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词学史的建构及其价值

　　摘    要：　“近代词学史”既是当前词学史研究的空白，也是近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的空白。它是有关近代词学批评、研究及其学术的历史，以文献考索为基础，包含理论层面的综合研究与分别考察层面的专题研究两大板块。与近代词学相关的文献整理工作、清代词学研究中的近代词学研究、地域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国内外近代词及近代词学的研究成果、近代文学批评与近代文学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等，均为“近代词学史”的撰写准备了基础。“近代词学史”的撰着，是中国词学史的有益补充，是对近代词学发展的系统总结，是对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丰富与拓展，有利于近代词学研究的良性持续发展，可与“近代词史”相发明进而推动近代文学史研究，且对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关键词：　近代词学史; 建构; 意义;

　　“近代词学史”既是当前词学史研究的空白，也是近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的空白。以之为突破口，可加强对近代诗词学的研究。于此，笔者拟专门论述近代词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期促进更多学界同仁的专门研究。

　　一、界说与建构方式

　　“近代词学史”的时间起止，当依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批评史等通用的说法：从1848年前后至1917年前后。以下，对其内涵与外延、建构方式等进行说明。

　　近代词学史，是有关近代词学批评、研究及其学术的历史。近代对词论、词学理论、词学方法的研究，对前代词学学术史层面的研究，对诸如词体声律学（词律、词乐、词谱、词韵）、词籍（词集、词选、词学研究论着）、词人、词作（含评点、序跋）、词话、词坛史实等文献学层面的研究，是近代词学史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重心，是我们梳理、总结近代词学实绩的出发点，虽与前两部分有一定交叉，但又各不相同。近代对词论、词学理论、词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属近代词学批评史的范畴，是批评层面的研究史。由于当前尚无专门的近代词学批评史专着出现，因此我们在建构近代词学史时，不应将此排除在外。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词学批评史不是近代词批评史，而是近代关于词学批评的研究史。它主要包括近代关于词体、词作、词艺、作词法、词论、词学观念、词学方法等方面的批判评价与研究，更偏重学术史，属于近代学术史或研究史的一部分。近代对前代词学的研究，主要是指近代对宋代词学、金元词学、明代词学以及清初至嘉道词学的研究史，此部分为各代词体研究史中近代部分应当书写者。
 

　　近代词学史，不是近代词论史，也不是近代词史，但它们却有一定联系。近代词论史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属于词学史，如论词艺作法、品评词人词作等均是。这些主张、见解，多存留于词集评点、序跋、词话等，但并非词集评点、序跋、词话都属词论的研究范围。相反，它们均属近代词学史须重视的内容。近代词史则是以词为中心，与词史相关的研究文献均为词学史的研究对象。论述词史时，词学研究及学术影响也是其重要内容。

　　近代词学史与清代词学史、现代词学史、民国词学史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近代词学史大部分与清代词学史相重叠。也正因此，近代词学史才迟迟不为人提上日程。但笔者认为，清代词学范围广阔，大而无当的宏观式词学史并不能将近代部分具体而微地展示出来，更何况近代词学有近代的特征。另一方面，近代词学史与民国词学史虽只有五年的交错，但由于不少晚清的词学家又生长或卒于民国，故某种程度上民国词学史就是近代词学史的继续。现代词学史也可视为近代词学史的一部分，因时段前后接续，故两者也是紧密关联、不可割裂的。

　　须再补充的是，近代词学史与近代词学研究史（学术史）并非同一课题。近代词学研究史中，只有近代这一时段的词学研究属于近代词学史，而近代词学研究史的研究时段则可跨越至现代、当代以及当前。近代词学史中凡研究近代的词或词学者，属于研究史范畴，其他均不相犯。明乎此，我们建构近代词学史时才有明确的领域与目标。

　　在明确“近代词学史”研究范围的基础上，要书写一部完备的“近代词学史”，当采取考、论结合的方式，以文献考索为基础，建构包含两大板块、十二项专题的完整研究体系。文献考索部分，即对近代的词学家之家世、生平、行实、学术交游等进行考求，对近代出现的各种词学着述、各种词集进行编目、提要与考辨，对各种词学活动进行考索与编年，这是研究的基础。两大板块，包含理论层面的综合研究与分别考察层面的专题研究。综合研究主要有近代词学的渊源、背景、生态问题，近代词学的演进历程、规律与新变，近代词学家及其学术心态，近代词学的总体风貌、研究热点，近代词学的方法论与研究理论，近代词学与创作的关系（与词学主张、词作法、词社、词派），近代词学与词学流派、群体、地域的关系，近代词学的文化考察、学术史考察，近代词学的价值、影响与意义等方面。专题研究，是近代词学史的主体部分。其内容繁富、类型多样、课题众多。归结起来，笔者认为当有近代词籍刊刻、校勘、笺注、近代词学目录与版本、考据、评点、近代词籍序跋、近代词选学、近代词话学、近代词体声律学、近代期刊与词学及域外近代词学等十二项。以下分而述之。

　　近代词籍刊刻异于前代，方式多样、情形不一。于此，目前已有不少论着涉及，但还不够系统。既然作为近代词学之“史”，就当用专门篇幅。我们在梳理近代词学文献的刊刻及其历史的同时，理应用编年的方式具体翔实地对其进行描述，使其接近原生态。与之相联系的，还有近代词籍校勘学、笺注学、近代词学版本学等。这些，也需要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述史。

　　近代词学考据，与前代相比，不但成果多、新见多，而且方式与范围等都有新变。因此，我们应当梳理近代学者于前代及至当时词人之年谱与行实、词作与词集、词学公案、词学史实等考证方面的主要成果，以供初学者认知与运用。

　　词学评点与词籍序跋是近代词论、词学批评的重要渊薮。虽其内容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但评点与序跋题写的过程等却是词学史不当无视的。对于评点，当前我们应当先摸清到底有多少文献存在，对评点过程、评点方式与评点的词籍自身等进行钩玄提要的同时，要揭示其背后的价值与意蕴。对于序跋，同样也要遵循上述的思路和做法。

　　近代词选学，是词选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词选学史出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建构词学史时可以缺失。到了近代，词选的编选方式多样，存留数量更多。有鉴于此，在撰写近代词学史时，应当总体、宏观地进行考索，采取描述史实的方式，供人取资。至于深入而完善的近代词选学史，当另立专门课题。

　　近代词话学，与清词话学、民国词话学等均有交叉。同时，近代又是传统词话向现代词话转型的重要阶段。建构近代词学史，不能少此一项。当前大家已知的近代词话不少，但还有不少稿本词话、报刊杂志词话等处于“尘封”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先从汇集、搜辑入手，在文献考索的基础上描述史实。

　　近代词体声律学，是关于词乐、词谱、词律、词韵等研究的总称。当前，已有少数学者从事此方面的专门研究，然还有许多空间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具体到建构与撰写一部近代词学史时，当更多地揭示词体声律学的相关文献与发展史实，而不是深剖文献中所包含的原理、观念与具体观点。

　　词学的传播也是近代词学史应当关注的课题。它包括两方面，一是近代期刊与词学，一是域外近代词学。近代期刊上不仅刊发有众多词作，还发表有不少传统的词话、近代的论着。在此方面，虽已有少数的相关研究，但具体到近代词学史的撰写，仍须以史实描述为重点。近代词、词学的域外传播属于域外词学史的重要内容，但域外学者在近代所从事的词学研究则不仅仅是传播问题。于此，当另外专门描述史实，以见全球式视野。

　　刘扬忠在对词学体系进行建构时曾列表指出，词学体系的基础工程包括音律及文字格式的整理、词学资料整理研究（词籍版本、词籍校勘、词籍笺注、词学辑佚、词籍目录之学）、作家作品史料的整理（词人传记、词人年谱、作品系年等）等三大项。[1]前面我们对近代词学史的界说及建构，基本涵盖了刘氏所提倡的三大项，同时又根据近代词学的具体情形有所增益。笔者主张近代词学的建构多从文献学、史料学视角入手，采取史学着述的方式来进行，主要目的是与以理论阐释为中心的近代词学批评史相区别。

　　二、“近代词学史”的建构基础

　　当前，近代文学的分文体研究领域中，缺少笔者所提倡的“近代词学史”。只有弥补了这一缺失，才能使近代文学这一学科更加成熟。以下论述“近代词学史”的建构基础。

　　首先，文献整理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并一直受到研究者重视，这为撰写“近代词学史”之词学文献学部分提供了学术支撑。陈水云《20世纪清代词学文献整理述略》一文系统梳理了百年清词文献的整理成果，称其“取得骄人的业绩”。[2]进入21世纪，清词文献整理成果仍不断涌现。其中，与近代词学关系密切者，目录着作类有李灵年等编《清人别集总目》，吴熊和、严迪昌、林枚仪合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王兆鹏着《词学史料学》；总集类有叶恭绰辑《全清词钞》《广箧中词》，严迪昌辑《近代词钞》，陈乃乾辑《清名家词》，钱仲联辑《清八大名家词集》；词话类有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张璋等辑《历代词话》《历代词话续编》，严迪昌辑《近现代词纪事会评》，谭新红着《清词话考述》，孙克强等辑《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大鹤山人词话》，葛渭君、屈兴国、朱崇才等则在唐圭璋《词话丛编》基础上进行了续编、补编，孙克强有《清词话全编》，笔者有《全民国词话》等。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电子数据库也正在筹建中。另外，笔者所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黄霖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民国时期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钟振振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民国诗话词话整理与研究”等，也涉及了近代词学文献。可以说，近代词学史研究已具备了一定的文献基础。

　　其次，近代词学研究是清代词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成果丰硕，可为撰写“近代词学史”开拓道路。很多通代或清代的词学专着都将近代词学视为重点，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方智范等编《中国词学批评史》，都以较大篇幅评介近代词学的发展与成就。清代的词学理论研究同样受到学者关注，如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孙克强《清代词学》《清代词学批评史论》、皮述平《晚清词学的思想与方法》、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杨柏岭《晚清民国词学思想的构建》、朱德慈《近代词人系年》《近代词人考录》等，皆通过不同的视角与专题，归纳清代词学研究的特征，颇有理论价值及指导意义。其中的近代词学，都是各家考察的重点。此外，词谱、词乐等词体声律学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关注，如高淑清《〈词林正韵〉研究》、江合友《明清词谱史》等，尤其是后者，填补了明清词谱研究的空白。昝圣骞的《晚清民初词体声律学研究》，也是一部开创式的着作。凡此，均对近代词学史撰述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地域词学的研究成果，可为“近代词学史”的撰写提供新视角。蒋寅倡导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入手，尽可能全地考索其词学文献，以探求词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新视角，为研究者所青睐，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朱德慈《中晚期常州词派研究》、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等，虽是词派研究，但也涉及地域词学。袁志成《晚清民国湖湘词坛研究》《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杨柏岭《近代上海词学系年》、谢永芳《广东近世词坛研究》等，则专门探讨地域词学。这些研究，有利于更深入地把握近代词学的成就。当我们撰述“近代词学史”时，分地域的近代词学也当列入其中。

　　第四，近代词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可为近代词学史的撰写提供启示。近代词作为清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历程在朱惠国、刘明玉《明清词研究史稿》和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等着作中已有详细评述。总的来说，近代词与近代词学颇有相似之处，都具有重视文献整理、成果相对集中、重视词史地域性等特征。然而，相比近代词学，近代词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比“近代词学史”或者“近代词学批评史”，“近代词史”的研究显得更全面也更具有系统性。近年来，杨柏岭、莫立民等学者皆以“近代词史”为课题进行了研究，后者已有专着《近代词史》问世。若对照来看，则近代词研究可为近代词学研究提供不少启发。

　　第五，近代文学批评的研究现状，可为“近代词学史”的撰写提供理念支撑或学术动力。一方面，近代文学批评研究中有不少涉及词学者，可为“近代词学史”的撰写提供理念支撑。如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曾辟专章评介近代的词学成果。该着虽涉词学部分相对较少，但对词学史的撰写却有较高的指导意义。黄霖还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从“近代品格与时间断限”“传统改造了西学”“人品不等于文品”“同而不同处下功夫”等四个方面，概括了近代文学批评的特点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示了方向。[3]另一方面，当下的近代文学批评研究多就具体问题深入研究且多聚焦于学术热点之上，这必然会刺激词学研究者迎头赶上，撰写出高质量的近代词学史。近代小说理论依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成果迭出。近代诗文批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此方面的博士论文就有贺国强《近代宋诗派研究》、葛春蕃《古今之际：晚清民国诗坛上的同光派》等。近代词学大可吸取其他文体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在深化专题个案研究的同时，做好宏观与中观的研究。

　　第六，近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可启发“近代词学史”的撰述。一方面，近代词学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显得尤为薄弱。如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裴效维《近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上下）、蒋寅《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专着中，近代词学研究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近代文学、近代词学的纯粹地位还有待巩固。近代文学发展虽已近百年，但其作为一个独立文学史段落的地位却面临被淡化、消解的尴尬局面，主要原因是“古代文学的下延、现代文学的上伸，把近代文学分解支化”[4]。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明确文学史分期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文学研究必须做出自己的“近代”品格。可以说，这也是近代词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七，近代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为“近代词学史”的撰述指明了着力点。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始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百年来成果至为丰富，其下辖子项如近代思想史、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等等在当代都得到了充分拓展。遗憾的是，近代学术史研究中尚无近代词学的位置。如麻天祥《中国近代学术史》[5]，仅有《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一章言及文学，没有近代诗学的位置，遑论近代词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代词学游离于近代学术之外。近代词学的“近代化”特质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体现，影响最大的常州派所倡导的“比兴寄托”词学观的产生缘由、接收情况与历史评价，近代学人的词学观与其他学术思想的关系等等，都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给近代词学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对“近代词学史”的撰述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

　　第八，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在近代词及近代词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近代词学史”的撰写准备了基础。此方面的研究，以港台最为集中，成绩也最突出。一方面，文献搜集整理成果显着。台湾黄文吉、林枚仪等先后编纂《词学论着书目》《词学论着总目》，是目前词学界最全面的目录工具书。林氏又与吴熊和、严迪昌二人合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着录清词别集六千余种。此外，港台地区还陆续整理了一大批词籍、词选，近代部分有《水云楼词烬余稿》《水云楼词》《庚子秋词》《广箧中词》等。另一方面，由名家领衔的近代词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叶嘉莹的“近代词史研究”，林枚仪的清代词学尤其是“晚清词论”研究。除了叶、林二氏，港台地区的近代词研究成果尚有金鲜《清末民初宋词学析论》、卓清芬《清末四大家词学及词作研究》、汪中《晚清词学之勃兴》、侯雅文《常州词派构成与变迁析论》等。

　　三、“近代词学史”的建构意义

　　词学在近代进入了“中兴光大时代”[6]，名家众多，成果丰硕。当前学界于近代词学的研究成果虽渐增多，但却缺乏全面、系统、整体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未有一部断代的“近代词学史”出现。“近代词学史”这一课题，旨在改善上述不足，并将有助于推动近代文学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其学术意义值得重视。

　　首先，近代词学史对中国词学史有补充作用，是断代词学史研究模式的继续开拓。一方面，可改变当前偏重于狭义的词学批评、全面性研究不足的状态。对近代词学的整体研究，虽在现代就已起步，但多从属于各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着作，篇幅十分有限。在各种断代或通代的词学专着中，近代词学占有重要地位，但大多仅以狭义的词学批评为研究对象。如方智范、邓乔彬等合着《中国词学批评史》，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等，就缺乏对词谱学、词律学等词学基础的研究，缺少对词学文献学、词学方法论等内容的论述。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允称全面，涉及词学的各个层次，但于近代词学批评反较薄弱。作为通史，很难也不必面面俱到，但这也为近代词学史留下了研究空间。另一方面，近代词学史是对断代词学史研究空白的填补，有利于近代词学研究的深化。就当下词学研究史体系建设来说，通史类着作如《中国词学史》《中国词学批评史》等，个案研究类着作如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等，都已经相对深入与厚重。但是，从断代词学史这一研究理念出发的研究明显不够。断代词学史这一研究模式，既有历时性，也有共时性，点线面皆备，有通史与个案皆不具备的优势。目前，学界已有开拓断代词学史之作，如丁放《金元词学研究》、岳淑珍《明代词学研究》、张仲谋《明代词学通论》、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孙克强《清代词学研究》等，都涉及了近代词学理论或词学思想。笔者与傅宇彬等在现代词学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无论是全面性还是系统性乃至撰写体例上，都不尽如人意，需要继续开拓。“近代词学史”的建构，正可弥补此方面的缺憾。

　　其次，“近代词学史”研究是对近代词学发展与成就的系统总结，意义重大；同时，对近代文学批评史也将起到丰富与拓展的作用。清词号称“中兴”，近代词坛之繁盛更胜前代，尤其是词学研究，谱写了中国传统词学史上最后也是最灿烂的辉煌。晚清词人多兼有词学家的身份，以影响最大的常州词派为例，从张惠言、周济、董士锡，到谭献、庄棫、冯煦，再到“晚清四大词人”王、郑、况、朱，皆究心于词学，成果丰硕。此外，近代词坛尚有大量词话、词选等词学着作，其学术史意义需要品读论定。有些词人虽无词学着作传世，但其词学思想往往寄寓在具体创作之中。总之，近代的词学成果极为丰富，应该有“近代词学史”来考察其演进，总结其成就，论定其地位。同时，近代词学史也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根泽曾指出，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7]。不论何种文学体裁的批评，其“原理”都有相通之处。词家之词论“虽专为词而设，但在古代文论中却具有待发掘的美学价值”[8]8，近代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近代词学史”当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第三，近代词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近代词学研究的良性持续发展。当下对近代词学的研究虽有一定基础，但与近代诗文、戏曲、小说相比，仍然比较薄弱，有待加强。一方面，研究系统性不足。目前，文学批评史着作虽多，但词学比重较小，且多为阳羡、浙西、吴中、常州等着名词派或《赌棋山庄词话》《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等着名词学着作的个案考察。近代词学各个层次的发展脉络往往不甚明了，“史”的研究不够。另一方面，研究样本数量偏少，覆盖面偏窄。这一点是与系统性研究不足相伴生的。当下近代词学领域原生态的全面研究上投入明显不够，很多词学理念实际上蕴含在序跋、选本乃至具体创作之中，亟待发掘整理。对近代词坛之繁荣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与局部，词学观念的传播与接受有赖全面的考察。近来，学者颇致力于近代地域词学文献之整理与研究，应当说上述缺憾已经有所改观，但仍留有较大空白。近代词学史的建构，可弥补此种片面式、重点式、名胜式的词学研究状态。

　　第四，“近代词学史”研究对近代词的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可与“近代词史”相发明，进而推动近代文学史研究。近代词坛，词学家往往也同时是填词家。词学家之创作，通常是其词学批评理念的实践，对其词学的研究显然有益于对其词的研究。如严迪昌即肯定“邓廷桢的《双砚斋词》气势寥阔、情韵高健，体现着他在《词话》中向往的审美特点”[9]。另外，近代词学文献中多有探寻词作本事、批评词风词艺、探讨词史等方面内容，这些显然都是近代词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参考资料。乾嘉以来，“词学大昌，江浙人士以不能填词为耻”[10]。其实，不独江浙文人如此，近代文人皆然。可以说，填词在近代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比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地，词史研究之于整个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作为对近代词史研究的重要参照，“近代词学史”对近代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撰写“近代词学史”对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一方面，近代词学史本身即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诗学相比，词学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驳杂。仅词学理论，就包括词乐论、词体论、声律论、创作论、作品论、流派论等多个方面，而“近代词学史”作为对近代词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形成“近代词学批评史”“近代词学理论史”“近代词学评点史”“近代词话学史”“近代词选学史”“近代词学传播史”“近代词体声律学史”“近代词学文献学史”“近代域处词学史”等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将极大丰富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另一方面，近代词学的发展与近代学术思潮关系极为密切，其发展道路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趋向。笔者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曾指出，近代词学的发展历程中涌动着“经世致用”“学习西方”“人文精神”“文学通俗化”“文学复古”等五大文学思潮，并在逐渐向“现代”转型。[11]如近代学术由乾嘉之学的重实证考据转向与西方文化碰撞下的重经世致用，这一点在近代词学上就有鲜明的体现。常州派众家皆为学术名家，张惠言论词用其今文经学研究之方法，周济为人有济世之志，其“词论尤体现了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经世学家关注社会现实的意识”[8]313。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构建词学理论系统的努力与西方哲学理论的引入，不仅仅是近代词学的突破，也是近代学术的突破。研究某学者的学术时，必不能忽视其词学，对近代学术史而言亦是如此。当我们对近代词学史中的学术理念或思潮进行系统、深入考察后，必然会极大地推进近代学术研究。

　　综上所述，“近代词学史”这一课题是对近代词、近代词学、近代学术等研究领域的新的重要突破，是对近代词学系统性、全面性、体系完整性等方面不足的直接改善，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体系的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加强近代词学专题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尽快建构与撰写出相对宏观的“近代词学史”，概论式的类似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也可，综论式的类似方智范、邓乔彬等《中国词学批评史》也可。最为理想的“近代词学史”，当由近代词学文献考述、近代词学史综论与近代词学专题史三者合一。其工程较浩大，但可先择其主流、揽其大概、述其大要，细致而具体的“近代词学史”则可待时机成熟再推出。新近彭玉平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词学通史”，实际上也为“近代词学史”的撰着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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