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海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实现途径

　　摘    要：　康有为海防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危机之际，是其变法思想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内容包括：指导方针上重塑“夷夏之辩”内涵以实现全面“师夷”；战略上采取保护外籓和岛屿以夯实外圈防守屏障；战术上采取主动进攻以获取海权的具体内容。实现路径：通过筹措资金、练兵和购置先进舰船、发展科技、培养人才、凝聚民心以解决“财弱”、“兵弱”、“艺弱”、“智弱”及“心弱”问题。局限性：有些设想脱离中国当时客观实际而带有空想性；忽视了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其海防战略应当具有的特殊性；“中体西用”框架内吸取西学难以避免消极影响性。但其海防思想彰显的国际化视野、世界竞争意识、时代变革意识及战略性眼光，对我国现代边海防安全维护和建设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　康有为; 海防思想; 实现路径;

　　Abstract：　Kang Youwei's thought of coastal defense was formed when the Chinese nation was in an unprecedented serious crisis. It was an organic part of his ideological system of reform. The guiding principle is to reshap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ebate between foreign countries and China” in order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learning from western advanced foreign countries. Strategically, it was to protect the outer pools and islands to strengthen the outer defensive barriers. Tactically, it was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initiative attack to acquire sea power. The way to achieve this goal is to raise funds, train soldiers, purchase advanced warships,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in talents and unite the people's min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eak finance”, “weak army”, “weak art”, “weak intelligence” and “weak minds”. The limitations were that some of his fantastic ideas were divorced from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China at that time. He neglected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as a land-sea complex country. It wa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king western advanced things serve China”. His coastal defense thought highligh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vision, world competition consciousness, era change consciousness and strategic vision, which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astal defense security in China.

　　Keyword：　Kang Youwei; coastal defense thought; way of implementation;

　　甲午战争失败使得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救亡图存显得更加急迫。康有为认为救亡图存莫若国防与民治，“若稍疏阙，败亡随之”。[1]439鸦片战争以降，海洋成为列强入侵通道决定了中国国防又必以海防为要。如何吸取鸦片战争以降的海防教训并借鉴列强海防先进经验、根据时局变化调整海防指导方针及战略战术、重建海防以实现海防目标，成为康有为对国防问题关注的焦点。过去学界关于康有为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对其海防思想作专题研究则极少，目前主要有淘季邑的《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述论》[2]、陈旭楠的《康有为海防建设思想研究——以戊戌政变前为中心》[3]、王鹏辉的《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4]等论文对康有为海军建设、海疆危机认知及其建设方略有所探究，但总体而言缺乏对康有为海防思想形成背景以及在晚清海防思想演变中重要价值和局限的研判。探究康有为海防思想及其实现路径，理论上能拓展有关康有为研究的视角，实践上为我国当前加快海洋强国及边海防建设提供启示。

　　一、康有为海防思想的形成背景

　　为了不再重蹈甲午战败的覆辙，必须深刻反思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海防失败的症结所在。重建海防的迫切性和海防屡战屡败的局面是康有为海防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主张重建海军的必要性

　　甲午战后巨额赔款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使得中国海军重建面临巨大困难。对于是否亟需重建海军，清廷内部存在较大分歧。持肯定观点的如张之洞等人认为“亟治海军”是“中国安身立命之端”。持暂缓重建海军观点的如刘坤一等人则认为巨款难筹和将才难得决定海军宜“从缓设复”。康有为认为一国无海军就与鸟无翼、鱼无翅、人无足无异，所以重建海军刻不容缓，“甲午之役，海军尽歼，今不可不亟图恢复之”。[1]440对持暂缓重建海军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若以费巨难筹，则败而赔款，不更巨乎？”[1]440针对刘坤一提出的恢复整顿原有防御设施而不投入巨款购置舰炮的观点，康有为认为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修修补补虽有若无，只会浪费更多钱财，因此主张参照德国双舰队模式重建海军，要求各海港与海军校负责营办。唯有模仿世界先进国家的海军建设模式，使得中国海军战斗力与之处于同一水平才能达到御敌目的。康有为重建海军的主张影响了清廷的抉择，清廷开始在西方海权理论指引下重建海军，在机构与制度建设、舰船购置和编组、海军基地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相较于甲午战争前有了新的突破。但是，由于列强破坏、政治动荡以及军费匮乏等原因，使得甲午战后海军重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二）反思海防屡战屡败的症结

　　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海防建设的失败，也暴露了清朝海防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首先，传统观念制约了海防建设西化的彻底性。康有为对洋务派进行了批评，“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学堂、船厂，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5]83尽管洋务派在海防建设迈出了西化的第一步，但康有为认为总体而言“仍是补漏缝缺之谋”，根本原因是囿于传统观念制约而未能彻底西化。梁启超同样列举了洋务运动中将率不由学校、选兵不用医生、海军不游弋他国、矿务学堂不兴、管制不改等弊端，原因在于“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6]洋务派代表奕?对甲午战败也作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的反思。相比而言，日本的海防建设却在彻底西化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7]183最终，没有彻底西化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彻底西化的日本。[8]康有为对洋务派批评表明了维新派比洋务派更加相信西学，视其为救亡图存法宝。

　　其次，政治腐败和缺乏制度化保障影响了海防建设的成效。从政治腐败来看，海防建设中“徇私丛弊，更不必论”。具体表现在体制尊隔严重，人才得不到充分使用，从上到下腐败盛行。慈禧太后把海军三千万之款用于兴建颐和园，表明最高统治者缺乏远谋而把国防视为儿戏。康有为感叹在万国竞争、强邻压迫至急之世，统治者所持态度即使自古无道之君也前所未闻。从海防建设缺乏制度化保障来看，上下否塞至极以至于海军章程措施外界一无所知，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导致“各省有治者，有不治者，情形不一，款式不一，章程不一”。[9]75地方各洋水师各自为政，相互掣肘，互不协调，新装备也因为缺乏新体制与之配合而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根源就在于“不筹全局，乱舞傞傞”。

　　再次，武器装备落伍影响了海军战斗力。康有为指出，“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5]37因器械不精而影响到军队士气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晚清时期正处于各国战船从木制风帆战舰向铁甲舰船转型时期，尽管清廷的舰船、火炮等装备在规模上不断提升，但与各列强的海军实力相比，在航速、火力、装甲防护等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差距。而对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几年内以平均每年置舰两艘的速度加快海军建设，其海军力量在19世纪90年代基本与西方持平，舰船吨位、速度及火力都要胜于清朝海军，而清朝自光绪十四年后未增一船，其战争结局可想而知。

　　总之，康有为从观念、制度、装备等方面分析了海防屡战屡败的原因，基本上触及到了问题的症结。要想在列国并争的环境下达到御侮目的，必须彻底更新观念、改革制度、增加军费、训练精兵及提升装备质量，对前期海防成败的反思成为康有为海防思想建构的逻辑起点。

　　二、康有为海防思想的基本内容

　　鸦片战争以降，强国御侮成为中华民族第一时代要求。早期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及革命派无不以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为自己第一职任。[10]康有为海防思想是为实现这“第一职任”应运而生。由于康有为个人经历和对时局研判不同，其海防思想既有别于洋务派官僚，也与同为维新派的梁启超、严复等人有别。

　　（一）指导方针上重塑“夷夏”观念以全面“师夷”

　　晚清处于从天下朝贡体系向现代外交关系转型时期，在此转型过程中传统“夷夏之辨”观念对海防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西学中源”说理解夷夏观念，为“师夷”提供了依据，促使了近代军事工业的近代化；二是夷夏观念的封闭性又制约了西化的彻底性。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内容基本停留在器物和科技上，在制度文化上还是严守“夷夏之大防”，缺乏对西方政教制度是其物质文明之基础的深层认知。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朝贡体系彻底破裂，传统的夷夏观念被西方主权国家平等观念所瓦解，但是其消极影响依然存在。为了给海防建设彻底西化扫清思想障碍，康有为重塑了夷夏观念，认为夷夏只是“别文野”而已，区分夷夏的惟一合理标准是文化而非种族。以此标准来看，世界各国只有文化先进落后之别，在对近代文明成果的分享过程中不存在夷夏边界。[11]鸦片战争以降在师夷过程中，无论是顽固派所担心的“以夷变夏”还是洋务派提出的“西学中源”说，都是以种族作为区分夷夏之别的标准。扫清“夷夏之辨”思想障碍后，康有为主张全面推进海防西化，从器物到制度全面借鉴英国、俄国、日本等国海防先进经验，改变过去只注重器物西化而开始了“由器进道”的全面西化进程，这是康有为海防思想与顽固派和洋务派海防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说洋务运动只限于学习西方之器与技的话，那么“至戊戌则兼欲师用西洋之政教”。[12]

　　（二）战略上保护外籓和岛屿以夯实外圈防守屏障

　　康有为突破了过去仅仅依靠船炮等军事对抗的防御手段，建立了由外藩及岛屿联动的外圈防御屏障。一方面，康有为主张通过保护外藩而保卫海疆安全。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外籓的地缘安全意义上奏朝廷：“盖外藩者，屏翰之义也。”[13]越南、缅甸、高丽与我国边境相连，确保外藩安全是为了中国自保，这是从国防地理视角看待藩属国的重要作用。康有为进一步强调对外藩保护的战略意义，外藩如受到侵略，中国海疆就失去了屏障。针对俄国和日本窥伺朝鲜，康有为在《保朝鲜策》中指出，“琉球、缅甸、安南，朝鲜前辙也，朝鲜有事在旦夕矣。……于朝鲜未必能救，而吾东三省海疆必受其患”。[7]246朝鲜与陪京唇齿相依，是巩固中国国防安全的重要屏障，必须全力保护。保朝鲜的对策包括收为内地、放弃保护及捐为万国公地，三种对策中选择让各国共同保护以借外力牵制日俄是为上策。1895年在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康有为再次肯定了台湾及附近诸岛的战略防御意义，这些地方一旦失去则东南海疆就无保护屏障，甚至直接会影响到西北、东北的边疆安全，“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5]33康有为在世界格局框架下认识到东南海疆与西北陆地边疆的国防安全整体性，是对“海防派”与“塞防派”战略认知的超越。另一方面，康有为主张要把南洋诸岛作为防御屏障，加强对岛民的组织训练。“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5]37诸岛可作为防御屏障理由有二：一是岛民对丧师割地的愤怒比内陆民众更深，一心想回归中国；二是岛民对外敌情况更为熟悉。但是岛民缺乏组织领导，必须派可靠的大臣组织领导才能形成战斗力量。与康有为看法相似，严复也认为南洋诸岛是吾国殖民地，只是晚清政府在欧洲列强入侵诸岛时保护不力才导致外人视岛民为中国弃民，而岛民爱国亲种之心不变，所以必须添加新舰加以保护以为海防增添屏障。

　　（三）战术上采取主动进攻以掌控海权

　　鸦片战争以降海洋成为列强入侵中国的通道，如何加强海防以维护国家安全自然成为晚清国防的首要任务。海防压力和国力衰弱的客观事实使清廷无暇通过军事、经济及外交等手段去发展海权。随着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中国的传播，晚清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海权关乎到国家盛衰、立国之道及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康有为自然会思考如何把巩固海防与发展海权相结合。一方面，采取主动进攻以掌控制海权。早在1894年的《攻日策》中，康有为就详细地论述了如何通过掌控制海权而获胜。“若日本，与吾一衣带水耳，若有铁船至彼，……故策必在攻之。”[5]13康有为主张以攻为守，派巨舰驶入日本海口给其造成困扰以分散其谋我之心，可以达到高丽不待援而自复和海疆不严防而可保的双重目的。关于如何进攻，康有为列出了八条攻击路线和具体方案，“攻敌以铁舰，铁舰不足，以帆船，……投利于众，则英、俄、德、法并起而攻之”。[5]14用铁舰、渔船作为攻击工具，甚至通过利益诱惑借助外国力量攻击日本。康有为以攻为守的战术契合了德国人希理哈在其所着《海防新论》的观点，“凡与滨海之各国战争者，如能将本国所有之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14]这一战术在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得以实施，中国失去的制海权反被日本掌控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维护海洋权益。康有为指出海军不仅要发挥抵御外侮作用，还要担负起保护海上通道、商务安全以及各国华侨安全的职能，各海港遍设巨舰巡护华侨，国旗亦可与之出入。海军作用从单纯的巩固海防转到为争取海权保驾护航。再一方面，拓展海外利益。康有为看到英国海权的兴盛就是依靠其强大海军来实现的，“方今海水大通，穷地无界，凡军舰所达之处，即为国力所到之处。英为海王，赖海军也”。[1]440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拓展海外殖民地，让康有为有了大力发展海军以拓展海外利益的抱负，“故有陆军者，仅以防俄、日而已，尚不足以防他国；若有海军，则不止防内，且可以拓外焉”。[9]77近代西方海洋大国崛起激起了康有为通过发展海军以“扬威海外”的梦想，这梦想甚至包含在海外拓展殖民地的内容，但其忽视了中国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客观上决定中国不可能重复西方海洋型国家的霸权之路。康有为从巩固海防转向海权追求，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前瞻性，但碍于中国当时海防实力限制，甲午战后海权发展也只是服务于有效防御目的，还无法像俄国、日本那样将海权控制和维护转化为国家意志。严复认为中国属于“陆海兼控之国”，如果无陆军作后盾而仅依靠海战，难以成功防御，其战略防御思想相比康有为而言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三、康有为海防思想的实现路径

　　海防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高素质将士、先进装备、正确战略战术及将士的上下同心。甲午惨败，北洋海军覆没，加上巨额赔款，清廷面临财弱、兵弱、艺弱、智弱、心弱的局面，“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1]3因此，化“五弱”为“五强”自然成为康有为海防思想实现的路径。

　　（一）自筹和外借资金解决“财弱”

　　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的财政支出新增了兴办洋务经费、外交经费、对内对外战费以及巨额赔款等，于是出现“漏卮益增”、“国库益窘”的局面。[15]财政危机决定了海防建设经费投入的有限性，尤其是面临陆疆和海疆同时受到威胁时，有限的经费不得不分散使用，投入海防建设经费就更加有限了。财政危机还加剧了有限的海防经费遭到拖欠、挪用及截留。康有为针对清廷在海防建设的经费投入提出了批评，“昔之惜小费而不经营舰队者，今终不能不苛征税以偿巨款矣。……四倍于德、美，何复赔款之云”。[16]其认为如果把所赔之款早用来建设海军，中国可以拥有强大的舰队抵御外侮，就不可能有赔款之事。巨额赔款使得财政更加困难，导致矿务、铁路等固有之利因为费绌而不能大兴，铁舰、海军等自强之术因资少而不能举办，最终无饷无兵，加快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速度。康有为认为可以通过自筹和外借两个渠道解决海防经费匮乏问题。自筹途径包括印发钞票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发展商业以及大力开采金、银、煤、铁等矿藏。另一途径就是向各国多借巨款以实现自强和自保。先以中国矿产、铁路归属美国承办为条件先向美国借款二三万万两，然后再向英、德加借。借款除去偿付日本外，用以增练水陆各军、购置船械、兴办学堂和枪炮制造厂。

　　（二）提出军事改革解决“兵弱”

　　康有为在变法维新中提出军事改革以实现“强兵”目标。一是加强练兵。康有为认为兵是国之甲胄，泰西能够争雄原因在于其皆以民为兵、练兵数量多及操练如真战。日本就是学习西方练兵之术才有能力侮我，而我国却以旧制待之，不训兵备才导致割地款和之事，如能练兵以二千万，再加数百艘铁舰扬威海外，无国能御。关于如何练兵，一方面，兵要精炼，“兵不精炼，则兵多而愈弱。……名虽百万，无一可用”。[5]31为了练出精兵，康有为提出要延请洋教练，必须全行沙汰绿营兵，每直省得练兵万人，沿边省份要加倍，尤其要注意海军训练。另一方面，练兵首在选将，选将原则是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要把将领是否熟悉地形和民情作为选拔标准。再一方面，还要命令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二是购置舰船。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中对主要国家的铁甲快船进行了比较，表中显示中国战舰、守舰皆无，巡洋铁甲午类第二等巡船7艘，巡洋杂式船申类2艘，鱼雷船酉类3艘、戌类25艘、亥类2艘。[1]368-369表中显示中国舰船拥有数量远远落后于日本，和英、法、俄等国差距更大。康有为于1898年提出购置大钢板铁甲船约三十号，1903年提出五年内在营口、天津、上海、福州、广州五军港共计购置铁舰十艘，巡洋舰四艘，快舰二十艘，水雷船、鱼雷船四十艘。除了购买外，康有为还主张等条件成熟要学会自造船炮，并提出具体方案。三是改革军制。晚清君主官僚制下的海军管理体制与海军建设所需的近代化国家体制之间存在冲突，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海军缺乏统一领导的制度化保障。康有为指出军队权力集中的必要性，“若夫大权不集，……犹夫废疾之人，其国殆可知矣”。[17]晚清财政、兵政散在各省，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军队缺乏统一领导和管理，士兵得不到统一训练，战时不能相互支援，无法形成合力。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康有为在1898年关于《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建立武备局，负责掌编民兵、购置铁舰以及对洋操、驾驶、海战的讲习和训练，在1903年编定的《官制议》中提出设置掌海军军政、统属将卒的海军部和掌海军防御及用兵的海军参谋部。相比而言，日本近代海军建设始终是在明治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下进行的，其兵部省早在1872年就组建了陆、海军两省，使得海军建设具备了统一领导机制，甲午战争前夕已形成了在天皇统率之下的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

　　（三）发展科学技术解决“艺弱”

　　康有为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是建立在先进的工业和科技基础上的，所以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和科技才能为海防建设奠定基础。康有为明确提出“论今治海军当急，而海军终赖物质”的结论。一方面，西强中弱原因在于西方物质文明发达而中国物质文明贫乏，“夫百年来欧人之强力占据大地者，……以物质之力为之也”。[9]71正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兴盛为其军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拥有坚船利炮。另一方面，中国海防建设要以发展现代工业文明为根本前提，“军兵、炮舰者，以之强国，在物质”。[9]74康有为所说的物质文明内涵丰富，但是当时对于中国最为重要的是炮舰、电气、铁路、轮船及工业生产等。中国只有炼钢、制造等工业得到发展，才能为建造新型舰炮奠定物质基础，只有拥有现代化的舰船装备才能武装起现代化的海军。再一方面，要发展物质之学。物质之学就是科学，工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作为支撑。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皆知讲军兵炮舰而未及物质之学，“夫无物质之学，及一切工艺、汽机之本，则其军兵炮舰必不能至精”。[9]72康有为进一步把发展科学提高到决定民族存亡的高度，“无论在强兵，为富国，无在不藉物质之学，不以举国之力、全国之才，亟从事于物质之学，是自恶其国之寿而先自绝之也”。[9]79如何发展物质之学，康有为主张通过派人游学于外和广延名匠教于中两条路径来实现。如果说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学习西方之“技”达到自强的话，那么到了戊戌时期，科学不仅是自强工具还关乎宇宙大道，康有为对科学的高度推崇表现出对科学的实践功能和科学发展前途的信仰。[18]

　　（四）培养人才解决“智弱”

　　晚清和日本都是在面临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开始海军人才培养的，都是采取自主培养和外派留学生两种培养途径。由于受晚清政治体制腐朽、财政危机、观念守旧等因素制约，晚清海军人才培养在顶层设计、统一领导、专业设置、制度保障、财政投入以及人才激励等方面与日本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在甲午战争中显露无遗。甲午战争是对中日近代海军人才培养质量的一次检验，甲午战争失利与晚清海军人才整体质量不高不无关系。康有为强调，我无论如何练兵，若兵不知学，终归无用，因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19]为了培养海军人才，康有为建议“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5]42在沿海天津、烟台、上海、宁波、福建、广东设水师学堂六所，在各省府县皆设工艺学堂，“这些学堂应提供能成为新型常备军核心的专业军官”。[20]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康有为主张设立学校局，专门管理大、中、小学，承担编译西书、分定课级等任务，并痛斥八股的危害，认为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就是割于八股，最后在戊戌年清朝废止了八股，为新式教育制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外，康有为认为处于列国竞争之际，如果不能跟上世界知识发展的步伐就会被淘汰，所以主张派人游学欧美学习其工艺、政治、文学等知识并大量翻译其书。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海军只注重专业技术能力培养的话，那么康有为除了强调专业技术能力培养外，尤其注重海军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学习，强调知识储备对于人才素养提升的重要性。

　　（五）鼓天下之气解决“心弱”

　　康有为认为强者分为力强和智强两种，智强靠学，力强靠群，中国吞割于日本就在于散而不群和愚而不学之过也。康有为认识到民心凝聚是抵御外侮的强大力量，痛斥甲午战后清廷弃台民就是弃天下，“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5]32康有为认为民心离散的原因之一是朝廷没有善于利用民情。中国人民都怀有忠义之心，但由于上层缺乏对人心凝聚重视，导致民心离散，士气不振，将吏贪懦，兵士怯弱，直至闻风哗溃辱国请和。康有为主张高层要“恩意慰抚，以团其情；人士之志气劣弱，当激以强健豪侠，以壮其气”。[1]5各省督抚要下士爱民，厉以忠义，激以国耻。康有为认为民心离散的原因之二是官吏的奸诈和营私，结果导致“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的上下隔塞状态。康有为认为要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上下并为一心，文武归于一途”的做法，比如日本在近代海军教育中尤其注重对军人“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的教育，“它虽然不是法律，也不是规章，却以其内在的说服力抓住了军人的心灵”。[21]对于中国而言，只有鼓天下之气，君民同体，中国一家，休戚与共，才能集全民之心共振国威。

　　总之，鸦片战争以降，在海防建设方面，尽管清廷上下围绕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等进行多次大讨论并做出相应努力，但依然难逃屡战屡败的厄运。康有为总结其原因在于练兵不精、器械不良、经费有限、军心离散、人才匮乏、制度缺失、政治腐败等，所以认为只有通过练兵、购舰、设武备水师学堂才能振国体而御外侮。相较于洋务派，康有为海防建设主张显得更加系统和全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特点。

　　四、康有为海防思想的局限性

　　中国近代的时代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侮是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的关键之一。魏源、李鸿章、张之洞、严复、康有为、孙中山等有识之士的海防思想和实践皆是为回应这一问题交付的答卷。鸦片战争以降，从师夷之“技”到师夷之“学”再到师夷之“道”，从购置舰炮到培养海军人才再到海权论指导下的海军重建，皆显示了近代海防是在外侮内患中曲折前进，康有为海防思想和实践是这一曲折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回应新时代问题的产物，其海防思想远远超越了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迫切性，其海防思想只得跟着社会局势变化和随时得来的科学知识曲折发展，因此矛盾和局限在所难免，[22]具体表现有三：由于缺乏参与海防建设和海战的经历，一些海防思想脱离中国当时客观实际而带有一定的空想性；由于强调全面西化而忽视了作为陆海复合型的中国其海防思想应当具有的特殊性；尽管康有为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中体西用”内涵有重大差异，其“中体”只限于传统伦理道德而“西用”包含更新的内容，但其在“中体西用”原则下学习西学，难以避免消极影响，作为“中体”中不能变革的封建伦理纲常终究成为制约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的最后一道枷锁。[23]

　　当今处于世界大变局之际，我国边海防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的要求。康有为海防思想彰显的国际化视野、世界竞争意识、时代变革意识及战略性眼光，对我国现代边海防安全维护和建设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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