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融合的意义与实现路径

　　在诠释“现代人应当过什么样的道德生活”时，单一的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都难以具有完满的解释力。道德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们的道德生活也总处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是对人们关于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形成的系统化、体系化观点的提炼与升华。只有实现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才能在深刻把握现代社会之上进行道德理论资源的优化与整合，设计出满足现代人需要的道德生活方案。会通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就是依据道德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通过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在共同应对现代社会的道德难题中相互补充、借鉴，实现道德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一致与和谐。

　　一

　　寻求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是建立在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理论相关与契合性之上，其背后的本体依据在于道德与社会的内在关联: 道德是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同时也为社会系统提供担保。道德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不是无根漂浮的“浮萍”，而是深深植根于一定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之中。现代性带来的崭新社会语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与价值效应成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走向融合的时代契机。具体地看，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的必要性在于:

　　( 一) 会通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是道德哲学时代化的需要

　　按照威廉姆斯的说法，伦理学的研究追问“苏格拉底问题”———即“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在当今时代“苏格拉底问题”的提问方式与解决方式都因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人”已经不再是如传统社会那样以整体形态出现，而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由社会角色而定，成为碎片化、原子化的个人。但人们“过”生活的方式依旧存在“要不要过”、“要怎么过”的质疑，以个体抑或共同体都成为需要商谈的公共论题。道德哲学的理论发展，要对“苏格拉底问题”进行时代化的解读，就必然涉及到对当下社会语境的勘察: 我们处于的现代性社会有哪些特征? 当下的社会处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要对道德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道德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背景进行揭示。不理解当下的社会背景及这一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存在状态，就无法认知人类生活的形态、无法合理追问“过什么样的生活”。“伦理思考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建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将拥有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

　　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风险性让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深刻体会社会背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性。在这样的时代中，人们还能不能过道德的生活? 应当过怎样的生活?

　　这些问题在当下复杂的社会境遇中尤为突出，社会的风险性与人类确定性的追求、个体主义的蔓延与道德共同体的向往成为困扰人们道德生活的深层张力。对“苏格拉底问题”的解决以及为现当代人们道德生活进行完满诠释与设计就需要寻求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

　　( 二) 会通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是道德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理解的需要

　　寻求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旨在解决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与道德问题。当代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代性社会的观察，对现代性社会形态、特征、发展阶段提供独特的阐释，以敏锐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诸如类似“失控的世界”、“晚期现代性”、“流动现代性”、“景观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等社会理论都彰显了对我们生活的现代性社会较为精准的解释力。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言，较为突出地体现为人们道德领域出现的迷茫、焦虑、冷漠、忧愁等。现代社会理论特别是现代性理论揭示的现代社会现象既是社会现象也是道德现象，社会理论与道德理论指向的现实问题指向具有同质性。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伦理问题: 社会问题呈现出精神性、价值性的道德属性，而道德问题又呈现出群体性、集体性的社会特征。道德理论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持，社会理论需要道德理论的补充。只有完满把握现代社会才能发展当代社会的道德理论。这就需要对时代的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等进行认知与把握，遗漏了对社会的认知就会造成对道德生活的误判。社会理论中需要揭示现代性的道德生活，关注道德生活在人类社会生活诸形态中的地位和价值，缺少了道德的维度，不能完成对社会问题准确的理论把握。社会问题的道德批判与道德问题的社会救赎将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引向会流，会通成为社会问题与伦理问题完满阐释的理论需要。

　　( 三) 会通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是克服现代性伦理危机的理论回应

　　当代道德哲学的基本主题都指向对现代性的道德危机的揭露与诊治。建立在启蒙理性之上的现代道德理论表现出对普遍性道德规则的迷恋，始终在为道德寻找普遍化的、确定不移的理性基础。一旦现代性将个人从传统整体性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道德领域充满着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之后的无休止且不可公度的道德纷争。道德领域呈现支离破碎的景观: 道德或是成为个体情感的表达，或是流于相对主义、xuwuzhuyi，我们使用的道德话语也不过是继承下来的“支离破碎”的道德传统中引发无休止纷争的“残篇断简”，“极大地( 如果不是完全地) 丧失了我们对于道德的把握力”。

　　吊诡的是，不同的道德理论持有者均可以寻找到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支撑自己的观点，但彼此之间却互不相容、充满对立。现代性道德“既缺乏完整的人格认同( 常常遗忘心性的内在目的或个人美德) ，也缺乏完整的社会认同( 常常忘记他人') ，亦缺乏真正普遍的生命认同( 常常忘记人类以外的存在者) ”。现代性伦理危机的根本表现在于道德领域一致性的消解。在褪去了神圣的上帝光环之后，道德背后的依据究竟何在? 人们或是指向理性化的规则，或是立足效益最大化的善。功利主义道德观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社会功利之上，道德成为冷血的利益算计、意义解构。康德义务论用普遍化的准则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康德试图证明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天性让我们能够找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不遵守这种理性的准则就等于自我放逐”，但这样却也使道德变成冷冰冰的教条与冷血的说教。

　　事实上，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每个人都不是单个的抽象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启蒙以来的个体都将其视为“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在道德领域寻求“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种思维未能意识到道德就其本质是“社会的产物”，而钩织丰富多彩道德生活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对于社会条件的忽视，个人才使得自我变成了抽象的自我，情感主义盛行，道德成为个人情感判断的自我表达。近代以来的道德纷争根源于个人成为道德价值的主体，而每个人在社会背景、成长历程、个体秉性、趣味、需求上都充满了差异性。对人的理解就应当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情境，在复杂、鲜活的社会关系中呈现人的本质与意义。特别是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不同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与异质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人们对道德应“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寻求道德理论在社会活动中“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的理论。

　　二

　　理论会通是建立在不同理论之间但却存在内在一致性基础上的融合。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对两者之间的会通提出必要性，而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融贯与一致性又使得两者之间的会通成为可能。

　　社会之于道德的背景性意义是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内在融通性的第一个体现。社会理论是对社会进行时代性把握形成的理论观念。“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 the social) 的性质的总体上的关注。”“社会理论汇集了尝试理解、解释和说明社会现象的各种视角，纷繁复杂。”

　　人们的道德生活必定依赖一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条件，社会为道德提供背景、基础。麦金泰尔说过，“任何一种道德哲学都特别地以某种社会学为前提”，人们道德生活的社会背景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的事实前提。恩格斯也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鲜活的社会现实为人们的道德哲学研究、道德理论提供基本的问题意识。我们的道德生活需要理论指导，但这并不是凭臆想设计理论“裁剪”现实或“绑架”我们现实的道德生活。只有准确地把握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特征，找准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才能够形成满足人们需要的道德理论，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

　　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会通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道德的社会性。道德不是独立在社会生活之外，而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道德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概念不仅体现于社会生活方式中，而且部分构成社会生活方式。我们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识别道德概念上的差异。”

　　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与伦理角色是不分的，伦理角色依赖社会地位加以界定。

　　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个人被释放出来，成为单子式、漂泊的社会个体。这样，道德与社会之间深层关联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紧张。在启蒙理性的普遍化追求下，人们试图设计永恒不变的、理性化的道德规则。这种脱离了社会背景、社会条件作出的道德认知曾一度受到恩格斯的批判。针对杜林抽象、虚幻的道德观，恩格斯说，“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的，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的利益。”

　　马克思经典作家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社会历史性与阶级性。“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所依据的实际的阶级关系中———即从生产与交换的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论述道德哲学的任务时，也指出道德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联，“是描述和理解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而要理解这些就意味着理解他们的风格、法律和制度的目的论的需要”。社会学家涂尔干试图也从社会结构中揭示道德事实: “描述它们，区分它们，同时也能够找到解释它们的规律。”“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道德的形成、转化和维持都应该归于人类经验之源。”“只有条件改变了，道德才能随之改变，并且只能在特定的可能范围改变，这是确切无疑的。”

　　从根本意义上说，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内在融通性深层地在于人是社会性与道德性的双重存在。道德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产物，而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本质。

　　马克思曾说过: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是社会性的，总是要与他人发生着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社会性意味着个人不能够脱离他人而单纯存在，而是总与他人发生联系。“事实上，我们远胜于其他动物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拥有非凡的社会技能，包括教育、学习能力、同情和感情流露，以及文化与制度的缔造、复杂社会精神结构的架构。”“当我们的交流网络足够完备时，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自我。”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鲍曼认为，社会学立足人需要不断面对他者、与人相处的事实，“社会学的理解并不只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如何与别人相维系”。在与他人的相处之中，进行信息交换、情感交流以及社会交往，发现自我、提升自我，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统一，实现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个人自由”。

　　道德性是人的社会性的进一步确证，它使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更为明确。人之为人正是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体现出道德化的交往方式，体现出人异禽兽的区别。中国文化对人的界定就是将道德作为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的标志。对人的理解与是否具备仁的品质是相通的，所谓“仁者，人也”。一个人要成为人必须具备仁的品质，这是从伦理层面对人做出的规定。而“仁”本身又是从“二人”中加以揭示的，仁意味着“两个人”，表达出人的社会关系性，也就说人是道德动物。

　　人是道德性的社会动物。鲍曼指出，“我们注定是或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存在”，“道德存在，并不表明人在根本上是善的”，而是说“我们最初不可避免地与他者相遇时已经面对着善与恶的选择”。麦金太尔在《理性的依赖动物》中宣称人是依赖性的动物，相互需要的本性是人类道德特别是美德的根源，是社会合作之所以可能的保证。一个没有了道德持存、只有利益争斗的社会将会是霍布斯笔下的“人对人是狼”的状态。道德为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保证，成为社会团结重要的精神纽带，没有了道德所钩织的集体精神，社会将沦为分崩离析的碎片。可见，“在生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共同的伦理思想、价值原则、行为规范、评价准则等等，道德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内在力量: 为角色、地位、利益等等所分化的社会成员，常常是在共同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影响与制约下，才以一种不同于紧张、排斥、对峙等方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

　　人的道德性本质上意味着道德构成人的存在方式，是通达幸福的重要途径与实现至善的条件。“道德本身是人性的内在构成部分，它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主体精神结构和无限向上的价值取向，是人类道德或个人美德的理想所在。”

　　道德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道德的方式存在，道德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好人，成就社会生活，成就好的社会生活。

　　事实上，在现代学科融合与知识联姻条件下，会通成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理论发展的必然延伸。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已经逐渐由分化、对立走向理论融合，相互之间实现协同、共治，以全面地解释现代社会现象以及完满地解决复杂现代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需要系统化的社会理论，进行包容性、系统性的解释。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已经打破了专业化的局面，甚至连原先承担社会研究任务的社会学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技术、媒介、全球化、环境问题、核战争等全球性问题的迸发，以及人类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已经需要统摄性的社会理论加以阐释。“道德哲学当然要把它的道德力量显示作体现了社会内容，而且，如果我们不去详尽地体现出它的社会体现是什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道德哲学主张。”

　　引入社会理论让道德理论更加完满，赋予解读道德理论以更加饱满的内涵与解读视角，更加完整地解决人们的道德生活。道德理论应当密切结合社会，必然将那些对当代社会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纳入到道德理论中。

　　同时，社会理论呈现出关照人们的精神与思想生活的批判性取向。社会学或社会理论也逐渐一改以往描述性的研究，社会学应当体现出批判性的特征。“作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社会学不把任何社会世界看作既定的事物，而是提出如下问题: 什么样的社会变迁才是可行的和值得追求的? 我们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这种目标。”

　　道德理论需要与社会理论、特别是前沿的社会理论对话，因为这些社会理论能够以其“社会学想象力”、“反思性”有效刻画出这个时代人们的道德生活状况。对于道德以及道德理论来说，“它们是对一个特定社会———这个社会本身就把一种道德哲学结合进了其独特的活动和实践模式之中———内的行为方式的一种透视”。特别是在全球性时代，随着社会空间的凝聚、社会交往的扩大，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紧密度更是为完满地揭示道德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多样性提供依据，人类的道德认知与理解必然借助于社会加以阐释。

　　三

　　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立足道德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现代性社会条件下人们的道德生活方案。“会通”之“会”表现出不同理论因其现实主题联姻的必要性，而会通之“通”是不同理论在视域、理论特质、方法论等基础上融合的可能性。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需要把握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的立足点、立场、核心议题等具体路径。

　　( 一) 以唯物史观作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的分析思路

　　唯物史观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就需要我们将道德认知与道德评价的基本方法论引向马克思。马克思的道德哲学立足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坚持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相统一，并以科学批判为基础，借助于唯物史观方法论在实践之上实现道德批判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罗尔斯在向学生推荐马克思时说: “我选择马克思，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而了解他的思想很有意义。”

　　马克思反对抽象的、非历史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的。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社会生活基础发生变化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形势变化了，道德观念也就发生变化了。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通过消除产生不道德的社会根源来遏制不道德现象的产生。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为其道德学说奠定科学立场，“要理解马克思的道德哲学，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自由个体、正义社会和美好生活等道德范畴，就不能只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这些问题的道德哲学讨论，而必须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理解其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征和一般规律的设想。”

　　在时下人们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唯物史观并未真正地体现与贯彻出来，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道德理解与判断的社会实践性。不应当经验化、情绪化地认识当前的道德现状，在对道德认知与道德判断时，意识到道德现象的历史阶段性，道德问题形成的社会根源，密切地联系转型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充分的社会认知的情况下展开道德认知，在道德判断中注入社会历史内涵。

　　( 二) 以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为中心

　　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对接、理论会通要建立在问题研究之上，两者之间联通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存在的道德问题。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社会现实是道德理论“应有的前提和基础”。学术史上，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这方面的典范，围绕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展开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理论之间的会通需要通过具体的现实问题作为中介，正是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道德问题成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共商、协同诊治的必要。当代中国现代性发育过程是一个急促且强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进程，诸如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社会心态浮躁、道德焦虑、生态危机、大气污染、官员腐败、道德冷漠、亲情冷落等影响社会和谐与良序发展。如果说在 2000 年左右，以万俊人先生为代表的国内关于现代性伦理的研究是在中国社会现代性发育刚刚起步情况下，伦理学人对中国社会发展态势做出的自觉的伦理警醒的话，那么，当下对道德哲学展开现代性研究则是在经过了 30多年中国社会现代性发育，现代社会样态初具规模以及现代性问题初见端倪的情况下，应当做出的深度揭示与伦理救赎。

　　( 三) 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的终极议题是建构伦理共同体
　　
　　作为道德哲学的研究取向，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旨在解答现代性条件下人们的道德生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本答案指向伦理共同体的建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从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个体自主性与自由解放颠覆了传统的价值系统，瓦解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联接纽带。以原子化个体为单位以及契约为社会团结纽带，现代性引发“社会的分裂”( 霍耐特) 以至于伦理学人发出“我们能不能在一起”的追问。以共同体的方式矫正与反驳现代性对人造成的异化成为伦理救赎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将未来的社会形态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人获得自身本质实现全面发展的阶段。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提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自由人的共同体是社会整合的状态，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和理想形态，也是消弭个人之间的隔阂、消除社会关系的疏离与异化的伦理救赎。伦理共同体的建构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伦理共同体建构是对现代性道德问题的有效救赎，也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生活所要追求的理想形态，更成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协力探索的理论议题。

　　( 四) 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需要关注道德参与研究

　　伦理学以人类道德生活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鲜活的人类道德实践是伦理学研究的源泉。

　　伦理学需要注重对人类多样化的道德实践研究。道德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用善恶正义等道德观念评判的一切行为活动，包括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道德教育、道德教养等。道德参与是现代社会道德实践亟待发育的新形式，是一项参与道德生活、践行道德原则、展现道德品格的实践活动过程。现代社会日渐出现公共化的社会结构领域，道德参与有助于在公共空间绽放道德人的属性，体现出人的道德品质，发挥道德的社会价值。道德参与可以有效地防止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以及道德冷漠的出现，消除个体化的个人与集体善之间的矛盾与内在紧张。“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与人的本性不相符合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旨趣。”

　　道德参与是马克思道德实践观的重要体现，是以道德的方式“改变世界”的体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合作，能够构筑有效的互助、互惠的社会合作体系。

　　参考文献:

　　［1］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11．
　　［2］麦金太尔． 追寻美德［M］．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3．
　　［3］万俊人．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