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转向中对模型、事实、历史和制度的态度变化

　　一、引言

　　伴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经济学迎来了“精神革命”和“科学启蒙运动”，经济学从伦理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借鉴物理学等“硬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关概念，构建具有自身规范的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逐渐形成了崇尚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学科内核和学说体系，经济学成为一门分析人类经济行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独立学科。第二次产业革命再次推动了人类学科体系的大分化和大发展，经济学在大量引入数学分析工具和方法的基础上，兴起了“边际主义革命”和“学科综合运动”，消费者行为逐渐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内核得到拓展，经济学外延和保护带得到丰富和完善，经济学模型的作用逐渐扩大，经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发展推动了经济学的演进，然而经济危机往往也会导致经济学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空前大萧条，这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教义提出了致命挑战，经济学也面临空前危机。凯恩斯顺应“天命”，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理论，成为拯救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英雄”。经济学浴火重生，凯恩斯主义成为政府堂而皇之地干预经济的“合法”工具，经济学霸权意识也更加严重，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十分明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大发展、大融合、大变革。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危机”给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致命一击，引起了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经济学流派乘机复苏或兴起，经济学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主流经济学在争论中逐渐迷失了发展方向。2008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将经济学推到了尴尬境地，如何通过“建言献策”将世界经济带出衰退泥潭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噩梦。经济学如果真的成为一门由模型堆砌而成的“游戏学科”，忘记经济学解释现实世界中经济事实的本能，成为仅能满足经济学家们在黑板上获得演示快感的“黑板经济学”，那么它的末路将至。本文将回顾经济学说史上的经济学转向，分析经济学在转向中对待模型、事实、历史和制度的态度变化，讨论经济学重构中的假定演化和社会实在论观点，从思维、方法与合作经济学形成的视角提出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来临之际经济学重新构建的方向和路径。

　　二、经济学转向：趋势与迷惑

　　纵观三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伴随着流派纷争、思潮更替、方法创新和政策主张的变化，经济学发生了几次明显的转向。经济学在转向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然而，近百年来，主流经济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形式美”和“一般性理论”的倾向，经济学在工具主义泛滥中迷失了发展方向。

　　（一）从政府干预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向

　　经济思想起源于人类劳作的经验总结，经济学却起源于“家庭管理”中的关系与艺术。以色诺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4）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侧重阐述了封建领主管理好自己财产并使其不断增长的“学问”，他们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抵制商业资本、货币资本甚至反对商品货币经济。这种自然经济状态延续了一千多年，经济学一直处于萌芽状态。15世纪和16世纪的西欧社会，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业资本主义逐渐萌芽，一种以金钱为唯一财富、引导国家以追求金钱为目标的经济学说逐渐兴起，这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主张“少输出货币，多输入金银”，通过“少买多卖”增加国家货币财富。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重商主义逐渐从“货币差额论”转向“贸易差额论”，主张通过增加本国商品的输出和减少本国对外国商品的消费来扩大对外贸易顺差，进而增加本国财富。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和法国的柯尔培尔（1619-1683）是重商主义最具代表性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主张依赖国家来计划和管制经济生活，依靠政策和法规控制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保护利益集团免受竞争威胁。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属于国家主义经济学。金钱至上的重商主义的确给英国和法国带来了短暂繁荣，但严苛的政府管制和干预也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民穷财尽”、矛盾交织的困局。威廉?配第（1623-1687）、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和魁奈（1694-1774）等开始反思重商主义的弊端，强调土地和农业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笃信自然法则，强调农业的首要地位，逐渐形成重农主义学派。

　　重农学派主张，土地和劳动都创造价值，农业和商业都是财富源泉，财富创造过程中既要发挥“自然秩序”的作用，更要建立人为的“经济秩序”，即为经济立法，制定经济政策和法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是“谨慎的改革者”，虽然不愿意完全失去旧的秩序，不公开拥护自由放任，但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了自由主义时代的曙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欧洲哲学界开始大胆寻找这一制度的人性本源，“人性趋利”、“天赋人权”等哲学思潮影响着欧洲社会科学的走向。知识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并明显减少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哲学对人性认识的启蒙以及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鼓励了以亚当?

　　斯密（1723-1790）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冲破教会思想的束缚，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说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一个严肃的和作为科学探讨的独立学科的经济学正式出现。“经济人”假说的美妙之处在于，经济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时能够以无可比拟的方式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说，经济人利己行为的结果却是利他的。经济学对经济人本性的认同，让追求自身幸福和自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合理化”，将一种基于效用或自我利益学说的隐含的哲学吸收到经济学之中，为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经济学的繁荣发展打开了大门。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领域播下的种子很快开花结果，以崇尚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精致而又完整的学科体系，经济学完成了第一次大转向，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盛行天下，以“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以“守夜人”定位政府职能的市场经济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安排。经济学也走向了它的第一个高峰，“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成为“君临天下”的理论思潮。

　　（二）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的转向

　　亚当?斯密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在以马歇尔（1842-1924）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宝座上风光无限，牢牢控制了西方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界深信不疑的教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共同观点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会迅速有效地运作，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然而，1929年-1933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给西方世界“自由放任”的美梦以毁灭性打击，无情地揭露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致命弱点。如何解释经济大萧条的产生，如何引导经济走出大萧条，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能为力。为了摆脱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政府开始抛弃自由主义的教条，推行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新政”；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使国家力量与私人垄断资本紧密结合，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常态。无论是罗斯福的“新政”，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盛行，都迫切需要经济学界提出相应理论对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和解释。凯恩斯（1886-1946）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应运而生，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圣经”。《通论》被普遍认为代表着与过去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重大背离，甚至是完全决裂。

　　由凯恩斯完成的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转向，被称为“凯恩斯革命”，主要体现在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新古典学派的自动充分就业均衡理论、以宏观总量分析代替微观个量分析、以国家干预政策代替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否定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供给为其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提出了凯恩斯定律，即“需求能创造出自己的供给”，强调了有效需求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他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因素出发，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指出，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需要使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来补充私人部门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于，投资诱因不足，利率的下降速度赶不上资本边际效率下降速度，因而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为了增加就业，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增加开支和货币发行，鼓励消费，刺激投资，扩大社会有效需求。

　　（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严酷事实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自由主义学派乘机发难，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战后重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世界性制度安排，凯恩斯主义不仅没有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累积了矛盾和问题，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新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供给学派以“萨伊定律”否定了“凯恩斯定律”，理性预期学派则通过证明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无效性而实现了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崇尚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寻求保障经济自由的内在秩序，极力宣扬健全法律保证下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他们认为，经济大萧条不是自由竞争的过错，而是缺少秩序保证的自由市场的缺陷，通过完善的法制建立市场秩序，可以避免大萧条的出现。新自由主义对经济人假定进行了重新解释，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是有理性的人。新自由主义并未简单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国家干预应是各自由人一致同意的干预，是各自由人共同意志的体现。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反凯恩斯主义为旗号，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大本营，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所谓正统凯恩斯主义进行正面交锋，展开了激烈论战，将凯恩斯主义拉下了主流经济学宝座。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学派是由各种崇尚自由竞争的不同流派组成的松散的经济学思潮，不能完全取代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因而，经济学进入了学派林立的“战国时代”。

　　（四）经济学到底走向何方?

　　凯恩斯之后，经济学界很少出现能够改变经济学界全貌的“大思想家”，经济思想的“荒芜”需要从方法论和研究工具上进行弥补，经济学工具主义应运而生。经济学工具主义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皇帝新衣”，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在扰乱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同时，还能够给经济学家们带来经济学仍在“高歌猛进”的错觉。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是有力的，但是在引领西方经济走出危机方面与凯恩斯主义一样，也是无能为力。经济学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冲击中逐渐迷失方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原有理论的重新包装和孤芳自赏上，附和经济学界的工具主义大合唱。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进入了一个群雄竞争、学派林立、百家混战的时代，也是一个经济学迷失发展方向的时代。

　　以萨缪尔森（1915-2007）和托宾（1918-2002）为代表的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糅合各种流派的分歧，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和政策上综合起来，将经济学的争论化解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之内，形成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达到“一统江湖”的目的。这一做法遭到了以罗宾逊夫人（1903-1983）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认为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曲解了凯恩斯的原意，丢掉了凯恩斯主义的灵魂。同时，其他新自由主义学派却对新古典综合学派“死守凯恩斯亡灵”的做法提出批判，以凯恩斯主义的“原罪”挑战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主流地位。萨缪尔森以吸纳迎接挑战，以让步弥合分歧，在原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基础上再次综合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三个主要学派的观点，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使得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经济学大杂烩。这种太极推手式的应对论争和糅合式的综合，并不能挽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反而使得现代经济学失去了自知、自觉和自信，在学派纷争和工具主义泛滥中迷失了发展方向。

　　三、经济学在转向中忘记了什么：事实、历史与制度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立足世俗社会，成为一门受人尊敬、有用的、面向事实的学科，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虚构了很多模型的“智力游戏”。然而，经济学在最近百年的演化中，追求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转向，使经济学逐渐成为了数学模型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成为职业经济学家的数学游戏，经济学似乎已经演变为脱离现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发起组织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针对经济学的本质和世界顶尖大学的经济学训练问题，对经济学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问卷访谈。

　　访谈中有一个观点是：在研究生院中所教授的经济学正越来越被正规技术分析占据优势地位，而排除了历史和制度的理解。同时，经济学界追求“一般性理论”的冲动，诱使经济学家们崇尚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演绎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往往忽视事实、历史和制度，很少能解释现实。在主流经济学家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的不懈努力下，对数学的严重依赖以及对事实、历史和制度的忽视也就在所难免，而在形式化和简单化逻辑论述的同时，失去了很多模型所不能表达而应在语言之中的东西。

　　（一）经济学忘记事实了么

　　无论是重商学派还是古典主义学派，早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源配置与财富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学向自然主义的转向，经济学工具主义开始泛滥，经济学逐渐演化为一门形式化的“虚构学科”，逐渐脱离真实世界中极其丰富的事实，成为“一门沉闷的学科”。由于受货币价值和自由市场的影响，经济学仅仅关注人们精于计算的贪婪及其后果，而对社会规范、习俗、情感和人际道德关系视而不见，忽略了经济现实中这些重要的事实。

　　首先，边际主义革命的兴起导致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向。英国的杰文斯（1835-1882）、奥地利的门格尔（1840-1921）和法国的瓦尔拉斯（1834-1910）这三位具有不同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在与正统经济学思想“各自为战”时，不约而同地将欲望和效用概念与微积分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说和边际主义分析方法，在增强经济学解释力的同时也为经济学与数学的联姻树立了典范。尤其是瓦尔拉斯及其所创立的洛桑学派的传承人帕累托（1848-1923），为了构建和论证一般均衡理论，大量采用了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精心构建一般均衡的代数体系，既开辟了数理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新领域，也将经济学思维与数理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经济学重视数理分析的传统。自边际主义学派兴起以后，主导西方经济学潮流的大多是数理专科出身的经济学家，这使得经济学界产生了两大误解：

　　一是似乎只有精确和数量化的经济学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二是只有具备数理基础和计量知识的人才能成为经济学大家。主流经济学家以数学工具证明有一个逻辑上一致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存在。为了证明这种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存在，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化，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最为自豪的阿罗-德布鲁体系，其数学论证的严密性似乎超越物理学，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精密科学”。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化或经济学的科学化倾向实际上反映了由孔德所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自20世纪之后在美国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大行其道，并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深层的思想方法论基础和哲学范式。

　　其次，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盛行使经济学开始忽略经济现实的重要方面。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1895-1973）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1903-1994）因对经济过程分析的数量、动态模型的开创性发展而获得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经济学分析的新思维传统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经济学话语体系实现了大转向：以数学语言说明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界的时尚，以数学方式表达和研究经济问题开始主导经济学研究的方向。从20世纪初到其后的三四十年间，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数学化与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经济学家讨论的不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或词汇，而是各种精致的数学公式和美妙的几何图形。

　　计量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学派，至少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以至于今天真正优秀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不是受过计量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熟练工”。美国经济学在发展之初就深受德国统计学派的影响，再加上美国历来就具有重视科技的传统，经济学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习惯以数学方程式和曲线描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用数学模型构建经济学精确的理论推理，对统计资料和数字进行实证数量分析并从中得出经济学结论。萨缪尔森是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因通过采用系统数学表述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而一举成名，被称为“科学先生”。瑞典皇家科学院（1970）称“他对提高经济科学的一般分析方法水平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当代经济学家”，正是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在推动经济学动态化的同时，也将经济学研究引向了追求数学化的歧路。萨缪尔森、德布鲁（1927-2004）、肯尼斯?阿罗（1921-）和库普曼斯（1910-1985）等用数学规范了经济学的“大人物们”，在经济学领域领导了一场数学革命。但是，这些数学形式主义的始创者们可能从没有想到，现在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渐把这门学科转变成了“社会数学”。

　　另外，博弈论的引入加快了经济学的数学化的进程。冯?诺依曼（1903-1957）和摩根斯坦（1902-1977）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一书中，开了运用博弈论思想分析经济行为的先例，纳什（1928-）、泽尔腾（1930-）和豪赛尼（1920-2000）成功证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巨大现实意义，极大地充实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解决了垄断、信息不完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矛盾，论证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垄断竞争市场上，个人行为仍然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对经济学家而言，博弈论所展示的技术要求比一般均衡理论更为诱人，这进一步鼓励了现代经济学家们偏离真实世界的趋势，使他们转而从事“安坐于扶手椅中的理论演绎”。博弈论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大改造，寡占理论取代完全竞争分析，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取代完全信息假定，博弈均衡取代一般均衡，实现了对经济学的重新包装。然而，博弈论本质上是数学分析工具，在提高经济学分析能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学工具主义倾向。

　　自经济学数学化趋势加快以后，经济学家发生了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的“内在转变”，转向了纯粹的智力游戏。数学工具已经渗透到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数学特征已经成为判断现代经济学研究优劣的标准。当前经济学论文的主流时尚是，采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数理模型进行写作，能保证论文更容易被主流杂志和一流期刊刊用，也比用语言和图表写作的论文更容易受到赞扬和引用。英国《经济期刊》（EconomicJournal）的主编约翰?海在回顾了十年编辑生涯后认为，投稿于该刊的论文中，许多经济学者似乎都在玩“期刊游戏”，在经济问题的处理上通过构建一个数理模型得到一个期望的结论；经济学研究成了对作者智力的一种检验，而不是对理论与实际的相关性的检验。由此可见，数理模型超越了经济事实，其精致化程度和技术性成为论文质量的评价标准。然而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数学只是为标准理论提供了更新的、更精致的证明方法，数学的大量引入属于方法和工具革命，在理论上和内容上并没有带来什么根本性的突破。

　　（二）经济学忘记历史了么

　　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学问题的传统起源于德国，是受到以康德（1724-1804）和黑格尔（1770-1831）等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他们主张，个人自由、个人意志必须与国家目的、国家意志一致，自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国家作用和国家主权是对个人主义的合理限制。这种哲学渊源影响了德国经济学传统，形成了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古典经济学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任何经济思想和学说都需要同具体环境相联系；经济学研究必须重视历史史料的搜集，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内解释经济现象。

　　罗雪尔（1817-1894）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经济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绝不轻易地一律予以颂扬或一律予以否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经济学应成为一种研究各个民族经济发展特殊道路的科学。历史学派关于经济研究需要关注历史特性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由于其关于个体的观念和依赖于错误的经验主义的主要弱点，历史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逐渐式微，历史特性问题也逐渐从经济学研究中淡出。然而，作为一门独特的探寻和解释人类行为方式的科学，经济学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兴起，经济思想史总是与经济发展史交织在一起，经济研究需要联系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特性问题。

　　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到凯恩斯的“通论”，经济学家们偏好追求经济学的一般性原理和规律，认为经济学理论越是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其威望就越大，普世化荣誉就越高。经济学家们对“一般性理论”的推崇使得经济学在演进中逐渐忽视了历史和传统，非历史、非文化的一般性原则渗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定理论模型的构建上，经济学在模型的支撑下成为金碧辉煌的“空中楼阁”。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在评价凯恩斯时指出，“凯恩斯忽略了历史主义，这一点与他对一般化理论的推崇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都逐渐忽略了制度主义和历史学派”。经济学研究与历史的分割给现代经济学家带来了损失，经济学失去了历史特性、文化蕴涵和社会艺术性。同时，经济学理论一旦忽视了历史特性问题，将会使理论和模型不能解释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社会现实。一般性理论学家没有认识到历史特性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学可以在完全普遍性和非历史特性的假设基础上前进，经济生活的统一性和规则性是由自然决定的（Clark，1992）。经济学理性主义、数学化倾向、反事实假定和对一般性理论的盲目追求，使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忽视了历史特性问题，从而使理论不能解释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现实。

　　（三）经济学忘记制度了么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是被给定的，被认为是一个“天然的正确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有意回避制度问题，只是有意无意地论证和颂扬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无限完美的自然本性。

　　美国经济学界的“异类”凡勃伦（1857-1929）首次将达尔文主义的制度选择、制度生存和行为模式思想引入到经济学中，并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分析范式展开对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分析和批判，创立了制度经济学派。凡勃伦应用制度分析范式阐述了有闲阶级出现的过程及其本能和习惯，解释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及其演化，并用进化论观点预测了未来社会渐变可能带来的结果。因此，制度经济学是反主流、反传统的一次大胆尝试，它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康芒斯（1862-1945）和米切尔（1874-1948）等人深受凡勃伦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对美国工商业系统的法律和惯例基础进行了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

　　20世纪50年代，在制度经济学派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1908-2006）继承了凡勃伦的分析传统，既从制度视角解释经济现象，以制度观点分析经济问题，又不忘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汲取营养，形成了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从制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的演变和发展，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忽视了制度因素，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对整个制度演进的重要作用，以及技术倾向、习惯和由此形成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革命性影响。加尔布雷斯之后，阿尔钦（1914-2013）、科斯（1910-2013）、诺斯（1920-）、缪尔达尔（1898-1987）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引入产权、交易等制度因素分析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研究发现，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并没有扭转主流经济学对制度的“盲目”，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反对数学和统计学作为经济理论辅助工具的观点，与主流经济学时尚格格不入，这也影响了该学派理论主张和研究范式的流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盛行，还是新自由主义复兴，经济学研究中的制度因素逐渐被冷淡，主流经济学家们忽视了经济学需要构建充分适用于特殊的、历史的经济机制和制度的经济理论这一重大需求。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必须致力于研究稀缺条件下的个体选择这一共同问题，探索出多重的、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制度和文化可以塑造个体偏好的途径被忽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哈耶克（1935）认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经济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选择和稀缺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一基本问题只有通过市场和私有产权的运作才能被认识到。为了调和其对普遍性假定与对特定产权制度和市场体制的热衷之间的矛盾，哈耶克假设，自从人类出现以来，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存在。经济学中无所不在的“理性”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逐渐扭曲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这个分析范式中，人类文化和制度塑造以及约束人们行为的特定因果机制很大程度上被经济学家们遗忘了。

　　在凯恩斯的著作中很少能见到涉及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的内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学派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贡献，表现出剑桥经济学家在对待制度因素和历史特性问题时的“封闭与孤傲”。这一倾向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而扩散，主流经济学在过于看重研究和分析技术的同时，逐渐淡忘了制度因素。

　　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向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回归，另一方面，当代世界中的制度趋同现象比较明显，使得经济学家们“心安理得”地忽视制度差异和制度作用。凯恩斯对一般化理论的过分推崇，最终导致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都忽略了制度主义和历史学派。因此可以说，尽管凯恩斯的贡献非常巨大，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他却不知不觉地推动了“伟大的遗忘”，这一对历史和制度的遗忘在其后困扰了经济学的发展。

　　四、经济学假设、模型与社会实在论

　　经济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要认清楚在不同时点上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揭示它的对立面和矛盾运动过程，从而觉察到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经济运行的趋势，并能提出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主张。要想完成这一使命，经济研究者就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构，并在经济学重构中处理好假设、模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坚持经济学社会实在论。

　　（一）经济学假设与模型解释力

　　按照工具主义者的说法，一个理论的“假设”只不过是用一种严谨的记录方法总结了理论的预测结果，假设是否现实、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假设是理想化的经济环境，在这一假定前提下所得到的一般均衡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只能用作研究经济现实的参照和基准。一旦假定改变了，模型的结论就不成立了。例如，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假设是，经济行为人的偏好都是关心自己利益，一旦出现考虑他人利益的偏好，帕累托最优理论就不再是合理的了。“自由市场是最优的”这一论断也是建立在严格的、可置疑的假定之上的，只能视为评价现实的一个纯粹的和理想的标准。正如当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人假设”一样，经济学假设虽难以做到完全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完全虚构，否则影响理论的实用性。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把斯密具有丰富内涵的自利假设转化为经济人假设，把人从具体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并且完全撇开了社会伦理关系，从而把人还原为追求物质利益的本能性动物，剥离了人的社会性。这一做法方便了数理模型的构建，但也降低了经济理论的解释力。经济学假设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构建数理模型的方便，而应是为了以某种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以便说明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某些事实。科学的基本假设不能是完全虚构的，其中要有发现、解释或组织论据的路径，这些论据能揭开表面上无条理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显示出更本质、相对更简单的结构。

　　一般情况下，模型是通过假设与世界相联系，如果假设具有真实性，模型对研究世界就是有用的，通过模型推导出来的理论才具有实践意义。但是，绝大多数模型并不是建立在具有真实性的假设之上，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是“建立在凭空捏造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之上”；大多数假设是荒谬的，“做这样的假设常常是为了数学处理的方便，而并非为了与具体现实保持一致”。基于不现实甚至错误的假设而构建的经济模型无法直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因此，需要辩证地对待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然而，现代经济学家往往过度夸大模型的解释力，认为经济学模型能够解释一切，以至于产生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们尝试把经济学理论延伸到人类一切行为，认为凡是在以互相对立的目的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提出的资源配置和选择问题，都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均可以通过构建经济模型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在模型与理论、法则的关系中，找到或建立一个模型使我们能够对现象做出科学性解释，从而使模型通过解释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提高模型解释力，而模型的解释力决定了模型对现实的认知作用。经济学模型所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它们不仅必须考虑人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而且要考虑人们自身的计算问题，因为人们会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系统和人的模型化是一个紊乱的复杂性问题，很难被纳入一般性理论模型之中。构建模型进行数学分析的目的是，发现不能用数字来加以估计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规律不能够用代数符号来表示的各种函数之间的关系，以解释现实世界。

　　（二）事实、模型与社会实在论

　　经济学与物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能更直接地接触到他们所要研究的基本经济实体，经济理论具有写实能力和预测能力，经济学应坚持社会实在论。经济学的社会实在论是本体实在论和语义实在论的综合，它肯定真实世界的存在性和具体事实的可解释性，主张经济学需要关注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现象。

　　经济学既要面对人类经验的共性，也要面对其社会成员的特性和其所面对环境的特殊性，任何社会的制度框架都包含了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习俗、规范、结构和传统，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这些特定因素的影响。由于世界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更愿意用模型来简化经济世界，以便了解真实世界的特性，以解释真实世界。任何模型，为了特定的目的，都需要通过抽象掉某些因素而简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当经济学模型对真实世界可观察到的特征进行不完全的解释时，要让人理解这种解释，真实世界只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与模型一致，因而，简化可能是这类模型的一个优点。然而，模型不能完全离开社会现实，好的经济学模型应是关于经济事实的，并且其含义能够表征经济事实的特征、结构和功能。建模的前景不仅取决于经济学家提出的模型特征，还取决于经济事实的特征。经济学家们使用经济学模型的目的是讲述现实世界中的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以更好地解释、理解现实世界中的这些事实。

　　经济学中的思想是关于经济中的各种理论性因素和影响经济行为的各种制度、想法或观念，思想是形成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构成学科的原料，也是事实和社会实在论的载体。但模型要传递的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应当是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事实是什么样的论断，以及一些让人们认可这个论断的理由。经济模型不能成为虚构的智力游戏，它需要解释和说明真实世界，建立模型的理论假设也应能描绘真实世界的某些特征。即使是计量经济学，也应与社会实在论是兼容的，而且实在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计量经济学扮演的角色和其所获得的成功。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去发掘不可观察的法则机制所产生的事实，并解释这些事实。脱离社会实在论的模型是空洞的，也无法合理解释现实世界发生的经济事实。在决定是否采用模型的表达方式时，需要权衡数理模型是否真的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建立模型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告诉人们真实世界中发生的某些事实，模型世界和真实世界需要统一。例如，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就是通过模型说明真实世界的一些事实的经典例子。这篇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成功实现了从真实世界到模型世界的转移，通过模型世界中的推演，得到简单而又令人震惊的结论。阿克洛夫并未停留在模型世界，而是从模型世界再回到真实世界，利用模型世界得到的结论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类似现象。由此可见，模型就是一个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虽然模型世界比真实世界简单，但模型世界的构建过程不是从真实世界出发然后去除复杂因素的过程，或者说模型世界不是真实世界的一种简化形式，模型本身也应是现实主义的，尽可能描述真实世界的事实。

　　（三）经济学重构中的多元视角

　　经济学重构中的多元化包括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理论观点的多元化、理论模型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政策主张的多元化等。人类行为是复杂的，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很难由某一个流派“包打天下”，多元并存、群星璀璨是经济学发展的正常路径。不同经济学流派均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思潮，兴起、盛行和衰落都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科学研究者的偏好和工具方法演进相关。对待经济学流派不能采取非此即彼、一边倒的思维模式，“好”的理论不可能好得无可非议，“坏”的理论也不会坏得一无是处。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又是研究经济和社会不断运行、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和谐协调、共同发展的科学。各种关系极其错综复杂，而且经常变化，虽然不能说“变化莫测”，但至少可以说是“变化难测”。需要采取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才能揭示它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决不是单纯用数学分析方法所能解决的。

　　经济学的某些分支可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就像物理学那样使用一些精确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具有严格的演绎关系，通过纯数学模型表达脱离经验现实的变量关系。然而，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依赖高度程式化的数理模型，数学不能成为经济学的唯一语言，数学方法不是处理经济关系的唯一正确方法。

　　经济学研究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所从事的创新性活动，没有哪一个先知或学术权威能够一贯正确地确定研究创新的方向，指出唯一可行的研究创新方法。探寻经济研究的多元视角，能够降低经济学研究风险，保持经济学研究“工具箱”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对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兼收并蓄、继承革新，是保持经济学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坚持经济学社会实在论也需要保持多元视角，这是因为即使是现实主义也有不同的维度，包括相关性、可观察性、真实性、经验上的成功、似真性、局部真实、抽象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实在论也具有不同的层次，包括本体性、指示性、表征性、真实性、方法论等。扭转经济学的自然主义转向，让经济学回归社会科学本质，将制度和历史特性重新引入经济学研究，是保持经济学多元视角的需要。制度和历史特性是约束经济发展的特殊社会结构类型，是构建社会交往中已被确立的、内含的社会规则、习俗和惯例的持久系统，它将通过模式和一致性强加给人类活动，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经济学要关注人类的经济行为，就绕不开这些行为发生的制度和历史背景。

　　五、经济学重构与合作经济学的形成

　　以蒸汽技术为动力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催生了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以电力技术为动力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以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为动力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将兴起，它将改变人类经济行为和发展模式，经济学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和重构以迎接新经济模式的到来。

　　（一）经济学重构中的再转向：关注现实世界

　　首先，经济学重构和再转向需要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学科思维的回归。经济学萌芽于中世纪，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8世纪，19世纪获得巨大发展，到了20世纪经济学才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在又一个百年中，经济学应走向何方，经济学家们思考很多，但结论莫衷一是。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不是脱离市民社会的“硬科学”。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经济理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而非在写作中体现经济学的技巧，现实性是经济学的基础，经济理论来源于现实经济环境，也需要经济运行的实践检验。

　　其次，经济学重构和再转向需要方法论的觉醒。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需要逻辑思辨、理论演绎和归纳推理，关注经济问题的历史特性，通过分析事实得到解释现实世界的理论。经济学将自己确定为普遍的社会物理学的目标诱使经济学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泥沼之中，“把经济学建立成以公理为基础的硬科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索洛，1985）。在经济学领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获得经济学知识，这取决于所研究的主题。经济学研究在使用一般性方法的同时，还需要使用对特定的历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保持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经济思想的进步离不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经济学需要秉承方法论上的兼收并蓄，突破自然主义和工具主义束缚。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有利于推动经济学表达的准确性和艺术性，这无可厚非。然而，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精致而导致内容上的虚无和方法上的工具主义，使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远离关于市场和市场功能的基本原理，是不可取的。使用数学工具分析和处理人类经济问题，只能是经济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再次，经济学重构和再转向需要处理好经济学“顶天立地”问题。经济学要既能够在理论上“顶天”，重视思想和理论创新，又能够在应用上“立地”，关注经济现实，回归市民社会。根治经济学的“精神分裂症”，需要树立一种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探索态度，明确经济学的性质和目的，处理好方法与思想、模型与事实、现象与制度、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抓住所处时代的学术精神，植根现实世界，分析和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提出能够“经世济民”的政策主张。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而不是研究自然界超脱的运行。张伯伦（1899-1967）和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是经济学走近经济现实的成功典范，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超越了完全竞争模型和完全垄断模型。由于在模型构造中的现实主义常常带来理论和经验所不能控制的复杂局面，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又逐渐将不完全竞争模型精致化，并脱离经济现实，远离了“张伯伦-罗宾逊定向”。

　　（二）经济学重构中的内核收敛与保护带扩展

　　经济学的内核是指经济学研究纲领中不可触动的深层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核周围有一层或多层由众多辅助假设组成的保护带。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面对反常情况、检验压力或批判纷争，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来消解反常、维护内核，防止内核被证伪，并促进整个学派纲领通过内部理论交替而取得进步。

　　保护带包含辅助假说、经验约定和纲领等其他理论结构，它是开展所有“活动”的地方，当研究纲领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时，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保护带。保护带在内核和经验证据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当纲领随着经验证据的变化而向前运动时，保护带也随之持续地发生变化。存在不可证伪的理论内核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十分关键，为了防止经济学迷失发展方向，需要在重构中收敛内核，回归经济学的学科本质。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增进人类福利的学问，经济学既要研究真实“经济”（economies），也要研究“节约”（economizing）行为。这就是经济学的内核，也是经济学的学科本质。

　　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很难做到涵盖人类社会的一切意识和行为，经济学内核的适当收敛有助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经济学的作用应是研究客观现实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并努力理解和解释处于这一领域的现象。否认经济学具有真实的客体，就等于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市场本身既不是自然数据，也不是无所不在的事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历史特性，它被一系列的规则所统治，对一些行为施加限制，对另外一些行为施加保护，市场必须镶嵌在其他社会制度之中，是一种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交换。市场是一种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大量特殊的、被合理规定类型的商品进行有规则的交换，它们包括一些规则和结构，并约束着其中的谈判和交易。经济学研究市场的运行规律，解释市场上发生的经济现象，需要考虑市场的社会属性和制度特征。为了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分析力和预测力，拓展经济学开展“活动”的空间，在内核和经验证据之间形成一个较为宽松的缓冲带，经济学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表达方式，适度扩展保护带。经济学在扩展保护带过程中，要避免将市场经济的非制度化的基本原则视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并作为分析任何经济体系的基础。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保护带必然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的方法需要处理好一系列具体而含义明确的基本问题，包括不充分决定性、理论负荷、社会性质、自然主义、相对主义、逻辑演绎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等。

　　（三）合作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合作范式”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体系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或者说，其理论体系的灵魂是竞争，是揭示或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竞争性的经济学，也就是竞争的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合作性研究不够。新经济时代，市场的网络化和市场向网络的转向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型合作商业模式，利益共享的观念逐渐取代纯粹利己主义，网络时代的合作经济开始兴起，经济学需要关注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合作。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应学派、福利经济学派、比较经济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发展经济学派和激进经济学派等不同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学问、经济学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

　　等这些有关经济学科学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需要在经济学领域引入合作思维，构建经济学研究的“合作范式”。

　　多元融合和兼收并蓄是构建合作经济学和形成经济学研究的“合作范式”的关键所在。融合并非简单合一，融合发展是不同流派相互借鉴合理成分，是一种高层次的多元并存。经济学研究“合作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多元合作的过程，包括：（1）方法论的多元合作，历史归纳、抽象演绎、演化博弈、制度分析等分析方法各得其所；（2）研究对象的多元合作，它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物与物的关系，还包括人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关注资源配置，而且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3）理论来源的多元合作，需要继承、借鉴与创新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同时需要从哲学中寻找智慧，从历史中寻找启示，从社会中寻找本体，从政治中寻找线索，从心理学中寻找营养，从物理中寻找思维，从数学中寻找工具，采取“滚雪球”的扬弃式发展模式，而不是“走马灯”的坐庄式发展模式。

　　炉火纯青的分析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感觉相互结合，成为新世纪合作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合作经济学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综合理论体系，在该体系下，不同学派理论和不同的论述视角得以融合和相互促进，既保有了不同学派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又增强了经济学总体对于现实世界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在经济学重构过程中，既要恢复古典经济学的高雅，又要突出经济学的本质。自边际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基于毕达哥拉斯哲学和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唯理性化、数学化、模型化、计量化趋势和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狂热，突出表现了经济学精英们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的向往和自己对形而上学的偏好。毫无疑问，经济学在这场运动中逐渐偏离了其“经世济民”的本质。在经济思想史上，在发现和形成整个经济体系方面很少有可以与古典经济学成就相媲美的研究，对整个经济进行全盘分析的目标和传统应该被保留下来，以维持和恢复古典经济学的高雅。与此同时，要处理好现实问题、原理超越与数学表达的关系，引导经济学回归社会科学本质属性。经济学是一个建构，经济研究是一个理论和事实相互作用的过程。合作经济学既要研究市场上的竞争，也要关注经济生活中的合作，既要能够反映自然，又要完成社会构建。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如果经济学理论没有本土化，就没有根植性，也就没有创新性，当然也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六、简要结论

　　经济学经历了多次转向，在转向中，各种经济学流派纷呈，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在经济学转向中，由于对“一般性理论”的推崇和对“硬科学”的向往，经济学家们崇尚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演绎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往往忽视事实、历史和制度，难以充分解释经济现实。经济学对数学的严重依赖以及对事实、历史和制度的忽视，使得经济学在更加“精致和严谨”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模型所不能表达、而应在语言之中的东西，经济学逐渐演变为由数学游戏构成的“空洞科学”，迷失了学科发展方向。

　　人类即将迎来第三次产业革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学需要重构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学重构的过程是经济学再转向的过程，也是构建合作经济学和形成经济学研究合作范式的过程。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社会现实性是经济学的基础。因此，经济学重构需要转变学科思维，使经济学回归社会现实。经济学重构要求经济研究者处理好假设、模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们构建假设、使用经济学模型的目的应是讲述现实世界中的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以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实世界中的这些事实。经济学重构中的内核收敛是经济学回归社会科学本质的内在要求，经济学保护带适度扩展可以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提高经济学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制度日益趋同，各国普遍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本国经济，突出私有制的效率，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世界制度演进的大方向，这就为合作经济学的构建和经济学研究合作范式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学转向和重构中，虽然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相互批判和攻击，但都不否认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力图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转，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经济学转向和重构中，中国经济学界应理智对待西方经济思潮，辩证吸收其合理成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