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逻辑研究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三重逻辑”。一是“政治逻辑”。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始终坚持稳定和谐的政治经济环境；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国际视角等。二是“制度逻辑”。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围绕这个价值导向，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经济运行机制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重架构”，确立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逻辑”。三是“经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正确处理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资本有机构成，推动中国经济朝向更高阶段前进。

　　关键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学;三重逻辑，

　　一、引言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一剂冷却剂，全球经济骤然陷入衰退。同时，面对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责难与挑衅，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在哪，应对危机的武器是什么，我们该何去何从，一时间在社会各界陷入了激烈的争论。基于这种突发性的黑天鹅事件，我们应从历史的成功中汲取养分，保持中国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在纷繁复杂日益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稳定繁荣。是为此，本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背后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4%，平均每8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这种高速增长无论在持续时间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新的伟大奇迹。

　　从自身比较来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迅速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增长了276倍。此外，中国国家财政收入也取得较快增长，从1978年的1132.26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82895亿元，40余年间增长了162倍，为中国政府履行国家管理职能、实施公共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服务、承担国际职能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等夯实了财力基础。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也在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差为7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近三倍，经济总量也从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9年的16.3%，且与世界第一的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更为瞩目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2020年达到3.23万亿美元，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数据不仅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证明，而且还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肯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陷入了理论贫困，甚至出现污蔑诋毁中国模式的话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站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密钥”到了必须有理论专家做出解释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从政治逻辑、制度逻辑和经济逻辑这三个逻辑层面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经济成功的“密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政治逻辑”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1]在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党的领导地位来源于自身的先进性，一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二是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宝库中，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并且这一思想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3]三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还拥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个方面的显着优势，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什么时候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现代化；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始终发挥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到户”，18位村民敢为人先的精神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送来了第一缕曙光，他们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此，农村的改革在各地农民的摸索中展开，一场从下到上的制度变革吹遍农村大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明显效果，粮食产量快速增加，不仅解决了农民饿肚子问题，还为国家输送了丰厚的粮食留存。之后，在集体经济发展理念引导下，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如雨后春笋般地生根发芽，这一经济现象被国内学者称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些所谓农村“草根”的摸索经验也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引导中国经济改革一步步走向辉煌。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依旧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激发改革动力。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意愿，坚持推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方针，人民群众有什么样的利益诉求，就施行什么样的改革政策，积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改革的红利也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共享，让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三）始终推行科学有效的改革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改革方法的科学性。1978年，就如何发展中国经济陷入了“大讨论”。由于中国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国际模板可以借鉴，改革推进的速度较为缓慢。但党中央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和故步自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导下，重大政策和重大决策要先行试点，当试点取得成功后再向全国范围内铺开，正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无畏精神，使得中国改革的步伐勇往直前、越走越稳。同时，在改革中，采取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最急迫到攻坚战的步骤，如最初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这是因为农村的农业在“大跃进”“浮夸风”中遭受重大打击，农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遭受严重创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尤其是要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保障全国的粮食安全。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结合基层农民的意愿，开展了农村土地制度“包产到户”的机制创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粮食产量连年提高。农村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了政府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而后在城市中也进行全面改革，鼓励发展外资企业、民营经济、混合经济、金融领域等有序对外开放，以活跃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活力。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改革的方法是科学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内部到外部，由局部到整体，再从最紧迫的改革领域走向改革的深水域。也正是这种科学的改革方法，使得中国改革开放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谱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华丽篇章。

　　（四）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国际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辉煌成就既来自对国内市场经济的实践又来自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两者并驾齐驱，形成了中国4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成为国际经贸组织中的重要一员。以后，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源，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在开放的经济中逐渐优化产业结构，从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外汇储备直线增长，在对外开放中获得巨大的人力资本红利。不仅如此，中国也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给世界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在国际中逐渐发挥引领作用，从金砖国家的筹建到亚投行的创立，从“一带一路”建设到“人民币纳入SDR篮子成为世界货币”，中国在国际上从投资流入国变成投资流出国，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以及为世界人民谋发展，为国际社会谋和平的坚定决心。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紧密合作，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人类社会新时代的和谐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板。尽管，当前中国面临着中美经贸摩擦、大国孤立主义思潮及国际地缘政治等诸多不利影响，但依然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推行“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反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国际分工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请世界人民放心，我们始终不排外、不孤立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要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更高质量的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人民，也正是这种宽广的国际胸怀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福报”。

　　（五）始终保证国内政治经济的高度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不仅在于决策的科学性，还在于中国始终保持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稳定[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中，坚守“稳定压倒一切”底线思维，进而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营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政治氛围。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也同样采取了改革的政策，试图改变国内落后的经济面貌，但是他们大多收效甚微。而这些国家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策略或休克疗法，在某些领域一刀切，甚者是推倒重来，从而造成国内人民生活的不稳定和经济衰落。改革是没有回头路的，一旦错误其成本代价极大，甚至导致严重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相比而言，中国的改革坚守长远的战略定位，在重大领域改革中坚持以“稳”字当头，在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共同稳定的基础上走渐进式改革，避免出现大波大折。正是这种思路，使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最终决定了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挫折、弯路、障碍，但始终将保持国内国际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局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发展优先”理念，为中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定位，沉着应对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妥善处理国际关系，这种和平稳定的历史环境保障中国的发展没有停步，中国的发展一直在路上，发展的步伐越走越快。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制度逻辑”

　　“经济制度是为一国经济实践服务”。2019年10月底，党中央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从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经济运行机制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显示出中国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认识更加清晰、未来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在于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价值遵循”，科学推动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完善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机制及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机制，以上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逻辑”。

　　（一）所有制结构：高质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

　　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社会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中，生产是最根本的且决定着一个经济社会的性质。对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结构高度决定分配结构，即“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也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5]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都过上幸福康乐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生产环节夯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要高质量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过去，在某些观点的影响下，我们给国企扣上了“低效”“垄断”“腐败”等多种歧视性帽子，实践一再证明在保证国家稳定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国企发挥着定海神针的重要作用。甚至有人误读，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由于垄断性国企的高收入造成的，这些不看经济数据想当然的观点给社会层面造成误解，我们应坚决制止。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6]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一块试金石，国有企业及公立医疗机构在抗击疫情中的优异表现，更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关系到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重要问题，不容反对、抹杀[7]。当前，我们处于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最好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把我国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也多次考察农村集体经济，提出各地要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要因地制宜地做好集体经济的实现路径，加强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经济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因此，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要心无旁骛地支持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殷实的物质基础。

　　（二）分配结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机制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他始终强调一个文明社会应遵循“按劳分配”的社会准则。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实行“按劳分配”，这是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实行的是“按需分配”，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人类进入一个最高的文明时代，超强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一切符合“共产主义社会标准人”的人类需要。马克思还从价值角度出发，一针见血地撕掉资本主义丑陋的外衣，提出只有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这一点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容否认的。当前，毫不避讳地说中国收入分配机制是出现了问题，这与过去我们太想发展，为了“生产优先”而对非公企业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并鼓励大量的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而这类企业的分配机制大多是“两极分化”，即普通劳动者仅获得较为低廉的薪资收入以维持简单劳动力再生产，而私营企业主、管理者、技术拥有者等获得巨大的利润留成与股权溢价，这类企业规模越大则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越大，除非政府改革这种分配机制，并采用调控手段要求这些企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制度环境就无法打通，社会主义经济也无法获得更大的增长动力（因为这种机制导致有消费需要的人群和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分属于两个不同主体的矛盾）。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急迫性，2019年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下一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未来，中国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鼓励全体中国人民通过勤劳致富、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让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让“劳动最光荣”的口号响彻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大地上。

　　（三）运行机制：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制度

　　实践反复证明，“计划”与“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两种方式，两者并不是对立冲突关系，重点要看这两种经济运行背后的服务对象，如果“计划”是资本家（生产资料私有制）运用，社会资源（物质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市场”为被广大劳动人民（生产资料公有制）所用，满足社会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共同需求，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在过去，我们运用“计划”手段不仅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而且还为新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让我们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急事；现在，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部分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另一部分是有为政府的力量）。同时，“市场”手段并非完美尤物，它自身也存在一系列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不当使用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人类财富的两极分化。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判断“计划”与“市场”孰优孰劣，而应看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服务对象是谁，其背后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控制者是谁，其是否对最广大劳动人民有利，让他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提出“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强调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8]因此，当前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指南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逻辑根本。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来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服务导向和价值逻辑来看，主要通过生产环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环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交换环节始终坚持通过市场经济和有为政府来实现更高的经济效能；消费环节坚持“不落下任何一个人”、通过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经济逻辑”

　　（一）土地要素：始终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灵活调整“人—地”关系

　　国家的财富根基是土地资源，而土地资源能否科学利用跟一国的土地制度息息相关，好的土地制度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发达经济的社会形态中需要更为公平公正高效的土地制度，随着新中国成立，土地私有制一去不复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探索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构建了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完善体系（包括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逻辑是正确处理好“人-地”关系，在农村实现好全体劳动人民人人有地的公平性，并保障城市国有土地资源在国家一盘棋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有序开发利用并避免西方的“征地困境”。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土地要素的公平性，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前探索发展的“人民公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及地方政府盲目追求自身政绩的误导，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实践中出现偏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设计的集体所有制并非一致，最终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群众自发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改革，率先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响起，18位村民泣血摁下“包干到户”的红手印，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调整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由此“家庭承包经营制”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将中国家庭小农的经营效率达到历史顶峰，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安全边际。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土地制度也是如此，加入WTO以后，中国农业与世界农业大国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国内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相比也日渐落后，解决“三农问题”刻不容缓。探索新的“人-地”关系以提高土地效益，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保持不变），在解放双手的同时将土地交由经营效率较高的主体进行生产经营，并让自己获得“工资性收入”和“土地流转租金”的双重收益。正如舒尔茨所说：“农民的智慧不输于任何资本家，理性小农的生产安排是有效率保证的”[9]。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和政府顺应民意，推出了“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的制度保障，并用各种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来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旨在实现农民富裕、农业发达和农村繁荣。城市的土地财政虽然在一定阶段推动了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但这种模式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地方政府被地方债与房地产所掣肘，要求必须全面审视土地财政政策，将“房子是用来住的”贯彻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总结过去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始终围绕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遵循“从上至下强制性制度变革”到“从下至上诱致性制度变革”，且在这一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鼓励和支持农民群众走在改革的前列。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源于农民，农民的改革根系土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农村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起点，也是重点和难点，且这项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新时代，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赋予试点地方政府更为自主、灵活的土地使用权，进一步实现土地要素更高的经济效率，为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一发展夯实土地制度基础。

　　（二）劳动要素：逐步实现全体劳动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商品生产体系中，劳动是劳动力的支出和使用。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10]马克思认为，决定生产力高低的因素有三个：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要素劳动者中，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要比劳动者劳动技能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调动全体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雇佣劳动并剥削劳动者的弊端，进而实现全体劳动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每一位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参与者、亲历者、共享者。

　　改革开放以前，户籍制度约束农村人口进城，并以工农“剪刀差”的方式实现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城市人口资源无法满足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的需求，于是城乡人口管制得到放松，大量农民前往沿海发达城市从事非农就业，正是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人力资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农民工经历两代人。第一代农民工最苦，在城市干苦力，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资金，一穷二白的他们在城市里白手起家，改变了家庭贫困的命运。第二代农民工，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父辈相比是幸运的，他们受过教育，可以选择性地做一些喜欢的职业，他们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择业，依自己兴趣去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说得更通俗些：“第一代农民工是抢着进城，第二代农民工是选择性进城。”而且，在就业福利方面，第一代农民工只拿苦力钱，没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生育保障、失业保障等；第二代农民工在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下，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来不断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都是一个人或夫妻两人进城，家庭两地分居，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解决他们的户籍约束、子女上学、住房安居、就医保障等。这种通过农民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逐步富裕起来的劳动方式，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11]当前，中国推行的最大一项改革就是全力构建城乡户口统一登记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性户口制度，实现城乡公民的身份平等、就业平等与福利平等。

　　户籍制度的放开、调整、完善，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至2018年的59.58%，而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城市化率均超过80%，农村人口为城市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提供充足的劳动资源。两代农民工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步实现身份选择自由、工作选择自由、人口流动自由等。总结人（劳动力）的制度改革，主要是劳动就业制度和居民户籍制度改革。其中，有这么一个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人口政策从限制到放开、从不平等到平等、从有差距到逐步实现无差距，逐步赋予城乡居民的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权利，让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自由劳动者。

　　（三）资本要素：科学有序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短缺

　　运动是资本的永恒使命，通过资本运动实现经济的增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发挥了巨大的“加速”作用，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短缺问题。[1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资本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改变以往自身资本积累和城乡“剪刀差”的资本积累方式，通过引进港澳台、国际资本来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港资企业、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及合资企业，这些企业的引进是为了补齐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本短缺问题，并引导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不断提高中国两大部类产品的经济附加值。20世纪90年代，很多地区将引资与官员政绩挂钩，加剧了“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演化，使当前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利用政策实际上更加优惠。21世纪初期，很多地方在引资方面，官员都有指标。为了引资，各地方各部门相互竞争，展开了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的“锦标赛”。如国家规定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基本税15%以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但是很多地方均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一政策底线以吸引外资落户本地。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了“零地价”“三免五减”及“倒贴三通一平”等优惠条件。外资借机“打劫”，七免八欠，从中获得众多的“特别关照”。这段时期的引资政策，可以看出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本短缺问题的急迫性，我们在各方面采取了“生产优先”的政策保障，这项政策虽然给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积累了一些顽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实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和外汇储备，为后来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稳步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逐步开始对外资进入实施质量把关，如出台了“完全取缔此前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加合理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健全、完善与实施跨国并购的法律保障，坚决杜绝外资对于中国优势产业的恶性并购，维护本土企业的正当利益；建立、健全和完善外商投资导向的产业政策，明确外资投资领域，坚决杜绝外资向高污染、高能耗领域渗透，以牺牲中国环境获取自身的资本回报；研究外资避税法规，出台适合中国市场环境下的反避税政策，加强各地区相关机构的反避税意识，提高反避税能力。以上政策的调整，反映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短缺问题逐步得到改善，中国引资的门槛也逐步提高，逐步引导外国资本规范有序地利用好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近年来，中国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了鼓励这类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公私合营（PPP）及一些重要领域中对社会资本放开，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元、更充足的资本保障，并加强对这类资本的引导、监管和激励。

　　资本存量规模与周转速度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增速，与持续不断地引进外资有关，从改革前的简单资本积累转变为改革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让社会中参加生产运行的资本规模更大并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秉承自身积累和引进外资相结合，从鼓励外资进入到选择性外资进入，从最初的注重数量到逐步转变为质量优先，从重点鼓励引进外资到国内国际资本的同台竞技，经历了一场从低门槛到高门槛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个政策演进过程中也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

　　（四）技术要素：始终如一地推进“科教兴国”战略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13]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4]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科学，必然包括在社会生产力之中。科学技术一旦渗透和作用于生产过程中，便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状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生产力诸要素全面渗透，同它们融合。

　　事实证明，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重视科技的力量，从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到微观企业自主决策，各个层面都关注科技发展，不断加大科技力量的投入。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使得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的科技大国，鼓励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国家为其提供各种留学资助，近年来中国留学生数量逐年攀升，为国家科技发展储备了更多优秀人才。同时，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容易引起世界某些大国的敌对，他们阻碍和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主旋律，我们必须要更加珍惜科技人才，构建更加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让科研工作者能够做出更多的创新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功的“经济逻辑”就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科学合理处理好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该改革的改革、该重视的重视、该引进的引进、该加强的加强，最终实现不同生产要素的效率最大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有机构成角度来说，就是不断优化中国经济各大部类中的四大生产要素的科学配比，且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更为凸显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也可将数字归类为技术层面，此处表达是与当前政策表述一致），不断提高各产业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实现中国经济从“增长数量”到“发展质量”的嬗变。

　　五、余论

　　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当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一方面我们要回顾历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模式进行理论证成和逻辑表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着眼未来在世界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准我们继续前行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更为高级的历史阶段，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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