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现实意义

　　一、引言

　　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一书中，系统阐发了世界历史不多见且久不为崇洋之国人所关注的自由经济思想。

　　１９世纪末，梁启超指出中国早在“先秦时，此学（生计学即经济学）之倡，殆与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相颉颃”，首次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解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认为“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自由经济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个民族都能通过本民族的语言符号来理解它，而自由经济要获得本民族公众的认同，就不能张口斯密闭口哈耶克，只以洋符号来象征自己。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作为本土资源，对中国经济改革既具有符号价值，即它可以为现代价值观提供一种中国式的表述，又具有功能价值，即其熠熠生辉之自由经济思想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参考和指导，言虽旧言，而理非旧，其命维新。

　　二、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一次是从帝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型。周秦之际乃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剧变，是中国当时境内诸侯纵横捭阖、相互征伐的结果。周制衰亡后，鉴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以“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取代了家族主义，以编户齐民代替了宗法“人伦”性的族群组织，而实行了一种政治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①秦朝不施仁政，滥用民力，二世而亡，然百代皆行秦政。“中国自汉世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试问欧土专制国有此乎？类此乎？即立宪共和之自由，有不如我国之旧，特非公有国，则无民权耳。非私有国之立宪而何？”

　　②这种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郡县，在其初建乃至发展时期，其优越性确如康南海所论。“中国上古有近代国家雏形者厥自西周始”，③至秦汉，已经形成近代国家，“由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的基本性格，至汉武帝而发展完成”，④政治权力日益膨胀，成了主宰社会的两大机制之一。商鞅“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权力）”的名言道出了权力对社会主宰的现实。这就是司马迁生活时代的政治生态。

　　东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礼崩乐坏，国灭世绝，“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陪臣执国命”，封建制度瓦解，个人逐渐摆脱小共同体，个人地位提高，个人自由度增加，中国逐渐迈向较为自由的经济体制，农工商日渐繁荣昌盛。春秋时期，甚至孔门弟子“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结果，“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战国初年，经营工商业致富者甚众，至少有周人白圭、师史，鲁人猗顿、曹邴氏，赵人郭纵、卓氏，齐人刁闲，魏人孔氏，山东程郑。以至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足见天下豪富之众。毋怪乎，战国之时，“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乘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管子·轻重甲》）。追逐利益的风气弥漫整个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一统天下之前，秦虽然厉行法家农战政策，看上去是重农，其实，其大抵使用商业手段使“利出一孔”。秦之历代统治者亦多重商，以至富商吕不韦操纵宫廷政治。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一统天下以后，秦始皇帝转而“上农除末”（《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秦始皇帝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通关塞、修驰道，客观上有利于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促进工商繁荣和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高祖乃令 贾 人 不 得 衣 丝 乘 车，重 租 税 以 困 辱 之”（《史记·平准书》），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⑤但是汉惠帝与吕后主政，“复弛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继之以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即位时，“网疏而民富”（《史记·平准书》），社会上出现了市场经济理论中极为推崇的一般均衡状况，即各行各业的经济利润等于零。经济利润等于会计利润减机会成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几十种行业的利润率，均为２０％，利率亦如此。“佗杂业，不中二十，则非吾财也。”（《史记·货值列传》）即各行业的会计利润均为２０％，由于行业利润相等，经济利润为零。

　　这得益于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自由放任之策。“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绝不同于封建制度下个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均决定于政治力量，即“其富者必其贵者”。

　　⑥可见，当时，金钱或资本势力日益膨胀，成了主宰社会的两大机制之一，通过金钱和市场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和 生 活 世 界。这 就 是 司 马 迁 时 代 的 经 济生态。

　　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理性化、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自由化相伴而生，个人从共同体的依附中摆脱出来，个人主义逐渐兴起，人的主体性确立，民族国家兴起，官僚体制确立，结果，权力和金钱或资本势力极度膨胀，权力系统和金钱系统，通过惩罚和报酬来整合整个社会，成了主宰社会的两大机制。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前提，⑦战国之后，中国皆已具备，“中国长期存在市场经济。大约２０００年以前汉朝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了解很充分，表达得也很充分。”⑧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中期，颇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其经济思想具有某种“现代性”。

　　三、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期”，⑨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司马迁处于轴心期基本完成和历史大转型的年代，汲取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养分，根据时代精神，对先秦各家思想进行改造，在经济思想史上真正做到了继往圣之学、采众家之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自由经济思想来源主要有：

　　（一）道家。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主要来源是道家思想，尤其是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发展、昌盛乃至一枝独秀的黄老之学。

　　老子的“道德哲学”不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而上基础，而且是许多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如慎到、韩非子等。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其次是德，其宇宙观与社会人生观是一体的，天人合一。道“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老子·四章》），“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三十七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是宇宙的本体和本源。“人法地，地法 天，天 法 道，道 法 自 然”（《老 子 · 二 十 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这是无为而治的政治或社会哲学。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经济领域，批判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说“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史记·货值列传》），对有关道家个人修行的部分则不予采纳，乃至批判，比如反对寡欲、无欲、崇俭、知足、绝巧去利、不争、绝圣弃智等。

　　杨子有言“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这基本概括了其基本思想，人人自私自利，在加上不悉天下奉一人，则天下大治，即无为而治。

　　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末期，盛行于西汉前期，主要代表有陆贾、刘安、司马谈。“黄老之学是假托皇帝立言；对老子的思想也有继承有改造，是 不 同 于 先 秦 老 庄、杨 朱 各 派 道 家 的 新 道家”，⑩它以道家为主，兼采五家而熔铸成。

　　“汉初的陆贾是倡议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的‘与民休息’政策的奠基人”，“他（陆贾）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之教，结合在一起，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其书，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钱福：《新语·序》）。陆贾在《新语》中，考古鉴今，以古今成败之国，特别是秦朝的经验教训说明“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陆贾对黄老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作了如下描述：“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岂待坚甲 利 兵、深 牢 刻 令、朝 夕 切 切 而 后 行 哉？”（《新语·至德》）刘安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淮南子·原道训》）。“无为”的这种解释说明了汉初的黄老之学发展到《淮南子》已日臻尽善尽美。

　　司马谈对黄老之学概括得最精准，他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

　　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汉书·司马迁传》）。而最精炼、最好的概括是“慎以无 为，从 民 所 欲，而 不 扰 乱”（《汉 书 · 刑 法志》）。黄老之学是司马迁的家学，是其自由经济思想的源头活水。

　　（二）儒家。后世，特别是近代之不肖子孙言儒家，皆谓其讳言利，重农抑商，众口铄金，千古奇冤。其实，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儒家思想基础主要来自于其家学和其儒学师傅。

　　１．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儒家向往之理想时代基本是无为而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对经济生活干预甚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其词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尚书·武成》云：“垂拱而天下治”。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是，儒家对无为而治缺乏理论论证和哲学基础。

　　２．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肯定人满足欲望、喜好富贵的本性的观点。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孟子曰：“人亦孰不欲富贵”。（《孟子·公孙丑下》）“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篇》），“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篇》）。他们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 · 为 政》），发 对 “道 之 以 政，齐 之 以 刑”（《论语 · 为 政》），要 “见 利 思 义”（《论 语 · 宪问》），不可“放于利而行”（《论语·学而》）。

　　３．儒家仁政、富民、富国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可见孔子不仅主张富国、富民，而且把“富之”看作“教之”的前提，比较接近司马迁引用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 子 主 张 要 “为 政 以 德”（《论 语 · 为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而（冉）求也为之（季氏）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反对“怀利以相接”（《孟 子 · 告 子 下》）、“上 下 交 征 利”（《孟子·梁惠王上》），主张实行仁政，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使民有恒产是仁政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荀子·富国篇》）。由此可见，荀子把社会生产看作是财富的本和源，认为只要在增加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即实现广义的富国，而整个国家的财富在“君”和“民”、“上”和“下”之间进行再分配。国富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了，百姓的财富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皆可增长，“上下俱富”，而富国的基本途径是“强本节用”，“务本节用则财无极”（《荀子·成相篇》）。

　　４．儒家的分工学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谋道”和“谋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可见子夏对社会分工有所关注。总体上孔子并没有直接探讨分工问题。孟子多次谈到分工和交换的问题，以他同许行的门徒陈相的论战最为精彩，“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 布。子 如 通 之，则 梓 匠 轮 舆 皆 得 食 于 子”（《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不仅充分肯定了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分工，而且充分肯定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工，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亦通功易事。

　　（三）法家。“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学派，支派重多，……但从法家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可分为秦晋法家和东国法家两大系统”。

　　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慎到、商鞅、韩非等，韩非乃秦晋法家之集大成者，后者则以管子学派或谡下学派为代表。

　　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认为在经济生活领域，“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老而供养薄，故民争……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从宏观角度，韩非子认为当今之世的特点是争，从微观看，个人行为的特点是“自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市”。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商鞅、荀子等认为人性喜富贵好名利的思想，他宣称“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韩非子将人性好利的观点发挥的淋漓尽致，运用到人与人的一切关系：“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不仅手工业生产者挟“自为之心”、“计算之心”，一切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家庭伦理关系莫不如此。国家要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和物质手段驱使百姓“急耕战”，把人们的“自为之心”引导到富国强兵的轨道上，为此要除五蠹，“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趋末作”（《韩非子·五蠹》）。

　　管子学派认为，“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管子·禁藏》），在欲望的驱使之下，追求财利乃人之天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虽然基于同样的人性好利观点，但是管子学派却得出了与秦晋法家相反的政策主张，“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子·禁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管子·任法》）。可见，管子学派主张实行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政策。而且管子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的轻重之策。管子学派认为，商品货币流通过程是变化有“数”，即有规律可循，国家挟轻重之势，通于“轻重之数”，经营工商业，足以影响和控制国民经济。“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管子·山至数》）。

　　总之，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主体是道家，特别是老杨学派和黄老学派，以其他各家思想对其进行了改造和熔铸，自成一家之言。他从孔子、荀子等儒家和管子、商鞅、韩非等法家处，汲取了肯定人欲的观点，以改造道家“寡欲”、“无欲”等思想，又坚持了道家“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批判了法家以法调节、控制人欲的国家干预主义，儒家以礼调节、控制人欲的潜在干涉主义；从儒家、法家汲取了富民、富国的思想，改造了先秦道家回归“小国寡民”的思想，又批判了、法家把富家和富国对立起来的做法，创立了富家与富国相一致的经济思想；汲取了先秦儒家、管子学派和稷下学派法家重视分工和工商业的思想，改造了道家把分工、技术、工商业的发展看作拂逆人性、违反自然的思想；汲取了商家在发财致富中自由竞争的思想，改造了道家“不争”的思想，并把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看作“物之理也”。

　　四、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平准书》和《货值列传》，两者互为表里，司马迁曾阐述了其作两文的缘由：“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 采 焉。作 货 殖 列 传”（《史 记 · 太 史 公 自序》）。《货殖列传》是从正面为富者立传，阐发其宏观和微观自由经济思想，平准书则是对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的批判，从反面立论，以攻为守。

　　（一）人性观和财富观。这是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儒、法两家肯定人的欲望的观点，指出“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肯定了人好财利的天性，高度概括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司马迁举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事例来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为发家致富之人立传，对其大加褒扬，认为：“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史记·货值列传》），并将其比作封君，称为素封，毫无偏见，认为其与封君利润率大概相当，“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不仅认为好财求利是人之性情，而且认为贫穷是可耻的，“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史记·货值列传》），对无财富而空谈仁义，提出了批评，“无岩处奇 士 之 行，而 长 贫 贱，好 语 仁 义，亦 足 羞 也”（《史记·货值列传》）。但是，司马迁并非主张人可以无限放纵欲望，人欲要受到仁、义、礼、法等的节制，并不能无法无天，其在列举一系列发家致富的门类和手段后，得出结论：“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值列传》）。

　　奸富即作奸犯科而致富，理应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不作奸犯科，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史记·货殖列传》）。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更胜一筹。

　　（二）自由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在利己欲的驱动之下，人人各自任其能，竭尽其力，扬其之长，避其之短，形成了社会分工和地区分工。司马迁曰：“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值列传》）。在这里司马迁概括了四种社会分工，指出财富的源泉，富国与富家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三大产业中“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货值列传》），在市场竞争中，“无财作力，少 有 斗 智，既 饶 争 时”（《史 记 · 货 值 列传》），“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获得正常利润，如果 想 获 得 超 额 利 润，“而 富 者 必 用 奇 胜”（《史记·货值列传》），结果“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根据实地考察，概括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区性都会发达情况，全国因地之宜，形成了不同的地区分工。秦汉海内一统，加之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在下者有为有不为，在上者无为无不为，任由市场自发运行，全国形成了统一市场乃至一般均衡，不仅各行各业形成了一般均衡，“佗杂业，不中二十，则非吾财也”（《史记·货值列传》），甚至封君的利润率也是２０％。

　　其机理在于“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值列传》）“上一段文字表明，在汉朝，起码在中国某些地区有了市场经济，有农民、工人和商人从事生产和贸易。市场运行顺利，没有政府干预，并且遵循供求法则。

　　每个人尽量使自我利益最大化，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协调所有人的经济活动。上段文字也表明，司马迁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深刻的了解。他所称的道，我们现在成为供求法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能很难发现有一段文字对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更加清晰和简要的描写。”

　　（三）无为而治的“善因论”政策主张。根据人性观和财富观、自由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司马迁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其经济政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应该是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精准、最简练的概括。

　　１．对于“因”的解释，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曾有精到的诠释：“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子·因循》。）。

　　２．对于“利道之”，孔子之语作了最为精彩的解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

    ３．“教诲之”，即孔子所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耻且格”。

　　４．“整齐之”即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亦如司马迁所言“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史记·太史公自序》）。

　　５．“与之争”，即国家直接介入生产和流通领域，国有国营，与民争利，也就是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批判的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的一些所作所为。司马迁对于五种政策选择的排序是有先后、优劣的，当然除了最好“因之”，其它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即使“最下与之争”，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在《货值列传》中说：“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显然也没有贬低的意思。当然管子与桑弘羊等兴利之臣是有很大区别。这样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其经济政策主张，融贯道家、儒家、法家等，自成一家之言，切实可行，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的色彩。对于自由竞争的结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认为国家对此不加干预。

　　总之，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非常丰富、极其深邃，其道以一贯之，“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既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又有扎实的实践基础，既有多方面的理论论证，又有整套的政策主张，既有宏观的富国之学，又有微观的治生之学，在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西方亚当斯密《国富论》诞生之前，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唯有亚当斯密能与其颉颃。它与同时的轻重论的国家干预主义双峰并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永远的丰碑。梁任公说“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试以中国经济改革说明之。

　　五、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与启示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统制经济日消，自由经济日涨，时至今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在国家的主导下逐渐放开，与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若合符契。现在，中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不能张口亚当·斯密闭嘴凯恩斯，言必称西方，否则，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乃至祸国殃民。要充分认识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符号价值，把西方思想与本土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创造，中体西用，推陈出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摆脱文化殖民造成的自卑、数典忘祖、崇洋乃至媚外，自成扎根于本土的一家之言，自信、自强、自立，充分发挥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功能价值，根据“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优先次序，在国家的政治主导下，厉行变法，逐步调整混合经济中的统制经济成分和自由经济成分，让已经成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以期实现富民富国强兵，光宗耀祖，振兴华夏，德被天下，威服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