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论文
在研究者看来，社会资本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教育对社会资本的产生、维持和消亡有着重要作用⑥；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被看作行动者教育经验的重要解释性因素⑦。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点，亦即社会资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行动者的教育经验，又如何能够解释行动者的教育经验。当然，此处的教育经验，主要指学校教育经验。
在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科尔曼较为强调社会闭合的作用。社会闭合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封闭，主要是指代际间的交流、家长间的交往，以及家长和学校的沟通情况。在他看来，当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与社区其他成年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充分、社会网络封闭性高时，子女就会得到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更有机会获得学业成功。社会闭合还可以再进一步分为父母参与和代际闭合，前者指涉家庭内部家长与子女的关系网络状况（包括监督和学习指导等），后者则指向家庭之外家长之间、家长与老师间的关系网络状况。
在研究者看来，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学生的学业有着重要影响。在其关于社会资本的经典论文中，科尔曼①指出，家庭背景至少能被分解成三个不同的部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由家庭财富和收入来衡量，人力资本由父母的教育来衡量。他指出其他两类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能否有效投资，并有助于孩子的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孩子与父母间关系网络联系性质的影响。假如子女与父母的联系不紧密或没有联系，那么父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孩子的教育而言则没有价值或作用有限（不能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子女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运用能够帮助孩子从他们父母身上获得人力资本。当然，以网络闭合的思路看来，子女的人力资本获得状况不仅与家长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关，还与他们和家长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有关。科尔曼将家庭中父母角色的缺位（例如单亲家庭）看作家庭中社会资本不足的结构性诱因，并坚信这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科尔曼肯定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坚信在传统家庭中生活的孩子比非传统家庭的孩子有更好的学业成就，因为现代社会让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耗费时间与精力在工作上，他们与孩子的互动就此减少。这些主张在后来者的研究中也能觅得回应，例如有研究发现，无论考分还是行为表现，美国传统家庭的孩子的表现要好于其他非传统家庭的孩子。②父母倘若离异，孩子的学业期望就会有所降低，并最终导致学校教育的效果不佳。传统家庭结构培养出的孩子通常能够顺利地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深造，而来自非传统家庭和兄弟姐妹数量多的家庭的孩子在中学表现出高辍学率。③研究者指出，兄弟姐妹数量众多，会导致父母精力分散，他们与某一子女互动必然减少，因而某一特定子女能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必然更少。当然，这一解释思路已经超出关系网络闭合的路数，强调的是关系网络链接的强弱属性---后来的研究对其也有颇多质疑。例如针对印尼多子女家庭的研究表明，子女间的关系网络可以作为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网络的有益补充，较多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本获得。④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描述和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路径。在后来的关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成就影响的研究中，基本可觅得科尔曼当初分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时所提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试图从家庭“结构”中寻找社会资本与子女教育成就间的联系⑤，另一条则主要考察“过程”要素---从家庭关系网络内部的互动程度及质量探究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的影响①。在前一条线索中，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结构指标，包括家庭中成年人的个数、他们之间的正式关系，兄弟姐妹的数量等。在后一条线索中，研究者常提及的过程性要素则包括互动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中的“结构要素”和“过程要素”均是子女学业成就的重要预测性指标。而且，尽管在不同文化中养育方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与教育结果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可以得到验证。②那么，社会资本到底如何导致了更好的学业成就呢？其发生机制如何？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思路。按照网络双方所连接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这些思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思路是家长通过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将他们的教育期望传递给孩子③，还可透过此类关系网络实现对孩子的监管④，实现对孩子学业的指导⑤，或将自己获得的关于学校的有用信息传递给子女⑥。父母（也包括其他成年人）对子女成长的关注和时间精力投入是儿童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经验研究发现，在父母参与的各种形式中，与孩子讨论学校相关事宜对孩子学业成绩提高的影响至为显着。父母与孩子互动越频繁，就越能够将教育期望传递给子女，进而起到鼓励孩子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作用。例如，古耶特⑦等人的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的父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而这些期望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憧憬。研究还表明，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网络的维持的确还为家长在课余时间指导孩子创造了机会。⑧此外，网络链接的维持还会有助于家长鼓励孩子多花时间在家庭作业上，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而课余时间对孩子的监督被认为与孩子学业成功密切相关。例如，穆勒和科博⑨的研究发现，课余时间监督得越少，孩子的学业表现就越差。当然，关于父母监督的作用，研究发现也并非总是一致，例如有研究指出，父母直接监督和指导孩子学习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有显着负效应。例如，佩娜和提图斯瑠指出父母与子女讨论问题对孩子能否考上大学有显着正效应，而监督孩子的行为却没有显着作用。对于这一发现，研究者却也指出，其不一定表明父母的监督没有功效，很有可能的原因是所谓的负向选择效应①---越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父母直接监督和指导学习的可能性越高---但这一假设还需要更深入的因果分析来检验。
第二种解释思路是家庭与学校间的网络连接有助于重要信息的流通。有研究者认为，家长与教师和辅导员的社会交流能够为学生带来有价值的制度资源和机会。②例如，家长通过与校方交流，能够获知孩子的学习内容，并且在必要时对学校行为进行干预。③通过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家长能够更加了解学校运行的方式，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从而提升孩子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④另一种解释思路关系到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科尔曼曾在研究中发现，天主教中学的辍学率仅为一般公立中学的1/3.这是因为天主教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更容易通过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高度闭合的网络所产生的规范和制裁能够有助于实现对孩子的社会监督。⑤科尔曼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后来很多研究者的认可。有学者通过研究证实，来自天主教学校的、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上的表现更佳，大学录取率也更高。⑥科尔曼声称，当社区内各个孩子的家长保持交流互动越频繁，他们的孩子就越有可能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他坚持认为这种封闭式的两代关系给家长提供了理解和执行社会规范的机会，这有助于孩子学业成功。这类关系网络也帮助实现家长间的信息交换，使得他们甚至能够照看别人的孩子。很多关注少数族裔人群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和韩裔在所生活的少数族裔社区推崇主流文化，追求学业上的优秀表现，这些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积极影响。⑦还有许多针对宗教参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素养、以及补习机构对移民人群的适应性和学校表现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⑧在教育获得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影响最大，多数经验研究都遵循“社会闭合”的研究进路展开。但近十多年来，布迪厄侧重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资本理论也逐渐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呈迅速增长态势。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为社会结构的代际复制提供了条件。因而在应用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解释行动者的教育体验时，研究者关注的也往往是社会资本的差异为何会带来不同阶层或种族人群学业获得情况的差异。不过，在操作层面，当定义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往往又回到科尔曼的传统，虽然在提出问题时使用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但其所应用的操作化变量仍然由科尔曼的定义发展而来。
三、如何应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教育经验：方法论与反思。
在教育研究领域，国外多数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以运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为主，探讨社会封闭对于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者较少在经验研究中应用布迪厄以社会网络资源为主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有研究多为质性研究，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也较少被运用到教育研究中。而国内则相反，大量研究引用林南的理论，但多集中在教育系统入学和毕业求职两端，未有深入到学生的教育过程中。
科尔曼的社会闭合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封闭，主要包括代际间的交流、家长间的交往，以及家长和学校的沟通情况。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将其操作化为父母指导功课、监督学习、与子女的交流讨论频次与强度等指标。科尔曼对代际闭合可用图1表示。代际闭合形成了一种支持性社群，父母、老师和儿童多方之间的闭合关系有利于各种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从而可以监督、鼓励和促进学生更加努力和更有效地学习。在研究中，研究者常常询问的是家长是否认识孩子朋友的家长以及数量；与老师的联系情况等。
社会网络资源的取向较少被应用到教育问题的研究中。不过，该取向的两种操作化路径值一提。其一是提名法。常用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最亲密的5个朋友的情况。其二是林南提出的定位法，主要关注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该方法相信不同职业类型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因此借助了解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成员的职业情况，判断该网络中所嵌入资源的多寡。
具体测量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定位法更受学者偏爱，具体测量则较多使用边燕杰提出的拜年网方法，还有胡荣①提出的“红白喜事网”方法。此外，职业声望指标和权力分数也常被用来测量社会资本。
国内有关社会资本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已经逐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证研究阶段。不过大多沿袭布迪厄和林南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中资源的这一理论脉络，以至于多数研究重在分析社会资本对教育机会以及毕业后求职的影响作用③，形成对于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重两头轻中间”现象，即关注社会资本对入学机会和教育结果运用的效应研究，而社会资本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影响机制仍然是一个“黑箱”.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系统内部的作用则相对被忽略，相关研究寥若星辰，与国外近数十年来的大量实证研究形成鲜明反差。在方法论层面，已有研究的如下问题值得深刻反思。第一，研究者在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时存在过度泛化的倾向。例如，郑洁④曾调查北京375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但在研究中，研究者并未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家庭或个人社会资本的情况，而是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指示其社会资本拥有量。第二，在不少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并不精确。例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自2003年开始，每隔两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在2005、2007和2009年，调查人员都询问了被访者的家庭社会关系。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又只区分了从“非常广泛”到“非常少”
5个等级①，似乎是测量了林南理论中的网络宽广度②，而未及其余。第三，大部分调查尽管名为定量研究，却都不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从近200到超过7000,跨度非常大，但多数研究样本量在300左右。这就导致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对现实有一个较可靠的认知。第四，部分研究囿于强关系-弱关系框架，而相对缺乏更为宏观的理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