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孝道文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 70 种说法,其中被使用最广泛的是“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

　　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

　　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着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

　　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主要精神,是不以权谋私、赏罚分明、用人唯贤,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儿子孝道品行的严格要求。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祥(公元185~269 年),西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字休徵。

　　汉末,他隐居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 余年;后任温县令,累迁大司农、司空、太尉;至晋代魏,官至太保。就是这样一个大官,却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大孝子。“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的就是他。王览(公元 206~278 年),字玄通。《晋书·王祥传》称他“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 85 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着遗令训子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着名的“五德”。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着名士族,涌现出很多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清朝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 246 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

　　孝道文化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着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现呢?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及所撰。孔 及虽然受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着作《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着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言,“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司马光在《家范》中则说,“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指婆婆)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颜氏家训》中的“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威严”与“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

　　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挽狂澜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