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中不同军事装备与人类理性的关系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深刻阐述过各种不同的军事装备同人类理性之间的关系。根据人类理性的不同参与程度，他把武器装备划分为刺杀性与射击性两大类。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刺杀性武器装备充分体现了人的非理性自然本能，“在人类的智力所发明的所有武器中，那些使战斗者相距最近的、最近似粗野的搏斗的武器，是最适合发泄本能、最自然的武器。匕首与战斧比长矛、标枪和投石器更属于这一类武器”。与此相反，射击性武器装备则更多地渗透了人类理性的成份，因为那些“用来从远处打击敌人的武器更多的是智力的工具，它们使得感情的力量和本来的斗争本能几乎不起作用，而且这些武器的有效距离越大，情况就越是这样。

　　在使用投石器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到投石时的某种仇恨感，而在用线膛枪射击时，仇恨感就少一些，在用火炮射击时，就更少了”。

　　克劳塞维茨的这种分类是以当时冷兵器与火器为基础展开的，具体内容无疑相当陈旧了，然而，他的分类思想一般地涉及军事装备的三种不同价值取向，即上述所谓“智力”“感情”和“本能”，在这里，完全可以把它加以延伸和拓展。克劳塞维茨的刺杀性武器装备是建立在军事装备主体情感与意志等非理性状态上的，他的射击性武器装备则是建立在军事装备主体认知这样一种理性状态上的，因此不妨进一步把以非理性评价和选择为基础的军事装备称为非理性装备，以理性评价和选择作为基础的军事装备称为理性装备。

　　这样一来，克劳塞维茨的分类就把现代所有军事装备囊括在其中了。

　　首先，非理性装备是人类军事装备大观园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大类别，建立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基础上。地中海沿岸开放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古希腊、腓尼基、迦太基，以及西班牙和英国等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源远流长的海权主义军事装备传统。早在着名的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远征军战船数量就多达1200余艘。马其顿山林中盛产一种山茱萸，木质坚硬，可制作长达6米的长矛，威力巨大。亚述军队之所以所向无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率先使用了铁制军事装备，当地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草原地区游牧业发达，从而波斯和匈奴骑兵可以横扫千军。这些独具特色的军事装备都是在地理环境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

　　在印度阅兵式中能看到大象方阵。据说早在古印度波罗斯国王抵抗亚历山大入侵时，就使用过200头巨象。人们还能看到骆驼兵、手持长矛的骑兵和穿着鲜艳复古式服装的步兵。这是印度军队难以割舍的光荣历史的再现。还有十几个士兵在一辆摩托车上叠罗汉，仿佛杂技团表演一般，据说这是从印度教苦行修道的动作中演化出来的一种特技，和瑜伽一样属于印度国粹。在印度人看来这是一种文化，士兵只有具备这样一种才能，才能够被认为是勇敢的。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军队基本制度是民族联队制，陆军从英国殖民时期就是按照民族建立联队的。

　　印度军队联队，如锡克族联队、廓尔喀联队、旁遮普联队等，相当于中国的师或旅。这些不同联队拥有别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如骆驼兵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贾斯坦邦，骑兵来自斋普尔，是印度唯一保存下来的骑兵团，虽然没有打过什么仗，却培养了许多着名马球运动员。当然，印度的阅兵中也展示过一些现代化装备，其中一款车载中低空三坐标预警雷达完全是印度设计生产的，其探测距离、探测精度都不亚于美国产品。还有1972年立项的阿琼主战坦克，迄今研制了40多年，虽然问题很多，但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型号。这些都是情感和意志主宰军事装备价值的具体体现。不过大部分印度装备，包括苏－30战斗机、T－90坦克等都是从前苏联(俄罗斯)买来的。这一点应当说是对于时代精神的一种适应，但即使印度一些国产武器装备，比如“烈火－3”型导弹、布拉姆斯巡航导弹等，也都有明显的俄罗斯血统，外形笨拙与厚重，反映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之间某种复杂的关系。

　　其次，理性装备也是人类军事装备大观园中具有民族特色的一大类别，建立在人类理性与科学技术基础上，是对特定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的超越。古希腊是人类理性的发祥地。早在希腊化时期，萌芽中的自然科学便开始应用于军事装备领域，极大提高了军事装备的理性含量。阿基米德曾运用杠杆、滑轮和螺旋等机械原理发明过一种能够吊起敌舰的巨型回旋吊车。当时还出现各种各样的弩炮，例如，具有瞄准装置、可以准确投掷小型石子与标枪的帕林吞弩炮;攻城时投掷大型石块的奥纳格尔和巴里斯塔，能把重达70千克的石块投射300～500米。公元前305年，德米特里乌斯攻打罗德斯城时，曾组织科学家和工程师建造过一座高达50米的9层巨型攻城塔。塔底安装有轮轴，能随时移动。塔上安装有弩炮，可居高临下打击城墙上的守城官兵。据说这个攻城塔连同其上的弩炮等设施需要3400人来操作，仅仅用于转向的绞盘就需要200人同时推动。近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军事装备首推火器。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军队摧枯拉朽，称霸欧洲，火炮立下了汗马功劳。拿破仑是启蒙运动的产儿，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甚至精通数学，还证明过一个“拿破仑定理”。据说他颁发过一项指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拿破仑远征军除2000门火炮外，还有175名各行各业学者和成百箱各类书籍与研究设备。

　　一般说来，理性装备是经历过古希腊文化洗礼的西方理性民族智慧和劳动的产物，要求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性超越作为前提和基础。过分拘泥于现实世界、思维定势、行为模式与人生经验，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科学和理性装备。［4］近代西方各国广泛网罗人才积极致力于改进火器时，东方大清帝国还在睡梦中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直到鸦片战争，国门被海上飘来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都没有完全醒悟。现代的飞机、火箭、卫星和导弹等逐渐把军事装备推向一个纯粹理性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之后，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军事装备完全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上，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其理性化程度登峰造极。倘若没有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及其关于质能关系的科学推理，原子弹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形形色色呼风唤雨的新概念武器也只有在科学理性视域中才能够告别神话，走向现实。

　　再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现代军事装备正在从非理性装备全面走向理性装备，在这一过程中，军事装备的民族特色也悄悄改变着其表现形式。具体说来:其一，军事装备的民族特色已从本质走向现象、从内容转向形式。伴随着古老的象兵、骆驼兵和骑兵等传统兵种的全面消失，传统冷兵器也在相应从曾经的军事装备演变为现代社会中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18般兵器现在只能在博物馆或图书画册中看到。直接起源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军事装备，目前已经或者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有悠久陆权主义军事装备传统的中国也在积极发展海军装备，全面地走向海洋。现代所谓民族特色更多的表现在军事装备的外形、轮廓、色彩、标识和命名等这样一些纯粹形式方面;其二，军事装备的民族特色正在从客体走向主体、从军事转向社会。现代军事装备的理性化发展在逐渐模糊和淡化军事装备客体民族特色的过程中，日益凸现军事装备主体的民族特色。东方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得不积极追随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的同时，普遍地扞卫其传统文化，宣扬“中体西用”“印体西用”和“伊体西用”等。然而问题是“体用”并不是可以随意拆分的积木。功利主义地移植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却普遍缺乏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健康成长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土壤，这是东方社会尤其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晚清的洋务运动曾经受了一次沉痛的教训，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国人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泛滥着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它同世界上正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一道，严重侵蚀和削弱着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仅有的一点科学精神。现代科技虽然根源于古希腊人的价值追求与思维方式，却是以全人类普遍具有的纯粹理性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不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它并非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攻击的那样仅仅是属于欧洲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现代化是一个以科技为核心的理性化过程。抛弃人类理性，单纯追求作为工具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这种丧失理性的科学技术与军事装备最终必然为非理性所埋葬。

　　最后，无论理性装备，还是非理性装备，都不同程度渗透和凝聚着某种特定的时代精神，这是军事装备所以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内在根据。这里所谓的时代精神，是指特定时代生活在同一世界上的全人类的集体意志。它是这一时代所特有的一种集体意识，同时体现在这一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精神世界之中与社会心理之中。时代精神也是开创这一时代的军事装备所固有的内在灵魂与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拿破仑和他的火炮也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现代世界，可以全面体现科技时代内在精神的典型军事装备首推飞机。

　　无论海权主义军事装备传统，还是陆权主义军事装备传统，都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同一片蓝天下;无论进攻性军事装备传统，还是防御性军事装备传统，都必须在空中解决问题。

　　在这里，民族特色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时代精神。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一般说来，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都是渗透和凝聚在军事装备中的人的精神因素，它们是两个高度抽象化了的思辨范畴。民族特色从时间维度纵向反映一个特定民族源远流长的某种凝固化了的价值规范，时代精神则从空间维度横向体现全人类正在急剧涌动着的某种鲜活的精神追求。民族特色是某一民族历史上始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时代精神则是某一时代全人类的集体意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当民族之间的交往还不是很全面和频繁时，时代精神大体可以等同于世界上形形色色民族特色的线性叠加;随着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持续深入，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日益全面和频繁，时代精神大于世界上各种民族特色线性叠加总和的本质已暴露无遗，从而对于各种所谓民族特色的制约和影响，甚至解构与重构的职能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物竞天择，民族特色是物，时代精神是天。因此，一个民族能否自觉、积极、主动地感受和体悟时代精神，也就成为这一民族能否健康地走向未来的关键所在。现代军事装备只有不断适应时代精神发展演变，才能在未来高科技的激烈对抗中巍然屹立，笑傲江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民族特色等同于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3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1076．
　　［2］陈北宁．军事装备价值评价和选择中的理性与非理性［J］．军械工程学院学报，2012，(4)．
　　［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67．
　　［4］贾玉树．军事技术哲学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