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论文
相对于唐王朝这个“干”和“里”而言，它们就是所谓的“枝”与“外”.杜佑说：“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①。从这种华夷同源的认识出发，他是主张善待边疆民族的。他分析了从唐虞到唐开元年间历代王朝对待边疆民族的政策，指出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一味任用武力，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劳力扰人，结怨阶乱”,“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他还借用萧望之和宋璟对唐代边将邀功，妄言开边、侵刻边疆民族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对唐“地利耗，人力散”而吐蕃却重农耕、引远人的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忧虑。②杜佑在上唐德宗的《论西戎表》中提出了自己的策略：
臣静思远图，久计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昭宣圣德，择奉谊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赠，结以舅甥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明其斥候，不扰不侵。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虏。摧衡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③这个策略，一方面重视“强干”,即通过“择奉谊之臣”,“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等方式，不断增强防御能力，达成“以逸待劳，以高御下”的战略优势；另一方面则强调“弱枝”,即通过“存信”、“施惠”、“重其金玉之赠，结以舅甥之欢”等手段，对边疆民族进行“慰安”,使它们“不扰不侵”,弱化和消除它们对唐王朝军事安全的威胁。
当这种战略格局稳定之后，若具备成熟的条件（“天下无事，人安岁稔”），就可以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一举征服边疆民族，重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④。这种立足于防御的边疆策略，颇合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理，可以概括为“绥静蒸人”⑤“,持盈知足”⑥。
无论是唐朝廷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在杜佑看来，都必须以巩固与强化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即以“强干”和“重里”为重心，这是其战略思想的特点。
三、“兵术之要”:天、地、人
杜佑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很欣赏，认为其“得兵术之要也”⑦。其实，战争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讲究的也是如何处理和协调天、地、人的关系。《孙子兵法》将道、天、地、将、法等“五事”视为军事活动的核心因素，认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⑧，其实所论也不出天、地、人的范围。
孙子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杜佑的理解是：“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刚柔之制。”⑨也就是说，对于天时、天候，杜佑的基本态度是“顺”与“因”,重视在军事活动中顺天之自然，因势利导，为己方的军事活动创造有利的外在环境。
对于天，杜佑一方面反对采取神秘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原则。他批评一些“智能之士”有意宣扬天的神秘性，“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其教阵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变为龙蛇鸟兽”,指出这样的做法不过是“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⑩，是一种驾驭部众、威服人心的手段罢了。需要指明的是，杜佑所反对的，只是对天的神秘化行为，而不是天或天道本身。有些带有神秘性的“言天道”行为，“虽非兵家本事，所要资权谲以取胜”,可以为统帅提供决策依据或辅助军事行动，杜佑认为其有实用价值而加以肯定。比如，他认为“察气者，军之大要”,于是专设《风云气候杂占》条，叙述望气之术及其对于军事活动的意义。
在《假托安众》条中，他举出卜偃、田单、陈胜、吴广、曹操、李矩、谢艾、刘裕、梁庾域、王充等人为例，指出其“假托”的行为虽然带有神秘性，但却可以达到“安众”的效果，所以予以肯定。对于那些“言天道”的人才，杜佑认为应该在军中给他们一席之地，于是在《搜才》条中专门列入了“推步五行，瞻风云气候转式，多言天道，诡说阴阳者”①。
不过，由于这些带有神秘性的人才及其行为毕竟“非兵家本事”,杜佑对他们的肯定是谨慎而有限度的。比如，他虽然肯定了“军中巫祝”的作用，但又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不得与军人卜筮吉凶，为其误惑军士也”.他在介绍《李靖兵法》的教令时，特意保留了“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与其人往还言议，斩之”②之类的条目，也是为了说明对天道的谨慎态度。他把《风云气候杂占》置于《兵典》之末，并说“语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于末篇”③，其实已经明白表示天的地位是低于地和人的。这种定位，是杜佑天道观的出发点。
地是军事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孙子曰：“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其主题就是探讨如何认识和运用地形，利我而弊敌。杜佑非常重视地形的作用，认为“必须先觇敌国道路远近，水潦山川，溪谷险厄，城邑大小，沟渠深浅，蓄积多少，兵革之数，豪杰姓名，审而得之，用兵之要也”④。他还特别引用了孙子“地形者，兵之助”和李靖“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之说，来说明地形和地利的重要性。
那么，应当怎样去认识地形、争取地利呢？他的基本原则是“以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度”⑤。
首先，要深刻认识各种地形在军事上的利弊得失和进退取舍。杜佑介绍和探讨了在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所谓“九地”和通、挂、支、隘、险、远等所谓“六地”的用兵之法，《按地形知胜负》、《自战其地则败》、《据险隘》、《塞险则胜否则败》、《死地勿攻》、《总论地形》等条目，都是集中探讨如何争取地利之便以求胜的。他赞同李靖提出的“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的原则，认为“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⑥。
其次，要“审知地图”.在《行军下营审择其地》条中，杜佑引用管子之言说：“凡兵主者，必审知地图”,也就是要了解“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只有对这些地形情况“尽知”、“尽藏”,“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
再次，要重视向导。孙子说：“不用向导者，不得地利”.杜佑解释说：“不任彼乡人而导军者，则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他在《向导》条中专门引用《李靖兵法》，说明应当重视向导的选拔标准（“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和向导的侦察方式（“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却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于丛薄。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专智以度事机，注心而候气色，见水痕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并认为这是“用兵之要”⑧。如果“进师行军，不因向导”,就有可能“陷于危败，为敌所制”⑨。
杜佑还结合一些具体军事行动和战例来说明“明地利”的原则与方法。如他在《行军下营审择其地》和《下营斥候并防扞及分布阵》条中，对行军下营的地利原则进行了说明，即“必按地形势胜便处之”,“凡置营，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采，牧饮相近”,还提出了安营的基本方法，以及八种“不堪安营”的地形。⑩他在《先据要地及水草》条中，举赵奢、冯异、马援、郭淮、丁奉、赫连勃勃、贺楼子干等战例，说明先敌占据军事要地及水草，可得地利而取胜。 他甚至对如何辨识水源，如何隔山取水和越山度险，也有论述。
人是战争的核心要素，也是能动性最强的因素，“有生万物之最灵者也”.相对于神秘的天，杜佑更愿意相信人事的作用。在《推人事破灾异》条下，针对武王伐纣时出现的种种灾异天象，他借姜太公之口说：“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甚至指斥“枯草朽骨，安可知乎！” 这段话，明确否定了天对于军事活动的权威与支配地位，凸显了人事在军事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权德舆在为杜佑所作的墓志铭中也指出，杜佑“不徼福，不乞灵，物怪气焰，不接于心术，诚明坦荡，自得于天理。中正之外，无自入焉”①，说明杜佑是把重人事的原则贯注于自己的立身行事的。
人事之中，杜佑又特别重视将帅的作用。唐代将帅擅权、割据藩镇，使得干弱枝强、里轻外重。杜佑对此痛心疾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干弱枝、重里轻外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设想中，将帅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者，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那么，如何选将呢？孙子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标准，杜佑也在《兵序》中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中和”,二是“材器”.“中和”重道德与性情，“材器”重才能与器局。二者以“中和”为先，“材器”为后。杜佑似乎对将帅的道德与性情比较看重，因为要想实现强干弱枝的战略设想，将帅对朝廷的忠诚与顺从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未训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以专宰，利权一去，物情随之，噬脐之喻，不其然矣”③，所以，他以“中和”为先。在《敌十五形帅十过》条中，他从反面阐明了对将帅的要求：“勇而轻死（可暴），贪而好利（可遗），仁而不忍（可劳），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诳），廉洁而爱人（可侮），慢而心缓（可袭），刚毅自用（可诱），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④。杜佑是非常重视将帅的“材器”的，《兵典》用大量篇幅来探讨各种战术问题，其实考验的就是将帅对各种战术问题的判断和应用能力，其背后所潜藏的，就是“材器”问题。
将帅在军队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举凡军队的组织、管理和指挥，军官的培养、选拔和任免，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等等，都需要将帅的领导与指挥。在杜佑看来，“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⑤“.凡为将统戎，在知士之器局。”⑥将帅的主要职责是“训士”与“抚众”“.其训士也，但使闻鼓而进，闻金而止，坐作举措，左旋右抽，识旗帜指麾，习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抚众也，有吮痈之恩，投醪之均，挟纩之感，行令之必，斯可矣。此乃用无弱卒，战无坚敌，而况以直伐曲、以顺讨逆者乎！”⑦那么，如何“训士”与“抚众”呢？杜佑从军制、军政、赏罚、训练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列为专条，如《立军》、《法制》等论军队组织，《杂教令》等论军法，《守拒法》等论军队训练，《抚士》、《明赏罚》、《军无政令败》等论军队管理，等等。更多的关于战术问题的条目，是论军队指挥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杜佑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天、地、人作为“兵术之要”,杜佑以人为首，地次之，天居末位。这种排序，与《通典》以食货为其首一样，与其说是杜佑唯物主义思想的闪光，倒不如说是其实用主义的体现。
杜佑是一位政治家而非专门的兵家，所以他将兵刑置于教化之下，以教化为“理道之先”而以兵刑辅助之。由于他的旨趣是“将施有政”,所以他要重人事、切实用，从人事来安排天地秩序。由于他面临着藩镇割据、异族侵扰的现实，所以他要提出强干弱枝、重里轻外的战略思想。这一切，决定了杜佑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即实用主义。这一特点，或许也是《通典·兵典》独具特色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