。”

　　不过,龙榆生的解读似乎侧重在文氏的用世之志,以及因社会环境的刺激所呈现出的豪放、悲慨风格,并没有挖掘文氏“自写胸臆”主张所蕴含的诗歌思想史价值。《庄子·天下篇》论及庄子的苦心时,曾说其“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而“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通过“游心”而沉浸于“心游”的精神世界中。庄子这种写作观及言说方式,实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历史上,那些除旧布新者多强调主体的价值,如此方更能发挥“务去陈言”,直抒胸臆,解构“传统”枷锁的作用。譬如,明代中后期在王阳明心学体系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追求个性自由,冲击传统文化的思想解放思潮,便强调主观精神为世界的第一原理。于此,“写其胸臆”便成为这一思潮的重要话题。

　　王阳明《五经臆说序》即云“名之曰《臆说》,概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徐渭《胡大参集序》亦批评那种“言非自有”的创作倾向,而求“无一字不写其胸臆者”;至于李贽“童心说”,公安派“性灵说”,以及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说的“凡作诗,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等等,皆主张诗歌创作须抒发真情,抒写一己之真我。

　　时至晚清,面对积弱的国势,在革新求变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写其胸臆”更是成为富有“近代精神”的知识分子们冲破传统桎梏,体现他们想“言说”的动机,表达政治抱负的鲜明主张。龚自珍以展示其“心力”为基础,在《述思古子议》中提出了为何写作的问题,认为“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黄遵宪在《杂感》诗中亦是旗帜鲜明地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由此来看文廷式“写其胸臆”“心通比兴”等主张,便可更深刻地领悟其中所蕴涵的时代诉求,以及“胸襟气象,超越凡庸”的个性丰采。

　　百余年来,文廷式颇受词学研究者重视。概括而言,一是从不为派别所限的角度,赞其词学的独特个性与追求。如朱祖谋《杂题诸家词集后〈望江南〉》说其“拔戟异军能特起”“傲兀故难双”,朱庸斋《分春馆词话》说“浙西、常州两派而外,独树一帜者为文廷式”。二是从词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其承传苏辛派之力,褒扬其词境开拓之功。如叶恭绰云“近代词学辛者尚有之,能近苏者惟芸阁一人耳”(载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沈轶刘《繁霜榭词扎》甚至说,若无文廷式,“则清词结局必不能备足声色”。后来,像钱仲联、严迪昌等均发挥了沈氏的说法。不过,与如严氏所云“在这清词‘结穴’之局中,文廷式是足堪与‘四家’中坚朱孝臧对垒的大手笔”不同,施蛰存本着“‘近代文学’是文学上的近代”与“‘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的标准,提出从旧体诗词的近代精神来看,近代词“应当从文廷式开始”。其中的矛盾一方面可见他们界定“近代文学”标准的差异,另一方面反映出文廷式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论及近代知识分子,人们常以龚自珍为开风气者。龚氏曾在《臣里》一文中以“臣孤于纵,不孤于横”表明自己的觉醒意识,而视野更为开阔的文氏在感受这种“觉醒”孤独的同时,较之于龚氏的激越,则多了一份理性,甚至以“至迂至阔”批评龚氏的经济主张卷三。文氏在《罗霄山人醉语》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积弊极深,不可不速变法”,然“徒欲亟亟变法者,犹非国手之弈也”,惟有“明于各国之大势,明于五洲之性情,明于吾今日受病之处与他日病愈之效,则可与言救急方矣。吾观天下,未遇其人也”。正是这种清醒的孤独,使得其诗词在尽显“狂放”的同时,又内敛着难以抑制的郁勃之气。其《自题诗书稿册》云:“山川不发骚人兴,天地能知狂者心。凭仗纵横一枝笔,可怜无古亦无今。”《浪淘沙》(寒气袭重衾)云:“岁序使人惊,染尽缁尘。寂寥空草《太玄经》。别有苍茫千古意,独坐观星。”这里,文氏以一系列象征性的景象与行为,在时序变化与时势变迁的清冷环境中,自喻才高寂寞的扬雄,虽洞悉天道人事变化的规律,却无人赏识,浑然“东洲先觉者”寂寞心灵的写照。

　　龙榆生《近日学词应到之途径》(《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谈到阅读文氏《云起轩词钞自序》的感受,认为文氏之说“怵于国势之阽危,与词风之衰敝”,具有“拯士习人心于风靡波颓之际”之力,而文氏对词人修养的要求更令其认识到“吾辈责任,不在继往而在开来,不在守缺抱残,而在发扬光大”,深刻揭示出文廷式词学的近代意识及其词史影响。当然,与同时黄遵宪“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以及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提出的“新意境”“新语句”和“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等新派诗“三长”相比,文氏所开拓的词境则同中有异。就异者而言,文氏尽管在《纯常子枝语》等笔记中大量言说中西交通后出现的新知新物,但其词境之拓展并非通过这些新名词、新器物、新意象、新学说等显豁要素表现出来,而是在看似传统的情感抒发中,渗透着“帝党”与“后党”斗争、新旧派对立、主战与主和的冲突,抒写个人或同道遭受排挤打击的命运感喟及政治情怀。从这个层面上说,文氏词境之拓展合乎梁启超“(诗界)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总体旨趣。这也正是文氏“自写胸臆”“心通比兴”等主张重在务求精神的本质显现。

　　文氏去世前一年,张之洞入京,作《读史绝句》四首,第四首《张孝祥》实为文氏而作:“射策高科命意差,金杯劝酒颤宫花。斜阳宫柳伤心后,仅得词场一作家。”从文氏大考第一、受德宗特知、行事不捡、宫掖之变,至以《云起轩》一卷词为终生所得作结。

　　文氏去世当年,挚友陈三立在《哭胡粮储,时以从役,殁于姑苏》诗中喟叹:“半塘蜕去(王给谏鹏运)纯常死(文学士廷式),海内词人日寂寥。”同光时期,词学复振,在这群星璀璨的词坛,文氏也曾有参与词社的经历,然或入社未能持久,或所参与的词社原本“松散”,他的词史地位主要凭借其“写其胸臆”这个特立独行的词学个性,以及如施蛰存所说的其词学具有的“近代精神”等要素,而成为其中极其耀眼的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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