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创新经济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本文试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对李鸿章及其洋务经济活动进行简单的剖析，以期对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做一些探索。

　　一、李鸿章创新经济思想的进步性

　　1.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业体系的建立

　　洋务运动源于对“自强”的要求，兴起于军事工业。李鸿章比别人更进一步的是，他还意识到面对列强“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于是在购买外国先进设备的同时，大力提倡自己仿制，力图把“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使中国的近代企业一开始就走上了摆脱洋人技术控制的道路，这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2.李鸿章意识到了政府对促进现代化发展的作用，并做出了努力

　　因为，李鸿章与同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有一点理念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政府支持办企业的诉求，日本的明治维新证明这一点是成功的。在中国之所以没有起到和日本同样的效果，也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的人，而代大臣斵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可见失败的原因是李鸿章的这一思想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官僚主义和腐败的严重影响，才导致官督商办最终归于失败。另外，顽固派和洋商两大强敌，也是导致“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走向失败的重要外因。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官督商办实践的失败而否认李鸿章在发挥政府作用，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方面所拥有的卓越见识和所做出的努力。

　　3.李鸿章意识到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意识到外国资本也有可利用的一面

　　李鸿章认为中外通商之弊“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知道中国在融入的过程中如此多灾多难是因为自身太弱小。这与盲目排外和妄自尊大的顽固派相比无疑是有巨大进步的，在那个时代有这样见解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然中国也不用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如此曲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多开口岸并不以为然，这固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本质的因素，但其“利害参半”的说法也不全无道理。通商口岸的开辟客观上还是对促进当地的现代化有一定意义的。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最初的现代化因素是自西方资本主义输入的，通商口岸城市便成了展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风貌的窗口，是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化家园的样本。”我们不能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就抹杀通商口岸对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作用。

　　4.李鸿章的思想中有抵制洋商经济侵略的思想

　　虽然他一再宣称他只敢“略分洋商之利”，我认为这并非是李鸿章主观上的愿望，更多的则是李鸿章的无奈。一个羸弱的国家在“论势不论理”的时代又能为李鸿章提供什么呢？唯屈辱而已。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和外国侵略者“争利”无疑是困难的。李鸿章创办近代企业，也引进了竞争观念，具有“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的目的，这是不容忽视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李鸿章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抵制了洋商的经济侵略，能收回一分利益则收回一分利益。

　　二、李鸿章创新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1.李鸿章的经济思想包含较强的封建性

　　要说李鸿章没有意识到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对清王朝的冲击那是不可能的，否则他为什么要限制民间资本发展近代工业。他只是在刻意回避这种冲击，力图通过“官督商办”等方式把冲击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同时还能给清政府带来一线生机，以期实现大清王朝的复兴。

　　2.李鸿章的经济思想有太强的妥协性

　　李鸿章仅仅敢“略分洋商之利”，而且还随时准备妥协，与之共同压榨中国商人，这是一个“天朝大国”面对“蛮夷”应有的态度吗？恐怕每个国人心中都有答案。但李鸿章却无力或者说没有努力去改变这一点，这也是李鸿章最悲哀的局限。其为国人所诟病，皆源于此。

　　3.李鸿章的经济思想中没有“民富”只有“官富”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洋务派的首脑李鸿章的所谓‘富’，着眼于包括洋务派官僚在内的清朝统治阶级的‘富’”。他强调的只是洋务派官僚以及洋务企业的利益。而面对洋人的强大竞争力，李鸿章是无可奈何的只能通过诸如“齐价合同”这样的方式，与洋人进行妥协。这不仅导致了洋务运动惠不及民，利不富国，还造成了洋务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不能齐心协力共同发展。“洋务派创办洋务企业缺乏通盘规划。何处应修铁路、何处办厂、何处造船、何处炼钢都缺乏规划。而且企业技术落后，不重效益，甚至权操外国，以致工业化成效甚微”。应该说这是洋务运动走向失败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

　　作为“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经济思想的进步性是不容抹杀的，我们应当摆脱“卖国贼”的主观定位，更客观地对其经济思想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