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的表象叙述及其社会本质

　　摘要：长久以来主流社会之于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想象通常嵌合在“与世隔绝”的主体构成、独特的社会呈现方式以及低度发展的地方经济等社会表象的叙述当中。尽管这种想象不乏某些“现实依据”,但民族经济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却在相当程度上被遮蔽了。作为一种基于特殊的资源禀赋和差异化的文化传统建构起来的结构化物资供应系统,民族经济兼具民族性和经济性的双重特点,其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依存关系的物化表述,更传达了民族群体对自我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某种认知。

　　关键词：民族经济;表象叙述;社会本质;

　　在传统的民族社会里,由于经济与社会的深度嵌合,“低度发展”的民族经济往往湮没在异彩纷呈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主流话语之于民族经济“封闭”“落后”的社会想象。(1)1“与世隔绝”的主体构成、独特的社会呈现方式以及低度发展的地方经济等,亦由此被视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而在各种带有猎奇色彩的想象里,所谓的“民族经济”似乎意味着某种具有特殊“发展规律”的经济表现形式,是一种附着于民族文化之上、同时又游离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的存在物。(2)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人群、技术、金融、信息等相互流动和渗透,一个具有全新意义的全球性互动体系逐渐形成,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亦因之发生了深刻变革。(3)3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背景之下,“与世隔绝”的民族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复存在,民族经济的主体性由此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模糊化倾向,而地方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也在日趋淡化,现当代以来关于民族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些宏大理论,也开始面临愈来愈严重的解释困境。(4)4因此,透过繁茂芜杂的民族经济问题的表象叙述,厘清民族经济的内涵和社会本质,重新审视民族经济发展之于民族群体社会生活的实存意义,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社会存在中的民族与经济

　　近现代以来,关于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阐释大多建立在对“民族”的想象和理解之上。或许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民族”想象,就会有什么样的关于“民族经济”的叙述。实际上,近年来学术界在有关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上产生的一些分歧,通常也与诸家对“民族”概念及其内涵在理解上的某些偏差有关。(5)5

　　在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学术语境中,“民族”(nation)通常被视为政治单位,在某些程度上意味着一种“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的整体”。(6)6一些西方学者,如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民族是一种在感知到的祖籍之地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为了成为“民族”并被承认,这些共同体有时需要发展某种公共文化,并试图“追求相当程度的自决”。(1)7如果说史密斯对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多少还持有某种审慎态度的话,那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对此问题的看法则似乎更为直接且激进,他甚至认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对等的。(2)8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若想探究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不能无视民族以及衍生民族的种种概念。(3)8他同时指出民族并非天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而是一种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4)8当然,他的“发明”之说主要源于欧洲社会的“地方性经验”,其之于非西方社会的适用性问题至今仍有争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民族”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受到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权威论述”的深刻影响。斯大林认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5)9斯大林对于“民族”的此一定义是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提出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政治上的考量,(6)10然而一些中国学者在套用“民族”的这种定义之时,并没有全面了解或者意识到斯大林提出这种定义时所处在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也缺乏对国际社会之于这样一个有着明显政治实体意涵的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导致了某些学术认知上的偏差。为了纠正这种定义可能产生的歧义性,同时考虑到中国乃至世界上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国的民族工作者重新对“民族”进行了诠释,认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而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7)11毋庸置疑,这种关于“民族”内涵的阐述更接近于社会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向。(8)12

　　“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是每一个民族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积极面对的基础性问题。人类群体的生存和繁衍,必须首先解决好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只有在这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更好地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这是马克思在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之下发现的一个“简单事实”。(9)13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或许是多种多样的,而社会生活的内涵往往也可能极其丰富,但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此一“简单事实”的客观存在。对于一个民族群体而言,没有衣食住行之类经济活动内容的社会生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此意义上,“经济”(economy)无疑是一个具体的民族群体“活着”的最重要的表述方式之一。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经济”直接关乎人类(个体或者家庭)的生计。在原初意义上,“经济”这种源自古希腊语中“οiκονóμοs”的社会事象,意指庄园主的家庭财产管理。最早从学术上探讨此一问题的色诺芬(Xenophon)在其所着的《经济论》(Oeconomicus)一书中,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讨论了家庭财产的管理问题。(10)14在他的视域中,所谓的“经济”就是指家庭财产的生产与管理。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对经济的狭义理解。相对而言,包括古代士大夫在内的诸多中国学人,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似乎更加宏观一些。尽管在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上有着众多不同的表述,但“经邦济世”“富国裕民”之类的社会理想,无疑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对“经济”的社会功能的基本界定和共同期待。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国民财富增长为主要表述方式的“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内容。正是基于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系统性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学说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位享誉世界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更多地基于对人类本性的认识之上,从而使得他眼中的“经济”具有更丰富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气息。遗憾的是,作为后来者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及其追随者所建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逐渐偏离了这个方向。对计量模型“科学性”的迷恋,使原初“经济”所蕴含的鲜活的社会生活内容,在当代主流经济学的量化分析当中被极大地遮蔽了。

　　所幸的是,这种对于经济本质的深刻误解在卡尔·博兰尼(Karl Pola nyi)等人的努力之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纠正。博兰尼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重新阐释了“经济”的含义。他认为“经济”这一术语包含两重含义,即所谓的实在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和形式含义(formal meaning)。“经济”的实在含义源自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一社会事实:人为生存而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的交换,并以此作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经济”的形式含义则源自“手段—目的”关系的逻辑特性,指的是在不充分手段的不同使用中进行选择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节俭的(economical)”“节约的(economizing)”之类的词语当中。(1)15博兰尼坚信只有基于“经济”的实在含义,我们才能对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各种经济体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而我们对于“经济”本质的理解才能变得更加深刻。

　　为了民族群体的“自然生存”,人们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财物与服务的供给。在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 n)看来,这是“经济”之所以存在的首要原因。然而,只有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有了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之后,社会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经济”。(2)16如此说来,“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蕴藏着物资供求关系之外的诸多社会生活内容,而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社会表层所显现的物质资料的流动现象,就难以洞悉它的本质。“经济”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交换与代谢,但从人类社会活动的本质上来看,“经济”实际上就是人类群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经济”首先发生在民族之间,而经济分析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3)17只有基于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从整体上对“经济”所附着的社会系统进行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民族经济之于社会成员的实存意义。

　　二、民族经济发展的表象叙述

　　社会存在中的民族经济,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一定的民族群体为了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形成的具有民族特点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由此所结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民族经济的表述方式不尽一致,但一般认为“民族经济”是在1945年以后用来指称一些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即那些“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枷锁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同时也指称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各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生活特点和生活习惯等。(4)18事实上,社会主流话语之于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叙述,主要围绕长期生活在经济欠发达状态之中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展开。差异化的主体构成、封闭的他者世界、嵌合于社会之中的经济存在方式以及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建构了民族经济的某种刻板印象,同时也提供了改变这种“落后”面貌、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行动的合理性依据。

　　多元化、差异化的主体构成或许是民族经济最为显性的社会存在方式。民族经济是一种以民族为载体而得以呈现的经济存在方式。民族经济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性,既直接地体现为少数民族与社会主流群体之间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意味着少数民族在生计选择上的某些内在性差异。由于主体构成上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民族经济通常会受到较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种经济存在方式的运行逻辑,往往与主流经济学研究当中一些经由西方世界的“地方性知识”建构起来的经济理论大相径庭。作为一种社会事项的表象叙述,“民族经济”同时体现出“民族”和“经济”的两重属性。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经济作为自成一体的社会存在,有着“自己的特殊结构和本质属性”;而以“经济”的角度视之,民族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同样具有某些“自己的特殊结构和本质属性”。(1)19只不过,“民族”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及其本身内在的某些不确定性,往往使得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关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各种表述蕴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方式相比较,其主体更为多元、形式更为多样、内涵也更为丰富。

　　在民族学的传统想象当中,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2)20的生存空间通常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边缘化的他者世界似乎是民族经济生存和发展的“沃土”。由于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交往较少,当地人的经济活动往往也局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狭小社会空间当中。这种经济与地方社会发展自成一体的“想象”,使民族经济与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经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被视为同一物。如此,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一些学者之于“民族经济”的多义性表述:民族经济(从民族角度出发或带有某种民族特点的经济)、少数民族经济(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生产与经济生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生活)。(3)19尽管施正一曾经反复强调,“民族经济”并非“民族”与“经济”两种社会现象或概念的简单拼合与相加,而是各民族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现象,然而广义民族学理论视域内的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三者的外延实际上被认为是可以重叠的。很显然,对民族经济的这种粗线条的界定,虽然可以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某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指导,但并非完全契合民族社会的现实。因为封闭的他者世界只存在于现代人对“原始”民族的臆想当中。

　　经济与社会的深度嵌合,建构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轨迹。经济发展方式与文化表现形式之间互为表里的复杂关系,使得民族经济往往迥异于普通意义上的经济表现方式。正如博兰尼所言,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总是嵌合在社会之中的。这不单是说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与社会因素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是说在形式各异的社会生活方式当中,实际上潜藏着某些具有特殊意味的物质分配功能。(4)21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合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民族经济在运行的过程中,往往因为其与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表现出诸多非经济性特点。在此意义上,经济活动的非经济呈现———尤其是与民族文化之间“一衣带水”的复杂关系———乃是民族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之一。因此,现代社会对民族经济问题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对经济的考量,毋宁说主要是源于对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社会期许。实际上,民族经济问题的感召力,通常并不是来自民族经济本身。对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好奇之心,似乎才是引发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原动力之所在。一个吊诡的社会事实或许就是,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日益明显,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经济也与主流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诸如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等在文明社会里早已消失的生计方式,“库拉”之类的物品交换习俗,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服饰,“夸富宴”等各种“非理性”的仪式性消费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流社会所津津乐道的一些民族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民族文化的“副产品”或者衍生之物。由此,民族经济就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存在方式,它同时也是一种有着复杂社会意蕴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是民族群体传统生活方式在地方社会的特殊呈现。

　　繁茂芜杂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总是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单一化的产业结构、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低度徘徊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极其“诡异”的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民族经济作为一种欠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提供某些经济上的“依据”。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当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简陋。现当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运行方式的改进,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有了某些改善,但经济体量小、增长速度慢、民众收入水平不高等仍然是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但民族经济的欠发达状态却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育还不成熟的市场体系,资金投入、技术应用、生产管理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少数民族人口在知识水平、劳动技能上的某些欠缺等,被认为是掣肘民族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受限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而对市场经济的某些不适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加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有利条件扶持民族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改善少数民族人口的生产生活状况,也就成为一些社会改造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民族经济的社会本质

　　在其表象上,民族经济或可以认为是存在于一定民族群体社会生活当中的“特殊”的经济表现方式,但就其社会性质而言,民族经济乃是一种基于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差异化的文化传统建构起来的结构化的物资供应系统。这种供应系统形成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中,并与民族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现实存在中的民族通常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地域,其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此,民族经济不仅离不开它的主体———“民族”,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地方社会。民族群体传统的经济生活与民族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高度契合的社会现实,使二者在相当多的情况之下被视同一物,从而极大地遮蔽了民族经济的社会本质。如果说,在人口流动并不频繁,且在地方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还相对较少的社会场景当中,这种遮蔽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不同民族群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日益凸显的社会,民族经济作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活方式与民族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则是显而易见的,而文化差异性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民族经济形成于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是民族群体为了更好地适应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上看,民族经济其实是民族群体适应环境以谋求生存繁衍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往往是不一样的。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不仅影响了民族群体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赋予了民族经济极其丰富但同时又极难把握的社会内涵。正如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曾经指出的那样,心理与体质上所存在着的某些差异,使不同的民族群体对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由此,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特质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1)22不过,作为一种能动性的社会动物,人类群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动的,而这种适应也不仅仅限于他们居住的地理环境和自身所在的共同体内部。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对环境的适应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性的。虽然不同的民族适应环境的方式不尽一致,但在本质上,这些适应方式都是民族群体为了生存和繁衍而形成的对自然界、社会以及他者的依存关系。这样,民族经济的社会本质就不单是由经济本身的狭隘定义所能涵括的。一些苏联民族学家认为居住环境、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传统文化特点,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群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并由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1)23“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我们理解民族经济的社会本质无疑是有所裨益的。它至少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族经济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而是一种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既表现出某种经济性的特征,同时也嵌合了诸多“非经济”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非经济因素的嵌入,民族经济才获得了其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并成为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非经济因素的嵌入在丰富民族经济的社会内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它的“经济”色彩,从而使民族经济的本质属性容易被一些外显的表现方式所遮蔽。

　　透过复杂的社会表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作为社会文化建构之物的民族经济,不仅是民族群体适应环境的“自然结果”,同时也是在与他者的经济交换和文化互动关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民族社会的经济生活而言,非经济因素的嵌入似乎是一种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而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经济往往呈现为不同程度的“欠发达”状态以及“自成一体”的生存格局,从而引发人们关于民族经济发展“封闭”“滞后”的诸多社会想象。然而,“欠发达”的民族经济其实并不“封闭”。若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视野观之,民族经济难免存在某些“欠发达”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自我封闭之物。无论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所记载的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同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非洲黑人之间的默契交易,还是18世纪繁盛的贸易港交易,抑或是中国古代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茶马互市,都生动地阐释了民族经济所蕴含的互动性特点。施坚雅的研究细致地描绘了民族群体之间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上的依存关系。他认为农民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局限于村庄,也包括其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2)24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民族经济是一个封闭世界的衍生物,毋宁说它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和在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民族经济既是人与自然界、社会和他人的一种交换关系,其形成与发展就不可能游离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之外,而需要在与其他民族群体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中获得发展的动力源泉。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表现形式,民族经济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一定的人类群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它不仅是民族群体适应环境、谋求生存的结果,同时也传达了这些民族群体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生活的认知。民族经济不仅使内涵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得以沉淀,更是民族群体谋求生存、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由于受到历史与现实条件的限制,民族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水平固然带有某些所谓的“封闭性”“滞后性”特点,但这种经济发展的“封闭”和“滞后”状态往往又与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生活情趣和价值追求。(3)25或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极具后现代色彩的经济发展方式所蕴含的社会价值是不能用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指标之高低来衡量的。事实上,壮族人的“以那(水田)为本”、瑶族人“吃了一山过一山”这些浮现在社会表层的传统生计方式,其所传达的社会意涵绝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之上。无论把民族经济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还是把它当成一种“与世隔绝”的传统民族学意义上的经济生活方式,在全球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都不能涵盖民族经济的特殊结构和本质属性———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久远的发展历史和众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只有充分理解和把握不同民族群体特殊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及传统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才能更好认识和了解民族经济的丰富内涵。

　　民族经济的存在方式是多样化的,而不同民族群体的经济生活状态往往也可能各具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性既是民族经济最显性的特点,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民族经济存在于民族群体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并以“民族”作为其主体,这种经济表现形式带有民族社会生活的深刻印记。民族经济固然不可避免地蕴含着诸多“经济成分”,但从根本上讲,无论这些“经济成分”如何复杂多样,它们都离不开一定民族群体的现实社会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性”,才使民族经济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现象,从而获得其存在的社会价值。

　　四、结语

　　民族经济既是一定的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适应外部环境的“自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社会生活的某些烙印,并因此成为地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建构之物。这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经济表现形式,不仅体现了民族群体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物化的依存关系,同时也是一定的民族群体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与他者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尽管有着多样化的主体构成和极其丰富的社会表现形式,但这些外在的差异性、特殊性并不能掩盖民族经济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本质,并不否定其作为人类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事实。因为,无论民族经济的表现形式如何特殊,也不管它的社会本质如何“难以捉摸”,民族经济终究还是人的经济,需要遵循人类的社会生存逻辑。只有透过对民族经济的差异性、特殊性的全面考量,进而探寻人类经济行为的同一性、普遍性特征,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窥视经济的本真面目,并深刻体察经济对于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实存意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形成。(1)26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大家庭中,既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农耕民族,还有以捕、猎为生的渔猎民族和以商贾为业、四海为家的民族群体。虽然生计方式各异,但各民族群体在经济生活上的“互通有无”有着绵长的历史,彼此之间的依存程度也比较高。与此同时,由于受自然环境、生计方式以及其他社会原因的限制,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不尽一致,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对单一、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这种社会发展状况的现实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受到影响。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中国社会各民族群体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立足民族聚居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和民族文化特色,积极扶持少数民族群体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地方经济,逐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亦由此成为现当代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指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旨在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把经济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的首位”的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落实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当代模式,既是各民族群体的民心之所向,也是对传统社会“因故俗治”民族政策的继承和超越,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使然。

　　注释

　　1郑长德:《新时代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王文长:《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8页。

　　4郑宇:《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突显问题解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马先标:《民族经济学的概念含义、义理性与学术使命》,《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2期。

　　6[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7(1)[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8(2)(3)(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10页。

　　9(5)[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0(6)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1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号]》,2005年5月31日。

　　12(8)《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13(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14(10)[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页。

　　15(1)[美]卡尔·博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侯利宏译,载于许宝强、渠敬东:《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3-34页。

　　16(2)[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

　　17(3)陈庆德、潘春梅、郑宇:《经济人类学》(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8(4)施正一:《民族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78页。

　　19(1)(3)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8、78页。

　　20(2)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出现的“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均为同一所指。

　　21(4)[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

　　22(1)[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李强、文一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0-86页。

　　23(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

　　24(2)[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25(3)杜星梅、吴小花:《现代社会的单向度取向与多元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再认识》,《贵州民族研究》,2020第2期。

　　26(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