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隐的著作及其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

　　陈豹隐(1886-1960),原名陈启修,字惺农,笔名勺水、罗江,四川中江人。为了彰显陈豹隐先生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2013 年 5 月 5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西南财经大学举办了《陈豹隐全集》出版发行及陈豹隐铜像揭幕仪式暨陈豹隐学术成就研讨会。全国各地以及西南财经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人员约 400 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陈豹隐先生的部分直系亲属也莅临会议。《陈豹隐全集》序言指出:“作为经济学家的陈豹隐,1914 年即以翻译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1924 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1929 年和 1930 年,他进一步翻译出版了《经济学大纲》(河上肇)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其后,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抗战期间,他积极关注战时经济问题,主编和合著了《经济恐慌下的日本》《抗战建国纲领浅说》《战时财政新论》等。”陈豹隐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更是需要现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给予认真研究的一位卓越的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

　　一、倾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在民国时期,陈豹隐先生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翻译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是最早的中文版本《资本论》。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929—1930 年,陈豹隐先生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入了最低潮的时期。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已惨遭军阀杀害。有很多的地下革命组织被破坏,有许多人背叛了革命。朱德、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地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异常艰险。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盛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以及各种各样的右倾投降主义。并且,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遥控和不切实际的硬性指导,也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损失,将中国许许多多的进步人士和经济学者拖向了思想迷惘和人生苦闷的万丈深渊。然而,面对这一切,“作为经济学家的陈豹隐,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是《资本论》的首个中文译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是在极端艰难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之后,“潘冬舟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北平东亚书局,1932 年 8 月,即《资本论》第一卷第 2、3 篇)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分册(北平东亚书局,1933 年 1 月,即《资本论》第一卷第 4 篇),与陈译本构成一个系列。”

　　虽然在今天看来,陈豹隐先生对于《资本论》的翻译并不是单独的一个系列的成果,但是,在革命低潮时期的 1930 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首个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具有带动以后的翻译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

　　在这之后,陈豹隐先生“1930 年重返北大,曾参与‘第三党’(农工党前身)筹建和冯玉祥泰山讲学。抗战期间,历任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 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在解放前的民国时期,不论是走到哪里,陈豹隐先生都是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所动,不因个人的工作变动而改变。

　　除了在课堂上,陈豹隐先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多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之中。举例来说,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石和创造,陈豹隐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思想直接写进了他的主要著作中。比如,关于劳动价值论,他是这样认为的:“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学说是把价值的大小多少的问题说明了,并且很有理由的,很正确地解决了,而在过去的各种学说中,却没有一种学说能够把这种问题完全解决,就是正统派的劳动价值论,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事实上只有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学说,才能够把各方面的问题解决,也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担负和完成这个使命,当然也就是只有马克思这种学说才是对的;所以只有这种学说才是唯一合乎科学的学说。”

　　关于剩余价值论,陈豹隐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研究了货币的资本化、关于劳动的价值及劳动力的价值的论争、资本的种类和本质、剩余价值的种类等基础问题。陈豹隐先生指出:“在马克思以前,未有人说过剩余价值,只有马克思才找出剩余价值。”

　　同马克思一样,他在著作中也明确认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有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可以产生价值,可以生产比劳动力的原价值更大的价值的缘故。所以剩余价值不是在流通之中产生的,也不是在流通之外产生的。这话从表面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是,因为若单买劳动力而不使它行生产的劳动,则不发生作用,若是不买劳动力,没有流通方式,则更无剩余价值之可言,然而买的时候却是流通作用,使它行生产的劳动的时候,却又是生产的作用,故说剩余价值的产生又在流通之内,又不在流通之内。简单说,就是在买劳动力之后,而使其活动时,就产生剩余价值,因为买来的活的商品,自己能有作用,所以能产生剩余价值。所以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说讲来,不必要买贱卖贵,不必要行欺诈骗,剩余价值就自然能从劳动力的买卖和使用中产生。”

　　二、 《经济现象的体系》对经济与经济学的认识

　　陈豹隐先生撰写的《经济现象的体系》于 1929 年 6 月由上海乐群书店出版发行。该书在首次出版发行两个月后即再版,可见其当年的影响和市场的欢迎程度。1932 年,陈豹隐先生的这部经济学著作又发行了第三版。据当年刊载在《乐群月刊》上的该书广告讲:“凡读过《经济学大纲》的对陈先生当然有认识了。本书是陈先生在北大主讲时的讲义,加以修订补充,体系明晰,行文流利,为初研究经济学者不可缺的良书。据著者说,在未读《经济学大纲》之前,当先读这部《经济现象的体系》,由此可知本书的价值了。”

　　在此,将不对陈豹隐先生的这部经济学著作给予全面的研究,而只就陈豹隐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关于经济与经济学的认识作以粗浅的分析。什么是经济呢?陈豹隐先生认为“:人类关于经济上的无价值的东西所行的种种活动的进程,叫做非经济的物质生活。人类关于经济上的有价值的东西所行的种种活动的进程,叫做经济生活。经济就是经济生活的缩短语。”

　　今天看来,陈豹隐先生这样解释“经济”一词,似乎没有说的很明白,但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妥。可是相比现在的通常说法“:经济指的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一样,是构建人类社会并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其具体含义随语言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大到一国的国民经济,小到一家的收入支出,有时候用来表示财政状态,有时候又会用去表示生产状态。”

　　陈豹隐先生的认识还是有独到之义的。对于这方面的认识,在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中,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不过,在这方面,陈豹隐先生对于经济生活准则的认识在今天仍具有启迪意义。他说:“人类的行动大半是有目的意识的,不比其他的动物纯受本能和冲动的支配,所以,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照着特定的准则在特定的轨道上进行着的。人类经济生活上主要的准则有两个:第一是最小劳费的准则。详细说,就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效果(或享受)’的准则。这是人类具有高度的目的意识那件事的当然的结果,也是大家在人类社会里面天天经验着实行着的事实。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谁也愿意走捷径,谁也不会花顶贵的价钱买顶坏的物品的。第二是欲望平等的准则,详细说,就是‘人类种种的欲望在一方面虽不能同时都使其满足,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也不会常常满足一种欲望,倒会在满足了一种欲望之后,更求满足别种欲望,结局,使种种欲望顺着强弱的顺序暂次给以满足,使它们之间得着一种平均’的准则。这里所说的欲望,自然是说经济生活上的欲望,如像吃饭,穿衣,住房子之类。这些经济的欲望虽然都是根据人类的天性而来的,但是,因为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所以谁也不能够把所有的欲望同时令其满足。人类在满足这些欲望时,都是从最强的欲望入手,满足了一种最强的之后,再挨次满足次强的,一直推下去。这种准则的根本原因,也在人类固有的生理和心理上面。”

　　什么是经济学呢?陈豹隐先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类与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关系的学问”。

　　在此认识的前提下,陈豹隐先生批驳了两种对于经济学的错误认识。第一种的批驳是,“说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生活的学问。”陈豹隐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经济生活是无数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分配行为及交换行为等等东西组织而成的,而这种种行为在实际上都含有(一)人类对财货的关系和(二)人类对人类的关系两种关系在内,只有其中的第二种关系,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题目)。”第二种的批驳是“,说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学问”。

　　陈豹隐先生认为“:这种说法也是错的。诚然,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和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关系的学问的缘故,如果懂得了这种关系之后,也可以利用它去发财致富,但是,决不能够因此就说经济学是致富的学问。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只是说明人类和人类在经济生活上的关系,一旦明白了这种关系之后,也可以拿它做全人类或全国民的利用厚生之具,也可以拿它去决定政治上及社会上的实际斗争的方向,也可以拿它去做一个人的发财致富的指针,也可以拿去供那种压迫私人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之用,它的用处是很宽的,决不能够限于其中的一种。”

　　现在看来,陈豹隐先生关于经济学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显然,陈豹隐先生批驳的两种关于经济学的定义都是不准确的或是说很片面的,但是,实际上,直到现在,即直到 21 世纪之初,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中,也还存在类似的认识。因而,在这方面,陈豹隐先生对于经济学的认识不仅是超前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当今的中国经济学人认真地学习,同时也值得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给予专题性的学术讨论和研究。

　　三、 《经济学原理十讲 (上册)》 对公经营的分析

　　1931 年 9 月,北平好望书店出版了陈豹隐先生的专著《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这部著作在陈豹隐先生一生的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据当年刊登出的广告称:“目前中国,一般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课本,都是写了一些空洞抽象的零碎知识,没有实际而系统的叙述。这部书是陈先生继《经济现象的体系》之后而作的,可以说是他的补充篇。不过,《经济现象的体系》一书,目的在供给一般经济学上的初步知识;本书的目的,则在供给专攻经济学者的参考资料,内容重剖析于观察,其周密与正确,均臻上乘,允为大学教科与参考之善本。”

　　此外,当年也有书评称:“本书系陈氏在学校所授的讲义,所说的道理都是深入浅出,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先有后,何者为根本何者为枝叶———本书的最大好处还有:就是在每讲之末,把中国经济问题加入讨论”。关于陈豹隐先生的这本著作的研究,恐怕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陈豹隐先生的这部著作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是先生关于“公经营”概念的阐述。

　　那么什么是公经营呢?在《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中,陈豹隐先生特别明确指出:“这是也不以利润为目的,也不以仅能维持其经营的存在的实费收入为目的的经营,如像公营道路,救贫事业,警察事业等等,就是明例。这种公经营,在法律上又叫做公营造物。”

　　而对于公经营,陈豹隐先生又从中区分出公营业和公企业。他认为公营业“是不以利润为目的,只以实费收入为目的,用手数料或使用料的形式,取得一种收入的经营,如像邮电事业,国家发行银行事业,公营教育事业,国营铁路业,国营水利事业等等,就是明例。公营业在法律上又叫做公经济或公益事业。”

　　而对于公企业,陈豹隐先生认为:“这是纯然以利润为目的的经营,如像公营电气煤气事业,矿业,国营铁工业,国营陶瓷工业,国营船业,国营农场山林,国营烟草工业等等,就是明例。”对于这一问题,陈豹隐先生还给予明确地说:“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别,固然原是一种经营目的上的区别,所以它们的内容是随着经济目的而有变动的,如像国有铁路事业,往往在初开办时只是一种公营业,到后来经济发达时却会变成公企业之类,就是明例。”

　　从今天经济学的研究进展来看,陈豹隐先生当年对于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分,还是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当年中国经济学起步研究时的状况,还有就是至今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不懂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别,更进一步将公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混淆,所以说,当年陈豹隐先生对于公经营,公营业和公企业的区别和研究已经是相当的难能可贵了。

　　从今天的研究角度来认识,在关于公营业和公企业方面,陈豹隐先生的著述中对于这一领域的经济特征的概括是值得借鉴的。他的阐述是:“公营业和公企业,如果和普通的营业并普通的企业比较起来,就可以有下面八个特色:(一)营业或企业单位范围,大抵经了法律上的确定和保障,所以大抵都带有强度的独占性质,不容别人竞争;(二)新创设时的费用及维持的费用,大抵是从租税或公债的方面来的,换句话说,是归多数人民的强制负担的,所以它的事业基础特别巩固,少受市况变动的影响;(三)经营的方法大抵都受着特种规程的保护;(四)在金融方面,大抵都受着公的金融机关的特别融通;(五)在负担方面,比起普通的营业或企业,大抵都免除着租税的负担;(六)在补助费的领受上,贩卖关系上及定货关系上都大抵享受着一种特别的优先权;(七)在管理制度上,大抵都有偏向法律的管理,即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式的管理,换句话说,就是大抵不按照经济学上的原则;(八)在从业员的待遇上,往往因受法律规定所限的缘故,发生不公平的倾向。”

　　就这八个方面的概括来讲,陈豹隐先生当年特别强调了公营业和公企业在市场中的特殊性。

　　四、 《经济学讲话》 的导言研究

　　1933 年 11 月,陈豹隐先生在北平好望书店出版了《经济学讲话》一书。随后,1934 年 8 月这部著作再版发行。到了1937 年 11 月,《经济学讲话》已经是出版发行第三版了,又名《订正经济学讲话》。对于这部著作,当年的《关声》杂志“书报介绍”栏目发表文章称:“本书篇幅虽多(共一千零五页,约五十余万言),惟文体浅近,凡经济学上的难题,如价值论,货币论等都很平易地解释出来;且内容丰富,包罗经济学上各重要的问题,无论哪一派的经济学说也都一一加以叙述并加以正确的批评———中间第一第二篇的分量比其他各篇多些,因为著者认为这两篇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第一篇绪论需要特别精读,才能抓住经济学的正确概念。”

　　而陈豹隐先生自己认为,《经济学讲话》一书,“长江后浪推前浪,学海新波盖旧波!此书已过时,只有第一篇第三章和第四章尚可略供参考。请阅者原谅!”

　　现在看来,著者这样讲也并非都是谦词,书中有些讲话确实基本上也就是阐述当年经济学界的各种流派说法,虽不是属于人云亦云,但也很难辩明某个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如价值论时至今日也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区区小文不是对陈豹隐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够作出全面的研究和评价的。这部著作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从初步的研究来讲,这部著作的导言写的很有特色,值得重温和思考。所以,在本文中,拟仅就它的导言作些探讨。

　　《经济学讲话》的导言一共讲到了四个问题。下面,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分析。

　　1. 讲习目标问题。陈豹隐先生说,讲习经济学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是主要目标。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自然不消说,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及其发展的法则。”

　　陈豹隐先生的这种认识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相一致的,表明了陈豹隐先生的研究立场。陈豹隐先生认为讲习经济学的第二个目标是次要的,他认为:“次要的目标是要站在一定的立场,批评现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种种变动及其过程上的斗争,换句话说,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现今的经济现象及社会运动。”

　　由此看来,前后的逻辑是一致的,陈豹隐先生讲的讲习经济学的次要目标是要服从主要目标的。对于第三个讲习目标,陈豹隐先生认为是附带的,他说:“附带的目标是要说明某种非资本经济的构造,即封建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和发展法则的要点。”

　　就此而言,按这三个目标的讲习,毫无疑问,陈豹隐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

　　2. 讲习顺序问题。陈豹隐先生说:“我对于这个问题,抱着如下的见解:我以为马克思所著之《资本论》的叙述顺序,大体上看来虽是很妥当的,不过,为讲义上的便利计,在小的地方自然不妨加以变动。所以我们现在的讲话也要随我们的中国人目前状况的需要,把《资本论》那种顺序,略加变动,但大体是从价值论讲起,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消灭为止。”

　　这表明,陈豹隐先生的这部《经济学讲话》的讲习顺序基本上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相一致的,只是在个别的小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

　　3. 讲习方法问题。《经济学讲话》五十多万字,应当怎样学习呢?陈豹隐先生认为:“在讲习方法上,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用说,讲者固然没有深的学问,习者也未必都有充分准备,而理论(如像价值论和地租论)又当然是很深奥的,非一时所能了解,所以要按顺序做详尽的说明,在经验上是很难有好结果的。因此,所以我想最完善的办法,就是我以提纲挈领和批判的方法,把上述顺序中的最要之点口授诸君,诸君则务于整理笔记之外,努力参阅他书,以期深造,这样才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仅就这里讲到的学习方法而言,陈豹隐先生讲的讲习方法在当时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

　　4. 参考书问题。陈豹隐先生为读者阅读他的这部经济学著作,列了 4 本必要的参考书,分别是:拉比托斯等著《政治经济学教程》、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施复亮译的《资本论大纲》、陈豹隐先生自己的《经济学原理十讲》。陈豹隐先生认为:“以上四种参考书,诸君能于讲义之外完全读之,在一学年间的成绩,就算不错了;自然谈不到获得什么高深的学理,不过总算打了一点根基。在今日,就我个人的意见说,姑且不要乱翻乱读,因为书市中实在很多观点错误之书,那些书,等待有了根基的知识后,再去研读,因为到那时,自然就不致被引入歧途了。”

　　除此之外,陈豹隐先生还列了3 本次要的参考书,分别是:高桥龟吉著《实用经济学》、中译本教材《基德经济学》、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由此可以看出,陈豹隐先生对于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

　　五、陈豹隐经济思想的总体特征

　　在民国时期,陈豹隐先生是卓越的作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者。同时,他还有专著《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并提出了“八权宪法论”,他还先后创作了戏剧集《齐东恨》《恋爱舞台》和小说集《酱色的心》,翻译出版了《新的历史戏曲集》《白鼻福尔摩斯》《日本新写实派代表杰作集》《高尔基的回忆琐记》及大量单篇小说、诗歌和文论。但说到底,才华横溢的陈豹隐先生一生的主要成就还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上。

　　通过以上对陈豹隐先生的著作进行的初步研究和对于陈豹隐先生其他经济学著作的了解,可以说,在民国时期,陈豹隐先生的经济思想具有两大特点。

　　1. 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者,又介绍和讲授了当时的其他经济学派的学说。他的《经济学讲话》,基本上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特别是讲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还讲到了马克思的平均利润论。但是,同时他还介绍了其他方面的经济学学说,这不仅在他的著作中是体现的,而且还体现在他对教学参考书的选择上。

　　2. 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又特别关注现实重大问题研究。陈豹隐先生的基本著作都是研究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从他的《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中都可以确认这一点。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关心重大现实问题的学者。比如:抗战期间,他积极关注战时经济问题,主编和合著了《经济恐慌下的日本》《抗战建国纲领浅说》《战时财政新论》等一系列的著作。

　　具备三个品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胸怀,第三是分享。首先,他指出企业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应由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学习很重要,学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应具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张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说明古今中外的成功领导者都十分善于学习。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中心,面对激烈的竞争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在学习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在学习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不断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拥有开放的思想。同时,与时俱进还要求企业家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跟进技术的进步,发现新生代员工身上的合理性,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张健君副教授认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他以朱元璋与李世民的对比为例,阐释了胸怀与事业成功的关系。胸怀是容忍事物多样性的能力,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所有人,这样才能实现岗位与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张健君副教授补充认为,分享也是一个领导者成功的必要品质,懂得分享的企业家才能将事业做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员则以岳飞和南皮的一家企业尹家云亮香油坊为例,分析了厚道与厚黑的企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岳飞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皇上的昏庸与奸臣当道,而是其自身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做人应当适当地“示弱,装穷,犯傻,露怯”,才能在与他人和领导打交道的过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让利而得到了市场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为例,结合戈尔巴乔夫的宵禁政策逼高酗酒闹事数量的失败经历,指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没有绝对的成功之道,当“厚道”盛行时,“厚黑”的企业能够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市场风气崇尚“厚黑”时,“厚道”的企业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山东寿光日报社总编辑桑爱梅女士则从媒体的角度与会场听众分享了寿光能够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并展示了城乡一体的“寿光模式”能够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和思考。寿光走的“农民致富”道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寿光整体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已经成为全国报纸发行量最高的县域。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的特点首先是寿光将传统的零散市场集合为一个集中的蔬菜批发市场,全国的蔬菜集合到寿光再分流到全国各地,是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绿色通道的起源地。同时寿光还重视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和种业的发展,每年在寿光举办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是中国农业界的硅谷,为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提供前沿的农业技术。最后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的县域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津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教授向大会致闭幕词并做总结发言。

　　钱津研究员对整个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高度评价了各位主讲人的观点。张辉副教授长则对各位莅临的嘉宾和支持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同行与前辈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并指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窗口期时,北京大学举办此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关注,强化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