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利、出路及特点

　　“九·一八”事变①后，由于蒋介石命令，致使东北军执行“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②的政策，仅寄希望于国联来遏制日军的侵略。结果导致日军的侵略行为在东北地区并未受到政府有组织的抵抗，仅仅 3 个月后，东北即全境沦陷。

　　一、东北义勇军的建立与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在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9 月 12 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号召全体公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9 月 27 日，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在抗日爱国思想支配下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③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其紧急任务就是立即开展抗日宣传以及在“不抵抗”的时期，掀起一场“为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而战”的抵抗运动。东北全民族的自发抵抗随之拉开序幕，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深刻意识到民族危在旦夕的东北民众与东北官兵，纷纷组织起“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等（统称为抗日义勇军），奋起自卫[1].高举起抗日义旗。其燎原之火使得工人、农民、商人和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富商乃至地主、胡匪都参加到自发抗日斗争中。不仅有汉族人民，而且还有各个少数民族兄弟。

　　据不完全统计，至 1932 年初，聚集的抵抗人数约 50 余万人，如果包含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战争的可达百余万人。抗日义勇军人员的组成成分：“爱国农民约占 50%;曾当过胡匪的约占 2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 25%;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 5%.”④东北义勇军的组织发展情况如下表：据不完全统计，义勇军出动 3 000 余次，从 1931 年至1933 年东北义勇军共击毙日军 31 000 人。⑤东北抗日义勇军牺牲约 5 万人，负伤 8 万人，溃散 7 万人，共约 20 万人[2].

　　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利与出路

　　1932 年 3 月，日本建立了满洲国伪政权。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借助国联的力量制止各国承认伪满政权。侵略气焰高涨的日军攻占热河省后，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虽有东北军在长城一带抗击日军，却因蒋介石下令“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⑥使日军直逼平津。1933 年 5 月 31 日，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取消关内外一切抗日行动，中国军民对日军不准有敌对行为，不准支持关外抗日义勇军。此举不仅引起东北义勇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也动摇部分抗日军民的决心，引发悲观失望情绪的蔓延，削弱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力，给抗日活动造成极大困难。东北义勇军斗争渐次失利，截至 1933 年初义勇军的走向见表 1.

　　撤往苏联的东北义勇军转入新疆，基本上被打压殆尽。吉林、黑龙江两省抗日义勇军约有 4 万余人从 1932 年 12月 4日至 1933 年 1 月 1 日由满洲里、虎林、东宁等地先后退入前苏联境内。集中在伊尔库斯克和多木斯克等地。他们经历了 3个月的异国艰苦历程，在中苏政府的协调下，4 万多义勇军官兵分 25 批，穿越零下 30℃以上的西伯利亚，绕道哈萨克斯坦，由新疆塔城入境回国。1 万多义勇军将士死于转入途中。

　　抵达新疆的东北义勇军看到的却是混乱的新疆。初期，尽管义勇军不愿参与纷争，但乱世难自保，终究被卷入权力斗争中。东北人盛世才利用自己的东北人身份，巧妙利用政变，取得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的支持，登上了新疆临时督办的宝座。他借助国民政府力量，宣布东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疆军队，一方面借助其军事战斗力量，另一方面对义勇军进行分化瓦解。最终，1934 年 10 月，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部分有专长的官兵转归地方。1944年，国民党开始统治新疆，留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再次受到打压。国民党当局将东北抗日义勇军整编为 4 个师，国民党另外委任各师师长和部分团长。出于防共的目的，国民党对义勇军加以歧视、排挤甚至逮捕，使得许多东北军旧军官被迫或离职或直接离开新疆另谋生路。两年后，为了进一步瓦解这部分力量，约 1500 多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分官兵被国民党用遣送还乡的方法丢到了兰州。

　　转战热河的东北义勇军最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一枪一弹的支援，却被国民党军阀彻底绞杀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的同时，为侵略制造舆论而多次公开声明：“因地势所关，热河是满洲国版图一部分。”

　　1933 年 2 月，日寇挑起山海关事件，为进攻热河制造烟雾弹。

　　21 日，日军在武藤信义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进犯热河。

　　张学良为保住热河，保住华北，先期收编退入热北、热东的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编为七个军团，约 5 万人。此时又成立两个集团军和各省抗日义勇军撤入热河的后续人员，总计约10 万人。然而不到十天的时间，名噪一时的热河抗战就彻底失败，号称 10 万余众的东北军被不足 3 万人的日军所击溃。

　　热河战败后，东北军各部撤入关内，而义勇军各部大部退入察东各地。由于形势的变化，义勇军发生了分化。继续坚持战斗抗敌的部队，后来大多加入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如：邓文、李海青、刘震东等部；见于战败，公开投敌的如李芳亭部；因不满受到歧视，溃散乃至潜逃较多的如郭景珊团；有的接收国民党政府改编，特别是冯玉祥因内战一触即发，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被迫下野后，其抗日同盟军大多被划为察哈尔地方军。坚持战斗的东北义勇军与积极抗战的力量结合起来，寻找到继续战斗的出路。1933 年初，留在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余部开启后期顽强的斗争。辽宁省义勇军多路共存，互为援助。

　　最为突出是 1933-1939 年接续在辽东三角地带斗争的邓铁梅、苗可秀、刘壮飞、阎生堂、白君实的抗日斗争。吉林义勇军留存到后期坚持斗争的人员较多，斗争持续时间长。例如，李杜委任的代总司令陈东山聚集自卫军、救国军余部汇起万余人马，使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又呈复苏和活跃状态；下江地区义勇军吸纳山林队、大排队、自卫团力量一度发展到 30 多支，近 2 万人，1934 年 3 月，于依兰发动轰动国内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黑龙江省义勇军余部在十分艰苦的山区继续战斗。例如，1933 年初，马占山余部卢明谦攻克讷河县城毙敌百余人，此后与程德俊部会合，转入德都山区坚持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直到年底。

　　1934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脱颖而出，杀向对敌斗争的战场；大多数义勇军余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先后加入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组成了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后期人民抗日武装的基础和骨干力量。辽东地区自卫军余部马兴山、方春生等人率队参加了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马占山余部蔡洪林部、张奎五部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吉林地区王德林、吴义成残部在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率领下，分别改编了第四军、第五军；下江地区的谢文东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李华堂部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饶河反日游击队恢复建制后收编高玉山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桦川县驼腰子金矿工人祁宝堂，联合工人建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多次参加赵尚志指挥的攻打方正、宾县战斗，后改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另有救国军余部姚振山、高俊凤、闵宪仁、祁永全等部积极配合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成为抗联的可靠同盟军。他们一直坚持作战到 1940 年前后，最后均光荣牺牲在对日斗争的战场。

　　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特点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3]正是由于这场战争民族自卫性，决定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固有特点：

　　第一，自发性。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在“九一八”事变，日军在东北侵略施暴之后，国家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下，东北一些爱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武装。在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战的几年里，既没有统一政党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建制，其义勇军的番号之多，各部队人数多少相差之悬殊，其坚持斗争长短不一，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任何军队都不曾有过的。这种自发性也带着自身的优势与弊端。优势在于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发展迅速，东北义勇军因此能迅速发展至 50 余万人；弊端则体现在“东北抗日救国会”虽然对抗日义勇军做了很多宣传、联系、组织东北各地抵抗日军的工作，但它始终是松散的抗日联合，并不能把义勇军统一起来进行领导，也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政治纲领。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就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战到底。辽、吉、黑、热四省抗日义勇军全部作战多是在孤军奋战的状况下进行。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出现，才有了更强的凝聚力，能将坚持抗战的东北义勇军各部吸纳进革命队伍。

　　第二，广泛性。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构成不同于其他农民起义队伍，也不同于其他正规军队的地方。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和阶层，为抗日救国自发聚集起来的军队。在广泛性的基础上，还需要看到在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中，能坚持到最后的是受苦最重的农民。“九一八”事变后，最先发起抵抗的是原东北军的部分部队，在抗战过程中，一些响应抗战的是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和绿林好汉，发展到最后，骨干力量虽是东北军下级军官及部分士绅；农民成为斗争主体，特别是 1932 年以后，部队补充人员主要是农民，虽然他们可能披着宗教外衣，以原始武器抗击侵略者，但是他们最具坚韧的斗争持久性；绿林好汉（胡匪）分化严重，一些人最容易被恶化的环境，低潮的压力所打倒，也有如谢文东、李华堂之类成为抗日联军军长。

　　第三，复杂性。东北义勇军的发展是在日军入侵、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是在“宁为抗战死，不做亡国奴”的觉悟下，自发组织的武装。它不仅成分复杂，而且派系较多。每个系统中又有不同的派别以及其他反动派分子，也都打入义勇军内部并带来很多消极影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旧社会的种种弊劣也不可避免的在义勇军内部表现出来，如缺乏统一指挥，统一领导，长官意志，官兵不平等；封建割据，互不支持，甚至伙并、内讧，以及有扰民行为等等。加之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失去接济，终于在强大敌人的打击下，处于失利状态。失去抗战决心的具有流寇思想的官兵成为“溃散”的逃兵；留存有旧军队积习的上层人物叛变投敌；只有抗战热情，却被处处被掣肘，乃至成为牺牲品的是入热抗战而牺牲的官兵；国民党出于防共另立分号，拉拢收编抗日力量，也削弱了义勇军的战斗力量。只有那些在复杂的环境下克服艰难困苦、敢于面对失利、打破自身弊端的部分官兵，才拥有坚持抗战力量与勇气，与其他中共领导下抗日武装合流，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是全东北人民一次伟大的爱国行动，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和英勇杀敌的事迹，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史册。

　　参考文献：

　　[1] 胡玉海。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21.
　　[2] 罗占元。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初期武装抗日斗争的形势[C]//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91.
　　[3] 潘喜廷，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