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发展与应用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在军队问题上采取了有限度的忍让，创造性地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与实践，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复杂斗争环境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仅面临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夺取人民军队领导权的威胁，而且面对来自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威胁。

　　（ 一）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夺取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国民党顽固派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红军的领导权。国共合作的首轮谈判中，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代表团，要坚持“中共武装必须先解决”“取消苏区与红军”,才能谈改编。并强调改编后的军队，“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1]（ P211）在之后的国共双方谈判中，国民党又进一步提出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不设总司令部，把政治部改为政治训练处，政训处主任由国民党派人担任，向各师派出参谋长，从师至连派专人任职，并强调要毛泽东和朱德出国留洋。蒋介石用意非常明显，企图利用改编之际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军队领导权，限制和削弱党领导的军队的发展壮大，并伺机加以吞并。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剥夺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权，因此坚持要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都是国民政府军委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主要任务的。

　　按照国民党党部的要求，这些高级参谋应借机“调查共产党个人与组织情况”,并“利用威吓利诱分化共产党内部”.[2]（ P98）
　　
　　（ 二）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试图放弃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共产国际担心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薄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决定“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家环境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3]（ P514）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运用法国共产党的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政策和观点提出批评，他提出： “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4]（ P511）对于王明的提法，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 “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4]（ P513）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1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4]（ P516）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5]（ P172）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指出：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统 一 战 线 的 独 立 自 主，既 统 一，又 独立”.[6]（ P540）
　　
　　（ 三） 新军阀主义妄图削弱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

　　红军改编后，出现个别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现象。1937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八路军中出现的新军阀主义“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 以做官为荣耀） 等等现象上面”.[6]（ P392 -393）1943 年 1 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演说中，对军阀主义倾向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军阀主义表现在： “有些高级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某些部队中某些指挥员，产生了一种脱离战士群众的严重现象，产生了一种只图自己享乐的腐化思想”“在军队中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之松懈与削弱，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与威信也日渐降低”“军队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欺压老百姓的事情，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工作的人员的事情发生的相当多”.[7]（ P11 -12）这些军阀主义的思想倾向，就是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的一种根源。因此，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必须坚决清除军阀主义思想倾向。

　　二、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发展

　　抗战时期，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全面抗战条件下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彭德怀甚至称之为“改编后的中心问题”.[7]（ P4）这不仅是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根本，更是坚持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为此，党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有效指导了持久的抗日战争和“党军”的建设，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论。

　　（ 一） 提出保障党对人民军队的单一领导，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

　　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抗战时期国共间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党我军要生存发展，要团结全国广大民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此，毛泽东告诫全党： 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6]（ P546）如何解决兵权问题？ 党提出要保障共产党对军队的单一领导。1937 年 7 月 22 日，彭德怀在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 “改编后的中心问题---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7]（ P4）并提出通过“保障工农成分在军队中占绝对优势； 保障与加强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等，来保障党的单一领导。经过毛泽东同意，9 月 2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 草案） 重申： “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 共产党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8]（ P334）这些阐述，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也就是说领导人民军队的只能是共产党一党，而且是独立领导，这是改编后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也是人民军队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

　　（ 二） 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进一步理清了党与人民军队的关系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6]（ P547）党指挥枪的原则是针对之前张国焘想拥兵自重、企图搞分裂而提出来的，目的是要强调军队领导权始终归于中国共产党，而不属于某一个人。在党与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 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 ,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战争，还要争民族的兵权。”[6]（ P546）为了“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1938 年 1 月，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中提出，“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7]（ P98）1943 年 1 月，任弼时在《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中将军阀主义倾向认定为： “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9]（ P10 -11）“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杜绝这种不良倾向！ ”[9]（ P13）1944 年，谭政更明确地提出： “所谓军党关系，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9]（ P418）“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对党与军队关系所作的形象概括，也是党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最本质、最形象的表述，它明晰了兵权的归属，纠正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军阀主义偏向。

　　（ 三） 提出理顺党组织和行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统一

　　党自身建设好、领导能力强、领导方式科学，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真正实现。为此，任弼时在重新起草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改编后“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8]（ P303）为了不断巩固和增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提出要健全和加强军队党的组织，并理顺党组织和行政之间的关系。任弼时指出： “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8]（ P303）为了理顺党组织和行政之间的关系，朱德提出必须把党与行政的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因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因此，“行政系统对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 必须经过政治委员制度来领导，党经过政治机关来进行党的工作； 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使党健全起来，使党起核心作用。反之，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 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 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 系 统，使 它 健 全 起 来，使 它 有 很 高 的 威信。”[10]（ P410）这些论述，不仅强调了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还理顺了军队中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于纠正“某些部队中看轻了党的领导，要党服从军队，以军队来领导党，或是党的工作代替了行政工作，以党的工作方式运用到行政工作中去”等偏向起到重要作用。

　　（ 四） 提出正确认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以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军队接受改编是为了抗日，并不意味人民军队性质的改变。为此，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再次重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并指出： “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9]（ P426）谭政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恢复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制度时，也指出： “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该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9]（ P428 -429）军队政治工作实质上是我党掌握和领导军队的工作，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确定政治工作的必要、适当的地位，才能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发挥其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作用。

　　（ 五） 提出“党化与正规化一体”的治军思想，为军队正规化建设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指明了方向

　　鉴于敌后抗战的需要，我军建起不同建制的抗日武装力量，但并没有放弃适时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就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陈毅提出： “党军的正规化，是指军队的编制和组织能保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而言。

　　所以必须是正规化的军队，才能担当党军的光荣称号。党军在党的政策领导之下，建立了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形成了组织上的一致。即是政治上铁的团结，造成了组织上铁的团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在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决定战略方针，发展方向，以及政治教育，技术训练，供给卫生文化的设备，均是从组织上去保证政治领导的实现的。仅有政治领导而无组织办法，则政治领导变成抽象的架空的，不能起改造现实的作用； 仅从事于组织上的努力，脱离了政治领导则是盲目的，单纯技术的，必致迷失方向，甚至会遭受失败。因此军队的党化和正规化是政治与组织的密切联系，是互相浸透的整体。”[11]（ P123）“我们认为党化和正规化是无止境的。我们所要求的是党的政治领导不断增强，军队干部的党性不断提高，军队的阶级性及其特质的充分保持和发扬，正规化的强度的继续提高。”[11]（ P123 -124）在军队建设中，将军队的党化和正规化视为互相浸透的整体，既强调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也强调组织办法的有效性，提出党化在路上，正规化建设在路上，相互促进，持续提高党性和正规化，这不仅为抗战时期我军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此后部队在正规化建设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化党性指明了方向。

　　三、抗战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探索

　　针对抗战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扩大文化宣传、开展各项活动运动、建立完善组织机构、颁发决议指示、健全制度规定等，进一步探索创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有效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