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播方面,出版行业的兴盛使报刊、期刊的发行如日中天,也为海派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大的受益者便是海派小说。以鸳鸯蝴蝶派为例,它的发展与文化事业---报刊的兴盛密不可分。"海派作家本质上是一种报刊作家"[7],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作家大都是媒体人出身,包天笑曾任《时报》记者,周瘦鹃是《申报》"自由谈"和《礼拜六》杂志的编辑,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大多是通过报纸连载而闻名于世的,可见海派小说的出路首先在于报刊。"《民权报》在民国二年(1913 年),登载徐枕亚所作之《玉梨魂》,报纸销数为之激增。因读者每晨阅报,不看专电要闻,往往先览小说,而《玉梨魂》排日连载长篇,更引起读者兴趣,有将之逐日存,粘订成册者。"[8]
上海都市空间内部具有特殊的文化氛围:租界不受政府(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直接控制,华人与洋人在这里能够创办私人的报纸、杂志,"长篇小说刊载报纸,最早者却是《字林沪报》刊登的《野叟曝言》。该报是洋人所办《字林报》之中文版,创刊于光绪八年(1882 年)4 月 2 日"[9].作者、编辑可以在报纸、杂志上较为随心所欲的发表、刊登文化信息,言论自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这就为都市空间内的文化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除报刊之外,翻译事业的兴盛、期刊杂志的创办也为海派文学特别是海派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较为宽松的都市文化环境、华洋混杂的都市社会环境---为西方文化特别是文艺思想的大量译介、传播提供了主客观的条件。
以新感觉派为例,1928 年,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无轨列车》半月刊,该刊陆续翻译介绍了日本新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的小说和诗歌。1932 年 5 月,施蛰存主办的《现代》杂志又在上海创刊,几乎每期都有一定的版面刊登欧美、日本的现代文学创作与文论的翻译,并对这些国家的文学思潮进行译介。后来还增设了"外国文艺通信"专栏,邀请在国外留学的文人、学者写信通报当地最新的文坛动态,展现了与世界文学共时对话的决心。
二、海派文学: 两种理
海派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它的界定是挖掘其现代性质素的重要一环,海派文学的定义大致可以划分为狭义的"海派"和广义的"海派"两种。狭义的"海派"是指 20 世纪 30年代沈从文在"京海论争"中所提到的"海派",沈从文从 1933年到 1934 年连续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和《关于海派》三篇文章,来论述"海派"."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10],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提到了"玩票白相"的文人。而在《论"海派"》一文中,沈从文明确给"海派"下了定义,"'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使舵'"[11].他笔下的"海派"是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一类玩票白相的文人,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就已经对其进行了揶揄。沈从文认为"海派"同"礼拜六派"不能分开,但他十分明确地把"海派"同"上海文人"相分离,"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12].这些文章着重批判了那些看重商品经济效益和娱乐效应的一类文人,这说明"海派"同"上海"并不是一个概念,沈从文所说的海派作家、海派风气同上海文人是两个概念,那种"玩票白相"的文学者北方也有,"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13].
沈从文所定义的狭义海派,其中之一便是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分支---礼拜六派的创作特征:擅常写都市通俗小说,商业、娱乐气息浓厚的作家群体,另一部分则是一些文学功利性强的作家群体。从狭义的"海派"定义可推断出广义的"海派"定义,是指那些活跃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的作家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主要有三大流派。
一派是社会剖析派都市小说,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主流……另一派是30 年代受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会文学影响的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后起的徐讠于和无名氏的现代罗曼司则是继'新感觉派'而努力适应现代新派市民要求的都市大众文学……还有一派都市小说是清末民初通俗都市小说。"[14]
抛去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和描写过都市生活的一类左翼文学作品,"我感觉茅盾的上海太政治化了……所以我觉得茅盾没有把上海写清楚,他只是写了上海的一部分。
再加海派其他作家……这才像上海"[15].抛去一些个体作家如张爱玲等人的创作不谈,主要描写、展现都市风情的海派小说有: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30 年代的新感觉派和 40 年代的新浪漫派。在 20 世纪上半叶,"它号称东方的巴黎,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远非东京、香港或新加坡可以比拟。上海之繁荣,原因之一便是它的租界……然而这些'半殖民地'却也为上海增添了一点'异国情调'和西方的文化气息"[16],海派小说就植根于这座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不夜城之中。上海的都市空间成为海派小说直接或间接描写的对象,上海的都市生活强烈影响着作家们的艺术灵感,他们的思想、创作无不展现于上海这个都市空间之上,他们在文学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上海---都市空间---都市文学的建构,海派的小说是都市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个现代性的符号。
三、海派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现代性"一词的含义十分芜杂,其使用范围涉及众多领域,在不同的情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与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对文学现代性的阐释大致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纯美学的范畴,"波德莱尔从纯美学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进行了定义……从而成功地避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17],"浪漫主义不仅是'美的事物最新近、最当代的形式'……它还与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有实质性的不同。这种不同意识实际上是追求新颖的起点,而新颖性是波德莱尔诗学的又一基本概念"[18];二是文化思想的范畴,"现代性摆脱了传统文化强加给人们的信条和集体信仰"[19],它意味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这是一种与教条的脱离,也是与一切强加给人们的美学定式的脱离(无论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与一切古老的法规和习俗的脱离"[20],即与传统价值的对立和对自由的追求。伊夫·瓦岱进一步指出文学现代性应具有一种"时间职能","现代性是一种'时间职能':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从定义上而言,现代性的价值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一个是波德莱尔赋予它的含义('短暂的、易失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断变化的现时,它必然要给作品打上自己的烙印),另一个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范畴上的'现代性'"[21].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均具有现代性,展现作家对当下最新的感受,在作品中运用新的技巧并创新,给作品打下自己的烙印,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海派小说的现代性特质首先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和新浪漫派的作家通过描写都市爱情,塑造都市新女性形象来展现海派小说在启蒙、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等方面的现代性特质。讴歌爱情是20 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普遍现象,"五四运动不仅导致了文学革命和知识革命,而且推动了情感革命"[22].都市男女爱情是海派小说的重头戏,勾勒出一幅都市爱情的风情画。与中国传统的爱情故事不同,植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土壤之中的海派小说所描写的都市爱情,如铁樵所说"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23],是以爱情来传递诉求与心声,展现都市男女摆脱封建思想的藩篱,表现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通过描写都市男女爱情,来揭示当时的爱情、婚姻正处在反抗传统道德和追求个人解放的背景之下,因此这种都市爱情就带有明显的启蒙特征,直接印证了海派小说的现代性特质。以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例,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及李定夷的《霣玉怨》被誉为鸳鸯蝴蝶派的"三鼎足",对封建思想和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批判,影响极大,对开启民智有重要作用。
新感觉派小说则通过赤裸的情爱来表现都市男女的爱情生活。资本主义经济和殖民地的西式文化为都市青年一代带来了一场思想和性的解放,伴随着这种解放随之而来的还有迷茫。新感觉派的作家反映都市男女爱情,探究都市人的内心世界,"情爱"是其重要手段,通过放浪形骸的情爱来挖掘都市人深层次的心理状态。性爱描写之所以能这样地超前,首先,与上海开放的文化氛围有关,"海派文学的性心理,由此养育培植,促进了性爱文化的日益变迁。刘呐鸥带头引进日本的新感觉派,也引进色情文化(他较早地翻译了日本片冈铁兵等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就叫《色情文化》)"[24].五颜六色的低级读物,带有情色暗示的娱乐节目,风靡满城的大小美女广告,大量色情信息随杂志、报纸传入民众手中,很多大胆的言论和思想传入民众心中。其次,与上海发达的物质基础有关,一系列现代化娱乐设施的修建,如马场、赌场、跳舞场,可以提供作为"临时爱情"发生地的现代化饭店,高级交际花出入的夜总会,低级卖身场所,实施性病治疗和堕胎手术的医院等,自然让都市的色情气味不断加浓。在都市空间里,处处飘散着"性"的味道:不断诱惑,不断发泄,不停循环。新感觉派的小说所表现的情爱可以说裸露出某种"原始"意味,这是城市发展与开放的产物,同时,又在客观上打击了传统伦理道德几千年来对中国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
随着都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女性已经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都市新女性是海派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
对都市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其个体诉求是海派小说现代性特质的重要体现。都市新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更加崇尚独立自主,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也更加注重个人欲望的实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揭示了她们已成为独立的个体。秦瘦鸥的《秋海棠》一反鸳鸯蝴蝶派小说你侬我侬的情节设置---戏子与姨太太的感情不是建立在肉体与金钱的关系上,而是建立在思想交流的基础上。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都市新女性成为男性的启蒙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性作为启蒙者,女性是被启蒙者的传统思维模式。新浪漫派的小说《鬼恋》《北极风情画》塑造的都市新女性更是以独立者的形象出现,她们不依附于任何男性,不屈服于任何势力,也不像以往的都市女性那样多愁善感,或为争取独立自主而劳心劳力,或在旧道德和新思想的内心挣扎中困惑不前。她们选定了自我人生的目标后为之努力奋斗,虽然结果有好有坏,但这是自主的选择。徐讠于、无名氏笔下的都市新女性有着自我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她们注重的是个体价值和个人欲望的实现,不受任何历史、政治因素的干扰,也不受外部环境的侵袭,只是单纯地追求信仰与理想,是完全独立的个体,这些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恰恰成为海派小说现代性特质的体现。
海派小说的现代性特质还体现在文本艺术的现代审美意识、表现技巧以及个人风格的独立性上。植根于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开放,中西交流最为频繁的上海,新感觉派和新浪漫派尤为注重西方艺术手法的引进、创新和自我坚持。新感觉派和新浪漫派的小说大量运用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艺术形式上创新求异,在当时文坛名噪一时。特别是新浪漫派在现实主义盛行的 40 年代,仍然高举着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大旗。正如伊夫·瓦岱指出的,注重展现作家对当下最新的感受和态度,在作品中运用新的技巧并创新,给作品打下自己的烙印,这就是现代性的体现和证明,新感觉派和新浪漫派在这方面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海派小说的现代性特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刘呐鸥、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十分注重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入,"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中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城市化'……也可以把他们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25].刘呐鸥的《游戏》《礼仪和卫生》《风景》等短篇小说将都市迷离的世相---舞场中的灯光,男女的肢体,酒杯里的红绿液体;办公室里的绸缎声,香水胭脂气味,绸缎下的紧身曲线;都市女性的性感嘴唇,通过主人公(叙述者)的感觉器官如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等呈现在读者面前,"凭刹那间的印象,捕捉到都市的声、色、光、影、味,将其剪接拼合,用暗示、象征、隐喻和具象性描写结合的方法,把现实作为作者心理的外化形式,传诉出一种鲜活的直觉现实与心理现实"[26].上海都市空间中一切的繁华景象全部转变为光影、线条,通过感官展现,以作者丰富的联想传递、表达,对应了都市繁华外衣下躁动不安的性欲以及男女之间朝秦暮楚的生活方式,在五光十色的迷离世相下展现,这种畸形的、反传统的都市生活展现出典型的"病态美"特征。
以浪漫的现代主义笔法进行小说创作是新浪漫派一直坚守的信念,他们笔下的浪漫不是低级与庸俗,而是积极与高雅,"现实与浪漫交错,雅与俗共赏,高可达追寻人生奥秘的境界,低可致市井纵谈艳文奇事的趣味。徐讠于能把品味较高的文学传向大众,这与张爱玲是一致的……稍晚于徐讠于,而也以爱情小说面世的是无名氏。其浪漫情味更足,更夸张"[27].
徐于、无名氏在描写浪漫的传奇情节时侧重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出发,挖掘人物的潜意识和深层次的心理状态,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此外,他们以深刻的浪漫来传达人生理念,特别是无名氏的小说,表现出一种为人类信仰进行探索的理想主义精神,由浪漫的爱情升华到宗教、信仰问题,特别是对人的存在、生存等问题的持续关注,使他们的小说具有了绝对的现代性特质。在以往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宗教意识是十分缺乏的,宗教在某些方面是充满哲理性与辩证思维的,因此以宗教为切入点成为新浪漫派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这种超然性、神秘性的色彩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宗教式或者说哲理式的晦涩意味,以"晦涩"的特质和存在主义式的人生哲理思考来结构全文,用宗教、信仰问题来思考人生、人性。宗教思维的引用揭示了他们在感性外衣下追求理性的一面,也指向了他们作品的现代性特质所在---把抽象的思想和感性的知觉合二为一,这种理性的情感正是当时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理性与感性、诗性与智性在新浪漫派的调和下,实现了融汇与统一,艺术张力不断涌现。
四、结 语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近代中国,在沿海一带逐渐由区域文化衍生出以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会(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化共生共荣的海派文化就形成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都市空间。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海派文化不仅影响了作家的人格气质、思想格调、审美趣味、文学观念、创作主张、取材范围、表现手法、艺术思维方式,而且还孕育出了特定的文学流派与作家群体。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具有它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然与孕育它的时代、社会密切相关。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随着城市的开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学的作家群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进行创作,作品必然具有强烈的都市气质和现代性特质。作为海派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派小说突出地代表了海派文学的主要特征与成就,从都市空间的角度出发解读海派小说,更有利于对它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文本阐释。作为含义丰富的一种文学形式,海派小说映射了上海的近代化过程,剖析了上海的都市空间,却一度被打上"颓废""异端""消极"等标签,被批判,被排挤,被边缘化。植根于都市空间的海派小说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代性特质和都市文学特质,是中国都市文学最早的目击者、记录者和思考者,也是西方文艺理论方面的引进者、实验者与先驱者。海派小说共同绘制出一幅20 世纪上半叶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都市细致画卷,其作品对都市空间的历史流变和典型形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凸显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都市风貌、市民阶层百态和社会发展轨迹。回顾中国最早的都市文学---海派文学,对海派文学中一些重要小说流派的艺术特质、发展轨迹、经验教训作出分析概括,特别是重新挖掘其现代性特质,无疑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分析海派小说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及其现代性之所在,另外还能够使大众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以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并得到新的感悟和体验。从而更好地推动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并为城市化进程中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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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列传》以商业性叙事标识了近代上海, 再现了近代上海, 海派文学在其叙事模式的影响下, 纷纷对上海进行遵从地域文化特征的叙述。这种对上海进行记忆空间的循环叙事, 呈现了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