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关理论综述

　　一、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

　　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对社会关系作出透彻深刻的分析，应是马克思莫属。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即是说，无数个体的人组成了人类社会，是形成社会关系的细胞和源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与共同处于一个自然环境中的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和组织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同个体的人组成了人类社会，个体的人在各种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范畴）中与人类社会建立的关系即为社会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个体的人”是广义的“个体的人”,即是说“个体的人”既可以指单个“内在生命物质本体与特定的大脑意识本体构成整体的自然人”②，也可以指单一的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范畴）的主体，如企业，政府、组织、机构以及党派等。

　　社会关系有很多类型。马克思、恩格斯将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看作社会关系的两种基本类型。人们在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不依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称为物质关系；而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成的关系为思想关系，它反映了物质关系。而社会学认为社会关系的类型是：

　　（1）按关系领域划分，可以分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及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2）按关系主体划分，可以分为个人、群体、阶级、民族以及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3）按关系矛盾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对抗性关系和非对抗性关系。（4）按关系建立的基础划分，可以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等。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这一概念在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各种学科领域被频繁地界定和使用。数学把网络定义为一种特定的加权图，物理学则认为网络是用数学中的图论来表达及研究的并从某种相同类型的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模型。而在计算机领域，网络是指联系各个点、面、体的信息，实现资源共用从而形成信息传输、接收、共享的虚拟平台。

　　从网络的内部构造看，网络实际上是由若干节点和连线构成，用于表示各个研究个体及其相互联系的图形模型。一个节点表示一个研究个体，节点间的连线则表示两个研究个体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网络的形态是多变的，如一个网络只由一个单一节点构成，则可以看作是网络的特殊形态；而存在两条或两条以上节点间的连线的图形模型被称之为网络的一般形态。网络的连接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一个节点自身的自我连接（特殊连接方式），也可以是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直接连接，还可以是一个节点通过其他节点间的直接连接而形成与其他节点间的间接连接（见图 1）。

　　由于节点间的特定连接方式和复杂性的不同，节点间交错的连线形成的图形模型形状也迥然不同。这种图形模型最初是二维的，随着研究个体间关系复杂化程度的加深，逐渐扩展成三维甚至 n 维图形模型（见图 2）。

　　20 世纪 50 年代初，A.R.拉德克力夫·布朗（Radcliffe）最先提出了“社会网”的概念，并试图用“社会网”的理论从社会关系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③。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学者进一步将“社会网”的概念运用于社会学及相关人文学科领域。他们将“个体的人”及各种社会活动主体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抽象成网络模型，网络结构中每一个节点代表社会关系中“个体的人或者社会活动主体”,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个体的人或者社会活动主体”之间产生的关系。由此，这种以网络结构来模拟社会结构、以网络节点来类比社会中个体的人或社会活动主体、以研究网络运行原理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逐渐形成。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技术学的理论来看，社会网络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前者是后者的代名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社会关系网络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直到 1969年，米切尔（Michell）提出了他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定义。他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实质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关系，其整体的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动④。”随后，这一定义中的“个人”的概念被延伸为单一化的组织、企业、群体甚至国家等活动主体。

　　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最终体现为个体的人或社会活动主体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范畴）中与人类社会建立的有着特定的联系的实体空间及虚拟空间结构。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涉及个体及非个体（如客户和银行） 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建立的特定关系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新经济社会学家已经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分析工具引入了对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分析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

　　二、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理论

　　1944 年，波兰尼（Polanyi）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嵌入性”.他认为，以 19 世纪作为分界点，19 世纪前，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一种制度过程嵌入社会关系之中，并由社会关系、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共同作用。

　　在 19 世纪后，经济不再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按照自己的特定模式脱离社会的约束自由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⑤。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批判性地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创立了以“嵌入性”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理论。他认为，嵌入的内容是研究网络关系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⑥。同时，他不赞同波兰尼将 19 世纪后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脱离研究的“非嵌入论”观点，而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是永久性紧密相连的。他提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和水平或许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但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事实是永存的，人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则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网络分析是研究经济社会学的主要手段和工具⑦。

　　此外，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还根据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的方式差异，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类。关系嵌入又称为关系凝聚力，是从微观层面对嵌入网络中的行为者与他人关系的特征描述，具体指单个行动者采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要受到他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各个因素（如互惠性原则、信息共享、规则性期望等）的影响和作用，即嵌入与他人经济行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单个行动者在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中与另一行动者取得联系，建立信任和协作关系等二元关系，并共同获得交换后的最大信息量和收益。同时，行为者与他人构成的关系网络也是整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即嵌入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

　　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有着各自的文化、价值因素和社会特征，也使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结构嵌入则是从总体层面上描述行动者嵌入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认为行为者在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网络密度、网络规模、位置结构等因素将影响行为者有差别地占有和配置稀有资源。

　　此外，哈利宁（Halinen）及托恩罗斯（Tornroos）认为，网络嵌入可以分为行为者中心角度、二元网络角度及多元意义上的宏微观网络角度这三种研究模式⑧。行为者中心网络模式以单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的关系为研究主体，重点强调网络中各个行为者围绕某个处于网络核心领导地位的行为者进行行为活动的网络结构，核心领导者的决策与行为对其他行为者有着重大的影响。二元关系网络模式主要研究网络中某两个特定行为者通过互动建立的相互关系，并根据这两者建立的关系作为桥梁，逐渐延伸到整个行业的网络系统。多元意义上的宏微观关系网络模式即先从微观层面对网络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再研究这些微观行为者在宏观环境的影响下（如国家政策、制度、法律等）的行为和决策，从宏观层面意义考察行为者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类型，如技术嵌入、市场嵌入、政治嵌入、社会嵌入、时间性嵌入以及地域与空间嵌入等。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对嵌入的定义以及对嵌入的分类是较为科学的。他首次利用网络嵌入的思想，将微观主体在复杂抽象的社会、经济层面的相互联系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社会嵌入理论成为研究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有效的分析工具。同时，他强调了嵌入的本质是微观行为者的行为对关系的依赖和适应。他认为，行为可以分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关系可分为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微观行为者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都分别依赖和适应着形态各异的网络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⑨。随着嵌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这方面的问题开始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要把网络分析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使人们对经济行动的理解走向更加综合的状态⑩。我们认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最初的嵌入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片面强调经济行为和关系是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从而形成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本身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的这种说法有割裂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嫌。

　　三、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理论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在 1973 年最早提出了联结的思想，并引入了网络“力度”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网络中单一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是以联结为载体存在的。并认为，这种联结存在于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微观个体与宏观系统之间，是一种通过互动建立起的实体性纽带联系，而并非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关系虚化。行动者可以直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联结获得信息和资源。同时，作为社会网络的最基本单位，行动者之间联结的紧密程度则是衡量双方在社会网络中嵌入深度与力度的标准。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根据行动者在网络联结的紧密程度，将联结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两种类型，即行动者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强联结和行动者间接交流、联系稀疏的弱联结。强联结和弱联结在社会网络中对行动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此外，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提出了测量和判定强弱联结的四个标准：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信任程度和互惠互助次数。他认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性别、年龄、职业、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及经济实力等社会特征相近的行动者之间更容易建立强联结。由于强联结对行动者的要求更加严苛，因此在强联结的关系网络中，行动者的数量较少，网络封闭程度较大，行动者之间的联结更稳定，更具强制力和维持收益的获得，其传递的资源和信息更丰富。反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特征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更容易建立弱联结。在弱联结的关系网络中，行动者的数量较多，网络开放程度较大，行动者之间自由程度更大，有利于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有选择性地获得和传递非多余信息和资源，保证行动者自身获得最大利益。

　　笔者认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弱联结分类和判断标准的研究是比较准确的。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强弱联结的状态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二者可能随着宏观环境（如国家政策、法规、经济制度、市场状况、战争等）的变化而相互转化，也可能一味地向强联结或弱联结的方向单一转化，这些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微观行为者的决策和行为，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随着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弱联结的进一步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强弱联结的衡量标准除了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提出的四个维度外，还应加入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时间、信息共享程度、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程度、共有过程和价值共享程度等指标輱訛輥輲輥訛輥輳訛輴輥訛。

　　四、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理论

　　在经济和社会中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个体的人或活动主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于是，关系网络的概念迅速突破了原有的信息技术领域的界限，被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社会学层面，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除获得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如情感支持、人际关系、信任等）。在经济学层面，关系网络则是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市场上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的总和。同时，根据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很多学者将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和表现形式，中国学者程恩富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两类，即“生成性关系”和“继承性关系”.“生成性关系”是指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自身创造出的人际资源，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继承性关系”是指行动者在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不需要其开发和创造的先天性人际资源，是一个从“他有”到“我有”的过程。程恩富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不同方式提供给行为者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行为者必须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现状，合理利用现有关系资源，开发潜在的关系资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为以获得利益。

　　同时，中国学者向彩虹认为，从关系构成的形式上，按照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可以将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依次分为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四种。其中，血缘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由具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或有直接婚姻关系的家族成员组成的家族网络；亲缘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由血统关系或婚姻关系疏远的亲属及关系较为密切的无血缘关系的朋友组成的亲友网络；地缘社会关系网络是指按照行为者居住所在地的区域范围进行划分，将村庄作为最小社会关系的区域单位，由村庄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网络；业缘社会关系网络则是指行为者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所确定的人际网络。

　　在研究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在现实社会和经济中的运用问题上，程恩富认为，业缘社会关系在更多情况下与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生成性关系相类似，而血缘、亲缘和地缘社会关系在更多情况下构成了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继承性关系。他指出，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社会关系共同作用于微观行为者，但业缘关系对行为者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摄取社会资源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更有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认为，程恩富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当然，社会关系网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角度，还可以分为更多不同的类型，但程恩富的分类理论，将生成性关系和继承性关系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社会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这两种分类的内在共同点找到了隐藏在其中的必然联系，更有利于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和功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五、关于市场网络理论

　　1981 年 , 社会网络 学 派 的 关 键 创 始 人 哈 里森·怀 特（Harrison C. White）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领地（市场）进行了结构主义的重新构建。在探讨市场产生的来源问题时，他开创性地将市场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且是一种可持续再生的社会结构。他强调，在社会关系中，特定的行为者及其他行为者通过对双方行为的相互观察而作出相应的反应，从而演化出各自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市场也由此形成。因此，可以看出，市场在社会关系中产生，是社会网络发展的自然产物。此外，从功能上看，市场是用于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的场所，而社会网络则是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的存在是以社会网络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市场的本质属性即是一种由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怀特为了给市场功能的实现找到结构上的支撑，较为成功地用结构主义的市场定义替代了功能主义的市场定义。

　　同时，怀特认为，作为社会网络的市场存在如下特征：

　　（1）处于同一市场中的行为者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所需要的重要市场信息，并用于决策和行动。（2）处于同一市场中的行为者在社会网络中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并共同遵守同一规则和制度。（3）处于同一市场的行为者都会自觉遵守市场秩序，这种市场秩序是处于同一社会网络内部的行为者通过互动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

　　我们认为，怀特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市场进行分析，是对社会网络理论的开拓性研究。从微观经济学层面看，市场是一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市场本身也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包含着各种市场活动主体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将市场结构抽象为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无疑是适用的。

　　六、关于网络组织理论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企业间的信息传递和商业往来更加频繁，行业间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网络组织理论应运而生。网络组织理论又称为企业网络理论，该理论认为，为了达到既规避风险又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的目的，许多大型企业改变了过去多元化经营的模式，将内部子系统分化成许多专注于生产经营某一行业的分支企业，这些分支企业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网状结构的社会关系。因此，很多学者以单个企业或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间及企业内部存在的关系网络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作用，以及关系网络在企业群体中的分布特点及影响要素。

　　首先，理查德森（Richardson）按照企业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能力，将企业的活动分为“相似性活动”和“互补性活动”两类，奠定了网络组织理论的基础。他强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中，企业有着各自的分工。在选择具体工作内容时，企业都会倾向于熟悉的、符合自身生产能力和经营条件的活动（相似活动）。同时，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不同的企业之间需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内容进行组合和协调（互补活动）。

　　于是，理查德森认为，为了确保各个企业顺利地完成互补活动的生产和经营，需要一种处于企业之外（市场）、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协调机制---企业间协调机制。

　　贾根良认为，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密不可分，是相互联结渗透的。他提出，这种联结和渗透，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和组织机制共同存在于市场和企业之中，并形成了市场内部和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被制度化的关系网络。鲍威尔（Powell）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网络组织是处理系统创新事宜时所必须的。它作为一种组织集合，是一种在其成员间建立有强弱不等的各种各样的联系纽带。这种制度安排和联系纽带，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介于市场组织和企业层级组织之间，比市场组织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由此可见，网络组织是由组织内成员之间的互动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和集合，因此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首先，开放性是指处于同一网络中的各个组织成员均可以利用网络中的外部资源进行生产和出口。其次，动态性是指处于同一网络中的各个组织成员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交流使成员间结成“网状”关系，并在“网状”关系中产生新的组织成员。随着组织成员的发展“,网状”关系的节点密度越来越大，成员间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频繁的交流会产生出更多的组织成员和创新机遇。再次，处于同一网络中的成员利用关系网络共享着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形态多样，包括物质、信息、技术、人员、资金和情感等。最后，处于同一网络的组织成员的交流方式是多层次、多渠道的。正因为网络组织具有上述特点，使组织成员在更加广阔的活动平台上从事分工和合作性的生产和经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获得最大的外部效应。

　　我们认为，网络组织理论强调了企业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的重要性，通过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建立的社会关系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方式，扩大了企业无边界化的发展范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企业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时间晚、信任度和规则机构不成熟，企业的网络化组织结构在从事互补性活动时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交易成本。

　　七、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理论

　　不难看出，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效率。目前，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功能的相关理论主要如下。

　　1. 信息传输功能理论。众所周知，随着资讯的膨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引领人们进入新的时代。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日益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会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市场透明化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新的海外市场进行贸易和发展时，需要预先掌握新市场的各方面信息和资讯，从而做出准确的决策和发展战略。而新市场和新经济环境充斥着更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其催生的各种复杂多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都需要经济主体耗费大量资源和精力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处理及合理运用。怎样才能最大效率地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合理地加工和处理？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伯特（Burt.RS.）均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信息传输功能，能够帮助某个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迅速发现有关市场交易机会的信息，并接近零风险地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市场中，使市场根据接受到的信息做出相应地反应和完善，再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市场做出的反应传递给更多的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从而促进这些活动主体获得市场所提供的更大范围上（乃至跨国界）的市场交易机会。

　　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所具备的信息传输功能，比过去传统意义上获得市场信息的来源和渠道更具有高效性和可靠性。一般来说，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获得市场信息的来源渠道主要有政府机构、市场调查、国际展销会、民间商行和行会组织、媒体广告及商业间谍等，而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却是不均匀分布的。因此，谁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市场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在市场上先于竞争对手发现市场交易机会，从而拔得头筹。由于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由各种信息通过高级媒介互相频繁传送和高速反馈所构建的强大的网络平台，再加上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运用，将促进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更准确地获得第一手最新信息资料。因此，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市场信息动态，把握市场交易机会，已成为现代企业获得行业内竞争优势、快速开展海外扩张业务、进行国际化经营管理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也是企业经营应该选择的最优途径。

　　2. 媒介连接功能理论。从发展历史来看，企业的经营的成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艰辛的过程。无论这个企业在母国的规模多么大、经济实力多么雄厚，在最初迈出开拓海外新市场的第一步时，都是困难重重的。由于对东道国市场情况的不熟悉，海外经营经验缺乏，企业的产品很难被东道国政府和当地消费者认可和接受，这些都将极大地限制企业的国际经营能力。2005 年，奥维亚特（Oviatt）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提出，多个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企业在海外扩张初期，只有通过寻找海外合作伙伴的方法，利用自身和合作伙伴的比较优势和综合资源，尽快获得国际化经营的成熟条件。

　　然而，建立在跨国合作基础上的国际化经营需要合作者之间存在坚固的信任关系。但是，信任关系的建立也需要合作双方存在较长的考验期和磨合期。一般认为，由于处于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环境，合作双方在本国国内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相反，由于海外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复杂和差异性，加之企业本身缺乏国际经验，在寻找海外潜在的合作者时可能会因为随时保持高度警惕性和防卫心理而无法真心对待合作伙伴。这也会使海外潜在合作者对企业产生戒心和拒绝态度，从而无法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因此，具有媒介连接功能的社会关系网络孕育而生，为帮助企业寻找海外合作者、建立海外合作和信任关系提供了最佳条件。

　　社会关系网络在发挥媒介连接功能时一般分为两种运作模式，即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众所周知，每个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逐渐发展客户，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仅是通过企业自身的人脉资源积累而逐渐扩张，同时在企业与另一企业贸易交往过程中，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也在交往的同时对接、互换、共享和综合，形成比自身在交往前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双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对接和共享的过程，使企业突破原有资源和信息不足的局限，使企业能站在更高的市场平台上，具备新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媒介传递，将自己推荐给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获得不同国家的市场认知。各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形成通往全球市场领域的连接纽带，自发主动地帮助企业联系海外潜在合作伙伴，并根据对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进行筛选和评估，最终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媒介传递功能的被动模式对企业海外市场拓展更具有高效的催化作用。如企业 A 与企业 B 在国内建立了合作关系，或者企业 B 是企业 A 的国内客户，则企业 A 与企业 B 各自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将通过合作关系相互融合，形成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时，当企业B 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同时，企业 A 也通过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迫与企业 B 的海外关系网络相连接。由此可见，社会关系网络的媒介连接功能将为企业迅速渗透海外市场，实现国际化经营提供极大的便利。

　　3. 资源配置功能理论。林（Lin,N.）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源，属于无形资源的范畴。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因此，获取外部的资源支持渠道，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进行物质基础准备的必要条件。一般说来，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通常是将资源内部化后直接获得资源的所有权和配置权。但是，将资源内部化的过程，本身也是资源消耗的过程，因此，经过内部化的资源会有一部分在企业得到其所有权和支配权的过程中浪费掉。同时，资源内部化的交易费用高昂，这将进一步使企业大量消耗现有资源的情况恶化，甚至入不敷出。1994年，奥维亚特（Oviatt）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提出，企业可以通过替代性治理结构的方式，找到介于企业内部控制资源和市场外部控制资源之间的平衡点。替代性治理结构分为混合结构和网络结构两类，混合结构是指企业间通过发放许可证或授予特许权的方式相互交换资源，从而对外在资源进行控制和支配。这种方式的实质属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企业实质上是将自身拥有的资源的使用权转让和交换给合作企业，而资源的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网络结构将会使企业以最大程度节约资源的内部化方式，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控制和配置所需资源。当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时，企业不需要通过计算拥有多少海外资源的所有权来衡量其国际化的程度。因此，企业只需要对一小部分极为重要的核心资源进行内部化控制和配置，其余非核心资源部分则由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控制和配置，从而有效地降低资源内部化的交易成本和资源的浪费度，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效率。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使企业能快速调动外部资源，充分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为海外扩张和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同时，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也使企业摆脱了过去一味依靠内部化利用资源方式的时间限制，为企业自身积累内部核心资源赢得了充足的机会和时间。

　　4. 道德约束功能理论。如前所述，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初期，海外合作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企业与海外合作者建立的合作关系对企业本身的海外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和反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海外合作者可能会在合作过程中做出不利于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严重后果甚至会导致企业的经营失败和破产。扎赫拉（Zahra,SA.）、爱尔兰（Ireland,RD.）和希特（Hitt,MA.）认为，海外合作者通常可能利用合作的幌子，采取多种手段暗中侵占和夺取企业的核心资源（其中高级人才获得渠道、尖端技术、知识资源等无形资源则是海外合作者侵占的主要对象）。这种现象在企业“被动型”国际化经营的情况下，更为常见。

　　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则能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上述的风险和负面效应。作为一个筛选、甄别和选择合作者的高效率交易平台，社会关系网络有着严格的评判衡量标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广阔的舆论媒介空间。因此，由社会关系网络连接和建立的合作关系，是在个体的人或经济活动主体双方反复多次的互动和考察后形成的。合作者之间的信任度高，在合作中双方各自的行为都将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监督和道德约束，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具体惩罚机制。在社会关系网络的监督和约束下，合作者双方的诚信度、声誉和信用水平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渠道直接透明化、公开化。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如果有企业破坏合作关系，进行短期性不道德投机行为，这一信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给其他合作成员。此不道德企业将受到其他合作者的道德非难和商业惩罚，该企业与其他合作者的合作关系将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直接中断，且其在行业内的企业信誉度将受到极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该企业的长期经济收益和未来社会网络关系的再建立。

　　如此严苛的社会网络关系约束环境，迫使网络合作企业在采取任何经济行为之前都会慎重考虑自己的得失和双方的利益，不敢轻易进行不道德投机行为。社会关系网络让网络合作成员充分认识到共同利益是构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也维系着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社会关系网络的道德约束功能并不具有法律效应，但这种非正式约束机制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有力地防止了企业核心资源的流失，极大地消除了合作成员进行短期投机行为的动机，降低了国际化经营的交易成本，使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减少，促进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稳定发展。

　　八、关于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本的关系

　　资本，从来都戴着神秘而厚重的历史面纱，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分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创造性地将资本的产生和人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关系的物化，资本首先以货币（物的形态）表现出来，用以掩盖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分裂后所形成的人与人的特定生产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而已。由此可见，资本的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将资本看作是社会阶级之间产生对立和分化矛盾的根源，而资本也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性质。

　　舒尔茨（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则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资本的理解。他们首次将人力资本的概念从资本中分离出来，用于研究和分析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领域。他们认为，企业或者内部成员通过培训和学习投资而具有某种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资本形式上不再具有社会阶级对立性，不再是影响社会结构的政治因素，而在微观层面上成为社会行为者能力大小的区分标准和获得投资收益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尽管很多学者对资本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却是真正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第一人。在他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之后的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本质和特征进行了补充性描述和完善性研究，但至今仍没有定论。因此，根据学者们的不同研究角度，这里将社会资本理论学说大致划分为如下几类。

　　1. 社会资本资源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布尔迪厄

　　（Bourdieu）和林南。布尔迪厄（Bourdieu）首先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形态，并认为资本的三种形态可以相互转化，而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形态輰訛輩。同时，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非经济性、非功利性的一种集体层次的、有形或无形的社会资源，是一种得到集体成员公认的、被制度化的持久关系网络的资源集合体輱訛輩。他认为，社会资本以一种被制度化的关系网络为载体存在，处于关系网络中的集体成员（行动者）与其他成员（行动者）达成协议，按照共同协商的游戏规则获得共享和支配社会资本的权利，从而获得利益。而行动者能取得社会资本的数量则由网络中行动者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和行动者能有效利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来决定。

　　林南进一步发展了布尔迪厄的观点，并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进行量化测量的、实体型的物质型资源。同时，他指出，网络以及信任规范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而是一种传递和配置社会资源的媒介，可以帮助和促进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途径获得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如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财富、声望及地位等）。此外，他还将社会资本看作是脱离生产与交换过程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收益的投资。他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关心网络成员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和阶层，因此，通过关系网络的传递，社会资源可以突破阶级的界限和约束而自由流动，网络成员也可以根据在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改变社会地位和所属阶级。

　　社会关系资源学说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资源必须被个人占有采用使用的传统观点，首次从全新的角度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引入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的研究中，凸显了社会关系网络对行为者使用社会资源的影响和作用，是研究资本和社会关系问题的重大突破。

　　2. 社会资本制度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和普特兰 （Robert D. Putnam）。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由集体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所达成的共同协议、建立的信任关系和树立的团结权威等“游戏规则”,均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的途径，为集体中的各个行动者带来以制度、规范及控制下的资源。同时，他归纳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存在的不同特征。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公共物品，具有生产性和不完全替代性。

　　普特兰（Robert D. Putnam）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是集体或社会团体的重要特征（如网络、信任、合作及规范等），它用来协调和促进集体中行为者的活动，从而达到增进效率，获得更大收益的目的。曹荣湘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市场制度、计划制度并列的元制度类型”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制度规范。

　　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兰（Robert D. Putnam）都倾向于把社会资本当作一种集体成员间共同达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与行为者是否能获得社会资源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只有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建立协作规则和规范，并在行动中共同维持和遵守这种规则和规范，行为者才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收益。如果缺乏规范和制度的约束，即使存在社会关系网络，行为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在资源分配和利益获取的过程中，破坏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内部一定会存在丰富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多功能组织及各成员协作的义务和预计达成的目标，以保证实现各成员的社会资源共享和合理分配。

　　本文认为，制度和规范的确对社会关系网络成员收益的获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普特兰（Robert D. Putnam）以及其他学者把社会资本直接定义为一种制度和规范，这是欠妥的。诚然，社会资本需要在制度和规范的约束下才能有秩序地、稳定地在社会关系网络之间流动，但制度和规范仅仅是行为者获取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社会关系网络也只是载体和媒介，绝对不能将这两者的概念和关系混淆。

　　3. 社会资本文化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

　　斯·福山。他将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各个成员间的信任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由某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团体内部（包括家庭、社会群体及国家等）的宗教、历史、传统、习俗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团体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这个社会团体成员间的信任机制及信任强度。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信任的主要内容是网络成员应该对彼此诚实、遵守诺言、履行相应义务及互惠合作。由于信任的存在，使社会团体成员在行动和决策中能相互依赖，精诚合作，没有互相猜疑和欺骗，从而在该社会团体范围内部形成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着稳固的状态。信任的存在又促使社会团体中优良传统、美德、高尚品质及信仰、习俗、宗教的进一步形成，社会团体的文化也随之不断发展起来，即社会资本在社会团体中逐渐积累。因此，信任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社会资本建立的条件和基础。由此可见，信任使文化与社会资本相互关联，既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要素，也是社会资本的产物。

　　弗朗西斯·福山从文化的层面上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下信任对社会团体成员的影响，也剖析了信任作为社会团体文化的一部分在形成社会资本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信任的确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文化的其他主要内容，如习俗、历史、道德观等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仅仅把社会资本与信任相联系，剔除其他文化因素与社会资本的联系，是不够科学的。

　　4. 社会资本能力学说。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波茨

　　（Potts）和边燕杰。波茨首先将整个社会抽象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利用关系网络作为研究工具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中各个行为者的关系。他认为“,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个行为者能利用他们的成员资格，获取社会资本。这种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产”.边燕杰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资源的能力。他认为，在分析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作分配制度问题时，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本文认为，将社会资本与获取资源的能力联系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作为一种特定的资本形态的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获取资源的能力的确是影响行为者在决策和行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简单地将社会关系网络作用下获得资源多少的衡量标准等同于社会资本本身，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