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时务文体的特点及过渡性质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是维新人士“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该报作为旬刊，每月刊出3册，每册3万字左右。梁启超在创刊号中所撰《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申明了“去塞求通”的办报宗旨，主张所载内容在于“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时务报》于每册卷首，刊发政论一二篇，大约三四千字，设置有《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从第2册起，将《域外报译》细分为《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等版块，约占每册篇幅的一半。同时在其最后部分，经常附印国内外学规章程或新译书籍。报馆经理为汪康年，担任时间最长的主笔为梁启超，翻译者为张坤德、郭家骥、古城贞吉等。

　　该报于1898年8月8日以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其基本内容和刊发体例大体上保持了前后一致。该报发行后，各地士绅、督抚官僚竞相参阅，以致达到“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地步。《时务报》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针对19世纪末中国社会舆论领袖《时务报》，学界的研究，既有历史的耙梳，也有从新闻传播学或文学的视域进行的考察。然而，以往的研究在探讨《时务报》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关系方面尚显薄弱。鉴于此，笔者拟以《时务报》为中心，透视19世纪末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趋势。

　　一、《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时务报》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播学认为，传播媒介的具体内容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报刊政论文章，正是《时务报》得以赢得读者的核心内容。郑孝胥曾高度评价《时务报》的诞生:“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

　　1．《时务报》与报刊政论

　　清末的报刊政论，其文体由传统政论文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报刊政论文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中，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申报》《字林沪报》等，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当属《循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王韬发明了报章文体，这种文体不同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比较通俗浅白。梁启超针对戊戌前夕的中国报界，曾发表评论说:“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而其体例无一足取……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丝毫影响。”

　　而《时务报》的诞生，顺应了甲午之后先进士人号召救亡图存的热潮，开启了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它既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促进了报刊文体的变革。虽然《时务报》的译文内容所占篇幅较大，但刊发的政论文章是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张元济曾指出，“阅报者仍注意前数页，而后载西事均不甚留意”，而“前数页”正是政论文章所在的位置。

　　《时务报》所载的政论文章，重要的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等，共计138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从创刊号开始连载3期，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刊发在第4册上，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民权”的起始。该文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其中一位读者就说，“近阅《时务报》，知执事总理其事，并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3篇，议论确切，曷胜钦佩”。汪康年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说理充分，意旨明确。当时，在湖北任知县的陈延益曾致信汪康年，称“昨读第九册报，尊论参用民权，极为透彻”。徐勤、欧榘甲等人则分别撰文阐述“开学校、废科举”的思想，提出要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时务报》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倡导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开学校”“变科举”是当务之急;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政论文章使得《时务报》成为维新变革的舆论领头羊。报刊政论文体影响的扩大，与《时务报》这一舆论载体密不可分。

　　2．时务文体的兴起

　　《时务报》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使得报刊文体出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时务报》掀起的维新浪潮，使得大量进步士人争相创办报刊。在这些办报人士中，维新派及其支持者占到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维新报刊，都刊登有政论文章。为了使报纸更好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易为阅读者所接受，一种通俗、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便应运而生。这种新式文体以“时务”为要义，倡导维新变法、改革时务，鉴于此文体以《时务报》为代表而且影响较大，因此被称为“时务文体”。

　　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兴起，首先在于时代的变革。甲午战争之后，各界要求维新变革、振兴中华的呼声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历经30年的洋务运动未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清政府的一些开明官员，面对甲午之败，都在寻求救国的新途径。维新志士纷纷走出书斋，投入社会，将自己对时局的认知公之于众，供人们传阅和讨论，以便达成变革的共识。这样的时代变革，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时势的认知及思想表达方式的变化。

　　其次，时务文体的兴起与报纸媒介的舆论传播功能密不可分。根据汤志钧统计，清末发动、领导和支持变法的重要人物只有50多人，由此要掀起全国变革的浪潮，力量显然有限。“但维新人士注意到了报刊在宣传维新思想、介绍西学知识、启发民智、开通风气等方面的特殊作用”，而《时务报》正好为维新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与舆论载体，使得维新思想能够快速地传播，并掀起了维新的巨浪。

　　再次，时务文体的兴起与西方新知识的不断传入有关。维新变革需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来谋求自我的进步。西方先进的思想、知识、技术等，都需要通过新的途径来传播。由于传统文体的束缚与局限，无法满足报纸表达新思想、传播新知识的需要，只有变革旧有的语言形式，才能使得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能够顺利传播开来。而新思想、新知识的传入，反过来又加速了文体变革的步伐，最终使得新的文体越来越被广大的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最后，时务文体的兴起源于维新志士的聪明才智与不断努力。以梁启超为例，他追述自己前期在《时务报》的工作时说，卷首的政论文章“归其撰述”，外国的报纸译文“归其润色”，奏牍、告白“归其编排”，甚至整册“归其复校”。由此可见，梁启超独自一人就基本上将《时务报》的写作、组稿、审稿、排版、校对等编辑工作承担下来，以至于最后达到“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的地步。

　　经过这样的坚持和努力，《时务报》的影响逐渐扩大，在海内外设立一百多所代销处，一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维新报刊。梁启超也由此名声鹊起，“士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士，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可见，时务文体的兴起与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然，时务文体的诞生和发展，也与阅读者的影响和反馈有关。《时务报》上刊发的一系列要求变革、倡导变法的文章，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追求先进人士的心理期望，这是《时务报》畅销的关键，也是时务文体能够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时务报》对于受众的影响和反馈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维新、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时务文体逐渐被大众认可。

　　二、时务文体的特点及过渡性质

　　时务文体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承载新知识、新思想，形式比较自由，显示出开放的气概和力量。它打破了桐城古文和八股文的窠臼，最终顺应时势过渡为新的文体，在中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时务文体的特点

　　“清中叶以还，士大夫竞趋训诂、考订之学，桐城派古文，蔚为文章泰斗。”除此之外，八股文更是士人潜心习修的文本样式。维新志士的政论文章打破了这样的沉闷局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此时期时务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内容以政论为意旨。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并开启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在于它所包含的意旨直指现实的政治，敢于论政、无所畏惧，对于时局和时人能够表达中肯的论断，并提出现实的对策，特别是能够迎合时代的需要、紧扣时代的脉搏。《时务报》的政论文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并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支撑。可以说，失去以现实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政论文，便不会有时务文体的发扬光大。

　　二是形式以骈散兼备、条理明晰为特点。时务文体突破了文坛的种种定则，较少考虑写作方面的精雕细琢。例如，在《时务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就摒弃了陈旧的文章笔法，开篇即洋洋洒洒地论述他的“通塞”之论，堪称时务文体的典范之作。“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已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文中骈散兼备、不拘一格，比喻、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并用，既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又不失文风自由的情势。论述的逻辑、条理也十分清晰，给人以娓娓道来之感。《时务报》中诸如此类的文章比比皆是。

　　三是语言流畅，感情饱满。梁启超下笔犹如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影响甚广。张元济曾感叹说:“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之大耶?”这正归因于梁启超文章的文质兼美。吴其昌在其所著的《梁启超传》一书中，更是称赞梁启超“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汪康年等人的政论文章均不如梁启超的文章雅致。清末地图学家邹代钧对比了汪康年与梁启超二人的文笔，曾对汪说:“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通明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

　　四是杂以俚语、新名词、新知识。时务文体能够风靡一时，更在于其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吸纳和阐释。维新人士正是通过《时务报》这一报纸媒介，将国外的思想理论、科技知识及法规制度等介绍到中国。因此，时务文体中新名词、新思想、新知识屡见不鲜。清末出版家叶德辉曾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学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辩。”

　　2．时务文体的过渡性

　　在时务文体诞生之前，王韬不仅是报刊政论文的积极实践者，而且还从理论上探讨过政论文的写作方法。他曾提出:“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至其工拙，抑末也。”谭嗣同曾发表《报章文体说》一文，也在思考并实践着新的写作手法。可见，时务文体的诞生是先进人士努力思考与实践的结晶。梁启超是报纸文体变革的集大成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长期居住在日本，“复专以宣传为业”。他先后在横滨等地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等报刊，并发表了《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论自由》等80多篇传播新思想的文章，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比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自由》便强烈呼吁自由的来临:“‘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辈之口头禅矣。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

　　请论自由。”

　　这样的文笔和文章风格，全然不见佶屈聱牙的旧文言，半白话的趋向已很明显。在这期间他的政论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多、影响也更加广泛，以《新民丛报》为中心，形成了新的文体风格，即新民体。黄遵宪对此由衷地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而“《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由此可见梁启超文笔的发展变化及报纸文体的进步态势。黄遵宪称赞新民体说，读之让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还评价说，“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1920年，梁启超对新民体进行自我评价，提到他的写作“务为平易畅达”，虽然“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但是由于纵笔信书、不受约束，再加上“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时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一种具有魔力的新民体自然是经过不断实践和衍变的结果。

　　时务文体可以看作是新民体的早期形态。“时务文体是传播对象从精英转向大众的一个标志”。新民体则以更加通俗、畅达的自由文风，对世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借助媒体这一宣传工具，将报刊政论推向了高峰，使得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变革向着更深远的层面推进。

　　三、结语

　　《时务报》作为维新志士倡导变法的阵地，掀起了我国19世纪末期的启蒙思潮，使报刊传媒成为表达社会思潮不可或缺的新平台，开创了报刊政论的黄金时代，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形式。它的风行，于晚清动乱的局势中辟出了一条新知识、新思想流动的通道，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鼓舞民心、宣传变法、领导舆论方面的贡献巨大。

　　伴随报刊政论的勃兴，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在维新志士特别是梁启超的努力下，以其词驳今古、融汇中外、骈散兼采、条理明晰、明快畅达、饱含感情为显著特点，表现出了我国近代报刊政论文章勃兴的征兆。时务文体作为维新报刊的政论表达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维新思潮的高涨。

　　时务文体上承王韬发明的报章文体，下启更加通俗、成熟的新民体，反映了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发展历程。自时务文体诞生伊始，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的步伐就开始逐渐加快。同时，以时务文体为代表的“文人论政”的形式，也为我们开展“文人论政”对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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