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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观视角对比分析《礼记》和《理想国》(3)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涛;邵俊
发布于:2017-06-28 共11250字
  《礼记》对小康社会中土地制度的设计是与政治等级相对应的,体现的是一种分封制的特点。如《王制》篇规定,天子制定爵位,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不同爵位分享不同数量的土地。天子的禄田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参加天子的朝会,附属于就近的诸侯,叫附庸。天子的三公所拥有的禄田,与公侯相当;天子卿与伯相当,天子的大夫与子男相当,天子之元士与附庸相当。普通百姓一户可授田一百亩,百亩田地以其土质肥瘠与耕者的勤惰分出等级: 上等农夫足以养九口,次等农夫可养八口,三等农夫可养七口,四等农夫可养六口,下等农夫可养五口( “制: 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 凡安置民众,须根据土地的广狭确定,使得土地广狭、城邑大小、安置民众的多少配合得当,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这基本上是周制井田制的缩影。国家分九个州,每州方圆千里。每一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封国三十个,方圆七十里的封国六十个,方圆五十里的封国一百二十个,共计二百一十个。但每州的名山、大泽不分封给诸侯,属国家所有。八州,每州有二百一十个诸侯国。还有一州是天子的直辖属地。王城内分配给公卿大夫的土地是禄田,不得买卖和继承; 王城外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可以世袭(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 外诸侯,嗣也”) .
  
  《王制》篇对赋役制度也有明确设计,特点是轻徭薄赋: “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八十者,一子不从政; 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 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 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 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 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其政策大意是:凡征用民力干活不能太累,伙食标准参照壮劳动力;家有八十岁老人,可有一个儿子不参加公家力役; 九十岁,全家人都可以不参加公家力役,以方便供养老人; 凡有残疾或有疾病如无人照料而无法生活的,可免一人的力役; 居父母之丧,可三年不服公家力役; 遇到亲属去世,可三个月不服公家力役; 迁移他国,可有三个月不征力役; 从其他诸侯国迁移来此居住,可一年不服力役。对农工商也有政策设计,如: “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政策规定: 借农户助耕公田,不再向农户征收赋税; 市场,只收交易场所的地皮税而不征收所得税; 关卡,只稽查货物是否合法而不收税; 山林水泽只要符合季节法规,允许平民进入从事采伐渔猎; 征调百姓从事无偿劳役一年之中不能超过三天。“薄赋敛”的思想在《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的一段短文中有生动的体现: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耳听之,使子路问之曰: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 ‘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 ‘何为不去也?’曰: ‘无苛政。’夫子曰: ‘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残暴苛刻的赋敛政令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可怕! 《大学》篇则进一步把“薄赋敛”的政策主张进行了理论总结,强调治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聚敛之臣搜刮百姓,失民心而动摇国本,比强盗危害更大。《大学》强调要用正确的理财方法,“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之者众”、“为之者疾”强调增加社会生产,以开其源; “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强调控制开支以节其流,轻徭薄赋,放水养鱼。它发挥有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认为轻徭薄赋即可增加百姓的财富,又能得民心,在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时,百姓才愿意、也有力量支持国家。百姓手中的财富,就像放在国库中的财富一样,“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近人郭嵩焘所说的“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颇得儒家理财理想之精粹。《大学》的理财论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理财问题的,所探讨的不仅是国家的财政问题( “理国财”) ,也包括了富民的“理民财”,强调理民财是理国财的基础,因为民富了国才能富。它所谓的“财恒足”不仅是指国库的“财恒足”,而是指国民财富和国库财用两方面的“恒足”,即荀况所说的“兼足天下”.这一观点与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提出的通过减税富民、增加税基,最终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总量( 即“拉弗曲线”) 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其理论意义、现实意义都是巨大的。
  
  小康社会中也存在市场,但强调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管制,凸现的是政府主导的地位。如《王制》篇中对商业市场管制有详细的设计: “有圭璧、金璋不粥( 鬻)于市; 命服、命车不粥于市; 宗庙之器不粥于市; 牺牲不粥于市; 戎器不粥于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 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 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 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 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在上述政策中,严禁大璧玉、金饰玉器等贵重物品上市交易; 国君赏赐的衣物、车骑不得买卖; 宗庙祭器,不得买卖; 祭祀用的牲畜,不得买卖; 军用器械,不得买卖; 日常器皿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 军用战车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 布帛的精粗不合规格的,幅宽不合规格的,不得买卖; 色彩不合规范的服装器具,不得买卖; 用锦纹、珠玉制成的器物不得买卖; 日常必需的衣服、饮食不得买卖。这些禁限规定包括了三种情况: 第一,对于表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物品,不许商人经营,不许市场出售,只能由官府手工业或其他官府机构生产,直接供给贵族使用; 第二,民间日用的布帛、用器可以出售,但达不到质量标准的禁止出售,以维护市场的秩序; 第三,对于最基本的消费品如“衣服饮食”也禁止出售,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就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鼓励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有着很大的不同。
  
  三、简要评论。
  
  《理想国》与《礼记》在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就西方而论,产生于 16 世纪的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就是柏拉图“理想国”在近代的延续和深化。在《乌托邦》一书中,作者指出,财产的私有制是造成社会罪恶产生的根源: “在私有制下,既不可能谈到正义,也不可能谈到社会安宁。每个人尽可能把一切攫取为已有,不管社会财富多么充足,这种财富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们的命运就只有贫困……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就必须铲除私有制。一切局部性的改革,都只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治好社会的疾病。”在对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乌托邦》设计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即财产共有、公共消费; 人人自觉劳动,以劳动带来的快乐为最大的幸福。“乌托邦”中因财产共有、公共消费,也就不需要货币了,货币只有在对外贸易中才使用。到 19 世纪又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们都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财产共有制。
  
  《礼记》的大同社会不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现代,同样有深远的影响。道教的《太平经》所提出的财产公有、无盗贼、无战争的理想国,东晋时代鲍敬言的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近代天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浸润着《礼记》大同思想的深厚影响。孙中山在讲民权主义时强调说: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这一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指出: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中国要实现大同社会只有一种可能,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原文出处:马涛,邵俊. 《理想国》与《礼记》社会经济思想的比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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