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人格精神的内涵、养成和审思

　　一、周敦颐人格精神的内涵
　　
　　周敦颐的思想和文学著作是其人格精神的最好的诠释。他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和以“诚”为核心的道德思想展现了他的人格和追求。正是在他的人格精神与追求的指引下，才创作出奠定其理学基础的著作---《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同时，他著作中的思想也体现着他的人格精神。

　　（一）“爱曰仁，爱万物”的博爱众生的人格
　　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很难做到“爱曰仁，爱万物”的，也就不会拥有大爱无疆、博爱众生的人格精神。正是对于普通民众和自然万物的爱使周敦颐有了这种人格精神的感悟。

　　周敦颐在《通书·道六》中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他认为要做圣人，就要做到仁、义、中、正，去信守它们就会受到尊贵的待遇，顺利而行就有利，扩充其本然、立之其全体，就可以支配天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周敦颐认为圣人把中、正、仁、义确定为做人的最高准则，仁是其思想的核心。

　　他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并将孔子“仁”的思想加以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告诉人们在自己之外还有别人，而且把仁和爱联系起来称“爱曰仁”（《通书·诚几德第三》），并把仁爱的人格精神扩大到万物。他把自然生长万物和普通的民众看作是仁，他希望人们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和万物。他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第十一》）“故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通书·爱敬第十五》）这是周敦颐对“爱曰仁”做出的更深入的解释，这种“爱”和“仁”体现着他的大爱无疆、博爱众生的人格精神。梁绍辉在《周敦颐评传》中对这句话做了评价，“善无不学，而使众善，恶无不劝，不弃一人于恶，这便是仁而爱.”

　　周敦颐的这种大爱无疆、博爱众生的人格精神对中国古代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人格精神不仅是对儒家孔孟学派“仁者爱人”思想的继承，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张载对周敦颐“爱曰仁”的仁爱思想加以发扬，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二）“淡泊名利，泰然处之”的脱俗拔尘的人格
　　淡泊名利是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摆脱世俗的诱惑与困扰，实实在在地对待一切事物，豁达客观地看待生活。正是这种“淡泊名利，泰然处之”的豁达使周敦颐有了脱俗拔尘的人格精神。

　　周敦颐赞扬孔子的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通书·颜子第二十三》）他认为颜子就是这种淡泊名利、泰然处之的典范。“因颜子乐于道，所以能安贫，颜子志学学圣道，体到成德，其乐无穷，心胸广大，对于社会地位和生活的贫贱则泰然处之，不以为忧。”

　　正是对颜渊的赞赏，激励了周敦颐，他以颜渊为榜样，便有了“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通书·富贵第三十三》）的人格精神。所以他给了颜渊很高的赞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心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第二十三》）佛教主张明心见性，往归成佛之境，无欲无求；道教讲究炼形保真，向往羽化成仙，自然无为。周敦颐的思想受到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他的人格精神包含着儒、佛、道的风骨，形成了淡泊名利、脱俗拔尘的人格精神。蒲宗孟在《周敦颐墓碣铭》中这样描述他：“生平襟帕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诩。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中国古代历史的先贤们达到了这种人格精神境界，才有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才有了朱熹“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品节详明德性坚定”的随和；才有了郑燮“难得糊涂”的豁达……真正“淡泊名利”的人，皆能置个人得失于度外，视名利如粪土，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人格精神。他们深居山林，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蒲宗孟《周敦颐墓碣铭》）周敦颐在这种淡泊中明志，才能有高山仰止、天高云淡的人格精神。

　　（三）“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无私奉献的人格
　　在统治阶级权力斗争日趋激烈、吏治日渐腐败的社会大背景下，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唯利是图、寡廉少耻；于道德沦丧的官场中，始终坚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需要一种超脱的人格精神的支持。周敦颐就是在自己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始终以“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为支撑。

　　周敦颐在（《通书·诚下第二》）中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不仅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也要求人们克去己私，诚心诚意依礼而行，只要能做到这样，就是一个仁德之人。周敦颐在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时，闻知端州知府杜谘霸占端砚产地，据为己有，禁止老百姓采石为砚，人号杜万石。“先生恶其夺民之利，因为起请，凡仕于州者，买砚毋得过二枚，遂为著令。”可见周敦颐敢于打击贪赃枉法的地主官吏，尽心政事，为官清廉。

　　周敦颐很重视“公”,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最公正的圣人要对天下的人和事做到“公”.他在《通书·公明第二十一》中这样说“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者而能公于人也。”公与私是相对的，人们只有以公对己，不自私，才能以公对人对事，才能真正做到公。他也发扬了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他一生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以洗冤泽物为己任，淡泊名利，克己奉公，为当时学者所称道。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说他“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朱熹称赞他：“博学力行，闻道甚早，遇事刚果，有古人风。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自少信古好义，名节自砥砺，奉已甚约。”正是因为周敦颐这种“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人格精神，使其得到当时以及后人的赞许。

　　（四）“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遗世独立的人格
　　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犹如寒冬时节傲然开放的梅花，坚守着自己洁雅的操守，放弃了大红大紫的追逐；犹如悬崖峭壁上毅然挺立的青松，放弃了虚伪浮华的追求，坚守着自己平淡的品格。一颗遗世独立的心，可以感悟出世间的美好。

　　周敦颐在濂溪生活期间，曾作著名的文章《爱莲说》，此文精短且清雅脱俗，意境幽远，观其文如见其人，其中的经典名句“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依然在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在文中，周敦颐用莲花隐喻自己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贵品质，而实际生活中，他看惯了官场黑暗，提醒自己要在官场上保持高洁品格，就如同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他要做到独善其身，始终守着自己的一份志节，也暗示他鄙弃贪图富贵、追名逐利的世态风气，反衬出自己追求洁身自好的独立人格精神。

　　周敦颐特别尊崇孔子之德，认为孔子是依天道而行的君子，达到了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通书·孔子下》）他信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遗世独立，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对其志、其身的执着，而不是对官场腐败生活的趋炎附势。

　　二、周敦颐人格精神的养成
　　
　　（一）以“诚”为本
　　周敦颐在《通书》中以“诚”作为开篇，可见“诚”在周敦颐思想中具有核心意义。“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之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通书·诚上第一》）在他看来，诚实至善，源于世界的最初本原，是天地万物之本性，它就是圣人的根本，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基础，又是百行（孝悌、忠信）的源泉。周敦颐认为“诚”是宇宙的中心，是圣人之大本；“诚”是人的一种最高超、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人们在道德修养上一旦达到了“诚”,那就达到了至高至善的境界，实现了心灵的净化，变为最完善、最高尚的圣人。

　　在《中庸》中很多关于“诚”的说法：“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有关“诚”的说法，只是强调了诚的重要性，强调了做圣人的途径是“诚”,而周敦颐用“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作为万物本源的天道，认为这个天道正是“诚”的终极根源，把“诚”上升为至善的高度，人只有深刻了解了“诚”的内涵，才能使自己得到升华，才能成为圣人，达到“诚”的人生境界。

　　（二）以“圣人”为终极追求
　　周敦颐认为圣人的标准是“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第十一》）国家的领袖要修圣德，纯其心。心纯才能得到贤才的辅佐，有贤才的辅佐就能天下太平，要特别重视纯心和用贤。他还指出贤人的标准是能够致君为尧舜，使万民得其所安；发圣人之蕴，明圣人之道，教万世无穷。“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通书·顺化第十一》）他认为伊尹和颜渊就是圣人标准的体现，“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二过,三月不违仁。”（《通书·志学第十》）周敦颐要求人们学习“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能够如此做的就是大贤，超过了的就是圣人，达不到的也不失为有“令名”之士，正如他在《通书·志学第十》所说的：“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周敦颐在自己的为官生涯中也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据史料记载，庆历四年（1044），吏部使者以其为人才，荐为南安军司理参军。次年，“南安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无敢与相可否。先生独力争，不听，则置手板归，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尽管官小权微，但周敦颐并没有同流合污，趋炎附势，而是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一个死囚，敢于同“权利”据理力争，并以辞官相抗，充分体现了他依法断狱、大义凛然的君子气概和“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的圣人标准。

　　（三）以“养心之善”为途径
　　
　　怎样才能做到“诚”,达到“诚”的人生境界呢？周敦颐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想成为圣人，并且具有圣人的品性，必须经过学习和修养，经过继续不断为善而达到至高至善的境界。“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诚之者性也。”（《通书·诚上第一》）
　　
　　周敦颐强调圣贤不是天生的，是经过后天努力形成的，是通过“养心之善”而成为圣贤的。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之说。周敦颐认为，仅只有寡欲是不够的，必须“无欲”.只有“无欲”,才能“诚立、明通”.力求“明通”的心诚者就是“贤人”;达到“明通”的境界者就是“圣人”.他说：“孟子曰：养心莫大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欲；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心养心而至之。养心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养心亭说》）人禀阴阳之秀气以生，而具有可能促进万物化生之性。人如果能够养心之善，继续按照阴阳变化的法则，以仁义长养万物，对待万民，就可以养成善的德性和长养万物的才能，而成为圣贤。

　　三、对周敦颐人格精神的审思
　　
　　周敦颐的人格精神以及他人格精神的养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去审思。

　　从政治的角度，“周敦颐生当北宋统治阶级面临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而急需理论辩护并加紧推行三教融合以加强思想统治的年代，他在其宇宙图式论中以儒家思想融合佛道二教，提出宇宙本体及人的本性（诚）的寂然不动,是为了由此引出主静无欲的禁欲主义，为防止贪官污吏和豪强兼并势力纵欲败度,特别是为消弭人民的反抗意志提供精神武器。”

　　在北宋腐朽的封建政治统治下，从周敦颐的宇宙图式论以及“诚”“主静”“无欲”的思想，他以身作则的仕途生涯和“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政治主张，始终坚持廉洁自律、淡泊名利、不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的原则，反对官吏唯利是图、贪赃枉法的做法，值得我们审思。

　　从道德教育和哲学的角度，周敦颐一生都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认为道德是天地间至尊至贵的。他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通书·师友上第二十四》）他认为天地间至尊至贵的是道德，万物中难得者是人，人之所以难得是因为身有道德。周敦颐还强调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要求人们树立以道德为富贵的人生观。“道义者，身有之，且贵且尊。”（《通书·师友上第二十五》）他要求统治者把道德教化看作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要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和感化，使老百姓安分守己，以维持社会的安定。

　　从哲学角度，周敦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大家，把哲学融入到做官和实际生活中，把哲学作为指导人生的方向，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处世方法，他不但学术上力求对人的生活态度有指导意义，而且身体力行，立德、立功、立言，给世人做出了学习的榜样。“把哲学落实到感性生活中来，不空谈抽象的义理，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人生而学术。为学即是做人，做人即是学问。学问脱离人的生活，不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即使做得再好，也只是空学问，这是中国哲学经世致用优秀传统的日常生活表现。”他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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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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