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连坐法在国军作战中的效用分析

　　第二章：军事连坐法在国军作战中的效用分析

　　第一节：国民革命时期

　　一、处置孙良，军事连坐法初试牛刀

　　《革命军连坐法》颁布之前，蒋就多次在演讲和训话中为其造势，该法的效用究竟如何，非但蒋本人急于证明，黄埔师生亦十分好奇，拭目以待。广州国民政府为清除东江、潮梅一带的陈炯明势力，于1925年2月发动第一次东征，在淡水之役中，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临阵率部退却，触犯了《革命军连坐法》。16日下午，蒋介石在长山仔训话，痛斥孙为“革命军的败类”，并宣布其死罪气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和几位营长都为孙良求情。然而蒋介石毫不心慈手软。他认为，革命军连坐法头一次不执行，就等于一纸空文了，故非办不可、处死孙良，是《革命军连坐法》见诸记载的第一次施行，给黄埔众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峙认为这是“促成日后官兵勇敢作战的重要事件”气顾祝同回忆道：

　　“这样的严明赏罚，使校军全军凛然服从，树立了革命军良好的战斗纪律”％李默庵回忆道：“这件事，对部队影响很大，弓丨起了很大的震动。部队中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打起仗来真的不敢轻易后退了”％还有资料指出孙良乃蒋介石的远房亲戚，而蒋介石为坚持连坐法大义灭亲，此说确否虽无从查考，但军事连坐法在孙良案中起到的震慑力是毋庸置疑的。此法既行，“全军肃然，此后无敢退者。棉湖之战，教导第一团几覆，卒无一人后却” 。淡水之役虽然出了一个临阵脱逃的孙良，但黄埔学生军整体上的士气相当高昂，作战相当英勇。《革命军连坐法》的严格施行，对进一步巩固士气发挥了显着效用。此后在讨伐林虎、棉湖之战、驱逐杨刘、二次东征诸役中，黄埔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

　　二、军纪严明，北伐征战所向披靡

　　广州国民政府为消灭北洋军阀势力，使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于1926年7月发动北伐战争。参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由中国共产党担任主要政治工作，并吸收了冯玉祥、李宗仁、朱培德、李济深等地方势力共同参与，用了两年时间，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股势力，形式上大体统一了中国。

　　北伐军队誓师之际，蒋在《北伐告将士书》中强调：“若夫严申军纪，则有革命军特定之连坐法”，应“朝夕讽诵，勿视为具文”。北伐总司令部下设军法处，以戴立夫为处长，以加强包括革命军连坐法在内的军法落实情况。事实证明，这支北伐军队也确是军纪严明、作战英勇的。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拥兵30万的吴佩孕势力瓦解；11月底定南昌，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精锐尽失。一些战线上北军溃退之速，仿佛行军比赛，北伐军追之尤感不及。开战仅半年，北伐军队就拿下了南京、上海，进展之速，锋镝之锐，令各派势力侧目。

　　北伐军所向披靡，离不幵国共两党精诚合作、一般国民党员对主义的信仰、孙中山的人格感召、军校学生的报国热诚、苏联的援助等等。革命军连坐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整场战争来看，连坐法对军心士气的提高和巩固作用是辅助性的，而非根本性的。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军事连坐法的实行起到了极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他指出北伐之所以“能得大胜利，差不多就靠这一个连坐法”，连坐法是“操胜的左券”，维系军心“最重要的纪律”就是革命军连坐法。军事连坐法在国民党军队中一直存在，并非东征北伐时期所特有，而且该时期执行军事连坐法的案例是比较少的，军纪严明士气高昂的时候有连坐法，军纪废弛人心涣散的时候也有连坐法，可见连坐法并不是解释北伐军队成功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对连坐法效用的夸大认识，阻碍了他后来对战争中军纪士气与军事连坐法之关系的正确理解。

　　三、“法外开恩”，归责歧义难释

　　北伐战争期间，军事连坐法的“不施行”也首开先例。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攻打南昌时，孙元良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战斗期间孙元良弃守奉新。10月3日，蒋介石赶到前线对第一师训话，痛斥“孙元良退却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一定要按连坐法枪毙”a，孙元良被军法人员带走后，第一师还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都感到蒋介石“大义凛然，执法如山”，真是挥泪斩马谡的重演气当时，北伐军指挥部对于是否按照连坐法惩治弃守奉新的孙元良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是因为存在归责歧义。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领应被赋予必要的自主决断权，而非一味奉命猛攻或死守。一旦将领自主采取撤退、迂回、突围、避战等举措，都可能违背了上级“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的命令，上级有时难以判断部下的“有所不受”是积极作战还是消极畏战。如果深入考察弃守奉新的责任问题，远不是“孙元良临阵脱逃”能够说得通的，副军长王柏龄和代师长王俊亦对此事负有责任，有指挥协调的问题，也有个人原因，其中的责任归属很难做出一个公允的评判。

　　令孙元良的黄埔同学没有想到的是，他被逮捕后又被秘密释放，不但保住了性命，还被秘密送往円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学习，归国后很快又提升为第二师第七团团长，这是有记载的军事连坐法“法外幵恩”的第一例。孙元良为黄埔一期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免于一死是因为“天子门生”的身份，考察蒋氏在奉新弃守后的言行，他要杀孙元良的决心是有的。但蒋后来可能发觉其中另有隐情，作为替罪羔羊的孙，杀之既有失公允，又浪费人才，不杀则自食其言，故指示或至少是默许有关人员枪下留人，将孙放走。

　　军事连坐法与一般军法相比，条文极简洁，量刑极严酷，从表面上看震慑力比一般军法强得多，执行效率也高得多，但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则比一般军法呆板。冷冰冰的连坐条文只问结果（退却），不问动机（因何退却），机械地执行法条规定将产生大量错杀、误杀，显然不利于作战。而靠人为认定什么人“情有可原”，什么人“罪无可绾”，选择性地执行连坐法，法的严肃性又荡然无存，既然这一次可以不执行，下一次也未必非执行不可。无论如何，硬伤尚存的军事连坐法因蒋介石的食言、孙元良毫发无损，严肃性大打折扣，以后类似的“法外开恩”还将不断上演。

　　第二节：国共十年内战时期

　　北伐战争底定南京之后，国民党军队士气锐减，部分将领“恃功骄纵，大肆赌博，军纪大不如前”、1928年2月，蒋介石在徐州对第一军、第九军训话，指出了军队变质的几个表现：首先，精神逐渐空虚，追求物质享乐，忘记了奋斗目标；其次，滋生了争权夺利的错误思想和自保心理，不愿牺牲；再次，部队等级分化严重，军官特权越来越多，下层士兵生活每况愈下，官兵不再同甘共苦。蒋告诫将领们一定不要忘了保护人民，爱惜士兵，恢复连坐法，齐心协力完成北伐。否则“本党的运命，必蹈洪杨的覆辙，一到南京就倒台”、很快，这支军队就不得不应对来自中国工农红军的挑战。

　　一、“围剿”失利，连坐法得到重申。

　　1930年7月，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口号，矛头直指中共各根据地及其武装。当年10月，国民政府组织抽调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余人兵力，发动对中共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此次围剿的重点是中央苏区，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指挥第九路军为主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从东侧助攻，蒋光鼐第十九路军由粤入赣，总兵力十余万。张辉瓒师9000余人孤军冒进，很快就在龙岗遭到全歼，谭道源师闻讯，匆忙东撤，向朱绍良部靠拢，又在东韶被歼半数，损失3000余人。朱绍良部毛炳文师闻讯，不愿再进，径自撤兵，军心己散。蒋介石此时还向朱绍良和蒋光鼐拍电报，要求“乘匪共得意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气虽然11个师又2个旅的“围剿”大军只损失了十分之一，主力犹在，然而各路指挥官都无心再战，此役只得偃旗息鼓。

　　“九一八”事变后，“攘外”有了明显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东北沦陷在先，淞沪停战在后，面对国人的强烈指责，蒋介石一方面重申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一方面加紧进行其“安内”部署。1931年2月至1933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接连发动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前后调集军队65个师又10个旅，共100多万人，结果非但没有将苏区消灭，反而损兵折将，一败再败。四次“围剿”中，临阵退缩、不战而逃的事情屡屡发生。虽然也有少数执行连坐法的例子，但惩处的都是下级军官，临阵退缩的高级将领未有一人受到严惩。

　　面对这支纪律松散，士气低迷的军队，如何才能恢复其往日的精神？在发动新一轮的“围剿”之前，蒋介石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1933年4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科学馆对参与“围剿”各军事长官和参谋人员做了题为《剿匪基本工作之研究》的演讲。他指出：参与第四次“围剿”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阵亡，其部下竟然逃回来了，如何处置逃回的官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旁的，最要紧的就是实行赏罚令，尤其重申实施连坐法”气6月25日，军事委员会在庐山创设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在训示中多次强调要重申和落实军事连坐法，他警告道：“若再有军长师长不顾大局，一定照连坐法枪毙”。事实上，军事连坐法在孙元良一案后，就几乎没有执行过，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屡次发出连坐法已经废弛的感慨，“剿匪”战事的不顺使蒋再一次关注这个问题。

　　他多次提到连坐法“不能遵守”、“现在便渐渐的忘了”，必须“恢复”④’从这些字眼就可以看出连坐法处于“经常性失效”的状态。正如李默庵指出的，连坐法虽然>一直存在，但并非每次战斗都无一例外地实行。“常常是在某一次战斗的关键时刻，重申此连坐法”，可见也仅仅是“重申”，至于落实情况如何、是否有效，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物是人非”，往日效用难觅

　　反复强调之下的军事连坐法，倒也对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将领起到了一定f慑作用。据王耀武回忆，在阻截红十军团的谭家桥战役中，红军攻势凶猛，王之补充第一旅有被击溃之势。他想，这次冲锋要是抵挡不住，自己不是被红军杀死，就是被蒋介石以军法枪毙，只有击败红军才能保全生命。他亲自到第一线督战，最终挡住了红军的四次冲锋。然而，这种威慑力并非总是有效，在通江、南江战斗中，第二十九军被红四方面军击溃，王铭章召集团以上军官商讨组织后卫部队掩护，可是大家都不愿当后卫，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王竟向部属下跪求情，各团仍是自行逃跑了事，更别说执行军法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连坐法存在又一个硬伤，过于严厉的制裁，可能迫使责任人逃亡甚至投向敌营，以逃脱制裁。“团长同全团退，则杀团长”，若团长率部投了红军，又去哪里捉他来杀呢？

　　当年那支东征北伐、以少胜多、所向披靡的国民革命军连强大的北洋军阀都能打败，如今却奈何不了这区区“共匪”，这是一个令国民党高层头疼不已的难题。中共领导的武装及其斗争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对手是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自身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国民党军队从北伐战争开始到中原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大量“收买对方将领而张目”、“接受军阀部队之归顺”，构成了一支“牵扯凑合”的大杂絵部队这与当年用主义和信仰武装起来的新锐之师自然相去千里，难以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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