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是中国最古老的兵书之一。它成书于战国初期，但保留了古《司马法》的内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此记述说明古《司马法》在姜太公以前就是重要的兵书，后来的军事家继承了它的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从《司马法》的内容看，它保留了西周以前“仁”的观念对军事的影响，其中“以战止战”的战争观、轻重有为的战争制胜思想、“兵不杂则不利”的装备发展思想，至今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以战止战”的战争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不断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日益严重。许多思想家和兵家面对残酷的现实，都阐述了自己救世的良方。孔子从“仁”的根本理念出发，认为国家的治理要以德服人，礼乐是关键；国家之间的战争要在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指导下，珍惜民力，不夺农时，慎对战争，不轻易言兵。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不义的战争。当战争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时，他主张救守，通过积极的防御去消除战争。老子认为战争是不祥之器，反对用武力取天下，主张通过清静无为，使百姓得到安宁，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不争而善胜，柔弱胜刚强。孙子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制胜方略。《司马法》从战争的特殊功能入手，揭示了通过战争制止战争，最终实现和平的思想。
（一）“以战止战”的理论基础
“以战止战”的理论基础是以仁为本。在春秋以前，以仁为本的思想已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军事领域也不例外。《司马法》还保留了这些思想的痕迹，如：“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仁本》）像这些原则，句句都体现了仁的价值观。但随着时代发展到春秋战国，这些原则已经过时，《司马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以仁为本在战争中的指导价值。
首先，《司马法》认为战争是权谋的一种特殊手段。它在开篇中讲道：“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仁本》）古时以仁为本，以义治理天下叫作政治。
政治达不到目的就使用权谋。权谋总是出于战争，而不是出于中和与仁爱。它明确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把战争看作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这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认为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实现仁爱。由于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从而明确地揭示了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安宁，是为了解救一方的百姓，是为了制止战争。这三种功能合理地解释了战争的杀戮性和人民生存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正义战争的进步价值以及杀人安国的合理价值。这一战争观的阐述，极大丰富了春秋战国战争理论的内容，为当时社会从根本上消除战乱指明道路。
（二）“以战止战”的战斗力要素
战斗力是综合因素的集中体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将影响战斗力的形成。《司马法》从宏观的角度把“以战止战”的战斗力要素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部分：“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仁本》）行仁爱可以使百姓得到亲近，讲正义能得到百姓支持，智谋能使百姓有所倚重，勇敢能使百姓有所效法，诚信能使民众坚定信念。对内得到民众爱戴，借以守土卫国，对外具有威慑力量，借以战胜敌人。这里的仁、义、智、勇、信就是构成战斗力的五大要素。仁和义是治国之道，智和勇是制胜之道，信是国富兵强在民族精神上的综合体现。
拥有强大战斗力是实现“以战止战”的前提，否则即使代表人民利益也难以制止战争，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自陷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除了用仁和义凝聚民心、军心以获取进行战争的政治优势外，从根本上讲，战争胜负是人的智慧的较量，《司马法》把智谋作为民众依靠的对象，作为一种战备资源、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来看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知终知始，以明其智。能够预见战争的开始和结局，这是统帅智慧的一种体现。换言之，智谋是对战争进程能够正确预测的一种特殊能力。二是凡战，智也。作战指挥要用智谋。这是对战争实施过程能动控制，把战争引向胜利的特殊能力。
以上两个方面说明，智谋贯穿于战前与战中，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战争中，智谋使用得当，就能克敌制胜。战国初期的齐国在战略筹划中，无论是桂陵之战还是马陵之战，都以自己利益为先，用好诡诈智谋。它针对交战双方的战略意图，先机施救的过程中救而有度，目的调动双方加大攻伐力度以削弱各自力量，从而提升自身的战略优势；在具体用兵中，巧用计谋，在调动对方的过程中捕捉有利战机，给魏国以致命打击。这种智与力的综合运用，把谋略艺术提高到很高的境界。
谋略之所以能成为国家和平与安全的依靠，说到底，还是与杰出的军事人才息息相关。魏惠王有吴起，使秦国不敢东进；齐威王有孙膑，一时间使齐国连打胜仗。智谋来自指挥员，但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更多的是通过群体智慧表现出来；同时，智谋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它是数代人积累的结果，正是从这一角度，才能深刻认识到智谋作为民众所恃、所依资源的重大意义。
“以战止战”，除了依靠智谋之外，《司马法》强调还要靠勇敢，通过培养民众的尚武精神，实现战斗力的转化。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每当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奋勇而起，把自己的安危置之脑后，用生命的代价换来战争的胜利。吴越在春秋末期的争霸战争中，双方不惜余力，倾尽国财。在尚武精神方面，即使越国的囚犯，也敢于在阵前喊出“不敢逃刑，敢归死”的口号，以自刎身亡换取越军对吴军的突然打击。尚武精神深深扎根于民众心中，战时才能表现出超常的勇敢。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渐变、发展的过程中，尚武精神并非在每一个时期都能被各朝代所重视。这一现象与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分不开。儒家所看重的是尊严不死，精神不死。孟子把这一思想称之为“良贵”，就是讲人的价值。老子讲“道之尊，德之贵”，也是讲人的价值以品行为最高。这种品德是修养来的，所以中国士大夫有一个传统，叫“士可杀不可辱”。这种观念在外敌侵入的时刻，在民族危机的时刻，它能成为尚武精神中最为可贵的价值取向。但在和平时期，道之尊却与尚武精神相差甚远。特别在宋代，在士大夫的眼中，从军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情。这与宋朝以守立国、重文轻武的观念分不开，与“富贵利达”、高官厚禄的价值取向分不开。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对于军队建设是极为有害的。
《司马法》把勇敢当作作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察，一方面是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出发，没有牺牲精神，谈不上对敌作战；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应把它与《司马法》强调的智谋思想相结合。智和勇实际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学中两个很重要思想：气和刚。古人用气来解释万物，强调气有内在的动力，不需要外在推动。而谋略也是一种内在之气的表现。所谓刚，就是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要让谋略转变成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就要靠阳刚之气和勇敢精神，否则谋略只能是纸上谈兵。由此可见，勇敢不是一个孤立的作战要素，它与谋略相结合，才有利于战斗力的发挥，这是气与刚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通过战争手段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战争的可控性增大，一次空袭、一枚导弹的打击，就能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像过去由小的冲突引发大战甚至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变小。作战行动的小型化，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功能降低，战争的威胁变小，恰恰相反，战争的随意性增大，战争的威胁时刻存在。因此，今天的和平，除了通过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手段争取外，以战止战依然是维护和平的重要途径。
“以战止战”从本质上讲与孙子的“霸王之兵”是一致的。因为只有霸王之兵，才能实现以战止战，否则面对强敌，在自身难保的前提下，以战止战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以战止战首先是一种战略能力。当一个国家具备了这种能力，它的和平价值观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具体说，这种价值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有效控制，二是对军事威胁的消除。对战争的有效控制，是获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标志。战前控制将抑制战争的爆发。
如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在美国军事封锁甚至不惜打一场核战争的前提下，苏联从古巴撤出了导弹。战中控制能从根本上制止对方的战争行为，如海湾战争，美国与联军的军事行动制止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行为。由此可见，以战止战对于消除战争威胁，维护安定的和平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二、“轻重”有为的制胜之道
“以战止战”的实现，要靠指挥员去谋划。特别在战场上，如何打有把握之仗，《司马法》提出了轻和重的问题，以此来概括战争的基本原则。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司马法》认为需将其放到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精确把握其含义。
（一）以强击弱中的轻重关系
在战争中如何运用兵力，这一直是历代军事家所研究探讨的重大问题。《司马法》认为，兵力的不同使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危、败、无功和可战是兵力使用中的四种情况。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用兵的危机？《司马法》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敌我双方兵力的大小都很有限，战斗力也不差上下，这样作战的结果，都有被对方吃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用兵，不是最好的选择。什么情况下会吃败仗呢？《司马法》说：“以轻行重则败。”即兵力弱小的一方对兵力强大的敌人，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什么情况下可以战呢？“以重行轻则战。”（《严位》）即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可战。所以作战是双方兵力对比的较量，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战胜敌人。
以重行轻的作战原则，是《司马法》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无论是冷热兵器时代，还是当代战争，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一直被军事家所推崇。今天的信息时代，兵力运用中的轻与重，其内容更丰富，如火力优势、信息技术的优势等都是重的一种体现。由于轻重概念的外延很广，用它更易概括当代战争的新特点。
（二）以弱胜强中的轻重关系
《司马法》中所阐述的轻重关系，是辩证的。以轻行轻则危，以轻行重则败，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但《司马法》在阐述轻重转化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凡车马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即只要兵车坚固，甲胄兵器精良，轻就可以转化为重。《司马法》把武器装备当作轻重转化的条件，这在古代兵书中，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和装备的水平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远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同时，我国古代兵学的传统对谋略的强调往往多于对军事技术的关注，因此《司马法》轻重转化的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当代战争，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以弱胜强，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为什么《司马法》要把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当作轻重转化的条件？它认为：“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严位》）即不讲究兵器锋利，不讲究盔甲坚韧，不讲究车辆坚固，不讲究马匹良好，不努力扩充兵员，都是没有掌握打胜仗的规律。既然武器装备与军队的数量与战争的胜负息息相关，不懂得它的重要就不懂得制胜之道。也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司马法》非常重视轻重转化中武器装备对战争的影响。
（三）兵力使用中的轻重关系
兵力的使用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司马法》认为：“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凡尽危。”（《严位》）既固勿重，就是说作为防御的一方，防守已经很坚固了，就不要再增加兵力；进攻时已经配备了很强的兵力，就不要把所有的兵力都用上，把兵力用尽是很危险的。
《司马法》关于对兵力使用问题的论述，阐明了一个道理，即用兵要适度，不能盲目地增加兵力，也不能无视自己兵力不足的现实。实际这其中暗含了预备队的使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预备队在地面作战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古代，《司马法》对此就做了精辟论述，这在军事思想的发展史上，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以重行轻可以战，但对重的认识，并非越重越好；以轻行重有危险，但这并非就是一成不变的，武器装备精良，即使数目少，也能实现轻向重的转化。这就是轻重运用上的辩证法，也是用兵艺术的最高法则。
三、“兵不杂则不利”的装备发展思想
武器装备是战争制胜轻重转化的重要因素，也是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司马法》针对春秋战国武器装备的发展现状，从宏观上总结得出了规律性的结论。这些思想虽然是对冷兵器而言，但对今天武器装备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一）长以卫短，短以救长
《司马法》把古代的冷兵器归纳为长和短两种基本类型。长短交错，构成了兵器的杂。杂是武器装备多样化的结果。冷兵器时代的兵器主要有５种：戈、矛、殳、戟、弓矢。在这５种兵器当中，矛是一种直刺的兵器。戈是一种具有内刃的钩杀兵器，形状类似于镰刀，具有啄杀的功能，主要用于横击，适合贴身作战；殳前端有棱、类似于铁蒺藜，主要用于刺击；戟是一种矛和戈的结合体，既能勾杀，尖端又能刺。在这五种兵器中，弓箭射程较远，矛和殳的柄较长，都可称为长兵器，其他为短兵器。《司马法》所讲的“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定爵》），是指在战斗中长短兵器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二者只有配合使用，才能发挥整体作战效能。
正是从实战出发，它要求在兵器的发展上，杂而多样：“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只有长、短、轻、重相协调，才能发挥兵器的整体战斗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冷兵器在稳定很长一个时期之后，热兵器出现，它使兵器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宋代开始创制和使用火器。
曾公亮所着的《武经总要》中，综述了当时的火器有火箭、引火球、烟球等１０多种，这些兵器，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掺杂一些发烟和毒性药物，用以烧毁敌人的防御器具和物资，对人马起震撼作用和轻微伤害。这些燃烧性火器，一般利用弓弩、抛石机抛射或人力投掷，后发展到绑附在长枪上喷射。大约在１３世纪中叶，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震天雷。元代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明代的火器，不仅种类多，质量也不断提高。管形火器已由简单的火铳，发展到鸟枪、巨炮；由没有瞄准装置和火绳点火发展到有较完善的瞄准装置和击发装置；由单管发展到多管连发。管形火器逐步代替了炮和弩，开始了冷热兵器的替代。但是到了清代，火器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逐渐跌入低谷。从中国兵器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兵器杂而多样化的规律没有变。只是到了近代，出现了飞机，火器的多样化才呈现出立体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进一步丰富了《司马法》武器装备建设的理论。
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与古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体系的多样化，而不单纯是具体兵器的多样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今天装备战斗力的形成与古代已大相径庭。比如古代的主要兵器戈、矛、殳、戟、弓矢，除了战斗中需要配合外，每一件武器本身就能独当一面，形成战斗力。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战斗力的形成靠的是系统。从宏观上讲，陆海空三军是一个有机合成的宏大系统，从微观上讲，某一先进的兵器，它本身就是由先进的武器系统所构成。例如，有些高性能的战斗机，如果没有智能化的指挥系统，这样的装备就不能融入一体化的大系统中，也就谈不上战斗力的形成。与此同时，通过武器装备的引进，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拥有先进的武器，但在武器装备体系化方面，却不能与其配套，这样也难以形成战斗力。武器系统多样化发展的新特点，为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见物与侔，是谓两之
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司马法》提出了仿制、相称的思想。“见物与侔”中的物，指的是兵器，侔是等齐、仿制、赶上的意思；“是谓两之”中的两之，是互相保持力量平衡的意思。它要求如果发现了敌人的新兵器，就应该仿效制造，这样才能与敌保持力量平衡。这一思想，体现了武器装备发展中的辩证法。无论是当时的诸侯国也好，还是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好，装备落后就要通过仿制尽快赶上，这样才能达到与对方军事力量上的平衡。在这里，《司马法》把武器对战斗力的影响，已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冷兵器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不言而喻，现代信息化战争，武器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武器研制上的仿造、借鉴，是迅速缩短敌我差距的有效手段；武器装备发展中的技术平衡与军事力量是否相称息息相关。
在我国历史上，先进文化的中心在中原。但是，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的战争中，除了骑兵本具有的天然优势外，他们在武器制造方面，其水平并不亚于中原地区。他们如何在以游牧业为主，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条件下，在武器制造方面赶上、甚至超过汉民族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大量利用了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优秀的工匠，正是这些工匠，不仅传播了先进工艺，而且在仿制、创新上有突破。以西夏为例。西夏作为羌族的一支，汉朝以来，一直在今天的青海、甘肃、四川三省边界的山谷间过着游牧生活。元昊建立西夏时，才开始逐步完成向封建制的转化。他模仿了宋朝的制度，建立了一套封建体制。西夏文字也是模仿汉字创造的。在武器制造方面，虽然整体水平落后于北宋，但在某些技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在西夏的文思院，有大量从各族搜罗来的工匠，它冶炼制造中的冷锻硬化工艺，就是来自于吐蕃。公元１０４１年，宋朝陕西安抚判官田况在上书言边事时指出：“夏人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宋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二》）其法与唐吐蕃锻铁基本一致。它说明西夏已掌握了持续高温与冷锻硬化工艺，所以西夏的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剑”被太平老人《袖中锦》誉为“天下第一”。宋边帅沈括曾记载：“镇戎军有一铁甲，匮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孔，为钻孔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梦溪笔谈·卷十九》）显然这种“拿来主义”对加快西夏武器装备的步伐，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见物与侔，是谓两之”的仿制、等齐思想，是一种在武器装备发展中主张走捷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它在冷兵器时代，促进了各诸侯国、各民族武器制造的交流与发展，它对当代武器装备的发展，仍然有重大的指导价值。由于信息武器在多样化发展中，是以体系为目标的，这为等齐战略的实现增加了难度。要解决这一难题，只能在威胁最大的方向，通过重点倾斜去实现局部对称。这样才能走出困境。这也预示着未来武器的发展既面临着巨额经费开支的挑战，又面临着尖端人才的挑战。
只有制订科学合理的武器发展计划，才能取得好的安全效应。《司马法》关于武器装备的发展思想，不仅揭示了武器装备如何发展的途径和方法，而且把其上升到影响战争胜负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古代众多兵书中是不多见的。武器装备的多样化发展道路和等齐战略，不仅揭示了古代军事装备发展的规律，也对今天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有重要借鉴价值。今天，只有结合信息化建设的实际，在更高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武器装备，才能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抢夺新的战略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