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疫伦理学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积极功能

　　当代灾疫，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人为灾祸。《灾疫伦理学： 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 人民出版社2012 年2 月出版） 一书就是探讨面对频发的灾疫之难，而展开对人类行动的检讨，探索如何通过防治灾疫来重建生境、重建文明的道路。《灾疫伦理学： 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 以下简称《灾疫伦理学》） 一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创了灾疫伦理学新学科： 首先从整体上构建起灾疫伦理学的学科认知和最初蓝图，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索当代灾疫防治的社会伦理方案和实施操作方法。《灾疫伦理学》将学科基础理论构建与防治实践战略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种融理论与实践的运思能力，既体现了作者对灾疫防治问题的历史背景与前景的深刻把握，更表现了作者对灾疫伦理学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积极功能的深邃理解，这种深邃理解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新认识灾---重新认识人类活动和文明方式，由此而开辟出人类的自我存在的反思之路； 二是对生态文明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即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生境化，生态文明即生境文明； 三是以此为路标，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防治灾疫、重建生境为基本进路，以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社会方式。
　　
　　一
　　
　　灾疫，就是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简称。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海啸、高寒、酷热等自然现象，流行性疾病不仅仅指瘟疫，还包括各种突发性人畜流行疾病的广泛传播。当今这些灾疫现象造成了社会财产的巨大损失，直接威胁到地球的生命安全，并逐渐开始全球化。乌尔里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主义的曲解： 应对全球化》一书中具体提出“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概念，他写道： “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要。”①乌尔里希·贝克把生态危机全球化归结为三种表现形态，它们分别是： “人类因为获取财富引发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技术工业的危机（ 诸如臭氧空洞、温室效应、还有无法预见、无法估量的基因工程及移植医学的后果） ”、“在生产以及区域性或全球性范围内使用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及核动力的危机。”

　　②这三种危机表现形态即体现出当代灾疫的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当代社会风险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是灾疫之难的全球性爆发和日常生活化持续，它将其它一切风险因素都联系起来而构成一个风险无所不在的世界。”

　　③基于此，《灾疫伦理学》提出“灾疫人为论”的基本理念。“灾疫人为论理念，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拷问而提出的，即原本作为自然现象的灾疫失律了。灾疫是天行有常的体现，灾疫失律，是人力参与改变自然规律的体现，论证和确立灾疫人为论这一认知理念，须学会改变原有的自然主义灾疫观，学会面对一个残酷的存在事实： 即在当代社会，任何形式的灾疫之难，都与人类的作为有关，都不同程度地融进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强力意志，都是人类对自然的强力征服和改造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层层累积产生突变的体现。”

　　④人类活动过度作用于自然界，从而导致灾疫失律，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历层层累积的过程。《灾疫伦理学》引用史学家顾颉刚的“层累”说，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灾疫之难，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投放给自然，再经由自然的层层积累，最后突破极限，释放出来，便成为灾疫。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度越大，时间越长，累积的就越深厚，爆发出来的灾疫就越大，并且其灾疫的频度和强度也越大，破坏程度越严重。由“层累”说的研究原理，我们可以审视灾疫的演变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自然灾害和瘟疫，大多是自然运行的体现； 工业革命之后的灾害和瘟疫，却大多是人为干扰的因素。

　　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灾害和瘟疫现象都呈现上升的趋势，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增多，城市化发展加剧，雾霾天气增多，SARS 和禽流感病毒广泛传播。以气候为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简称 IPCC） 于 2007 年发表第四份评估报告，报告中认为全球气温上升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这种可能性超过 90%.报告还指出，自从 1750 年以来，全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就有显著上升，已经超过工业革命之前数十万年间的水平，而二氧化碳也达到了 65 万年来的最高点。灾疫频发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 “人并没有按照物性对待物，而是企图按照人性对待物。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道主义对物的遗忘'.”⑤
　　
　　二
　　
　　灾疫的生成和爆发主要是人为的因素，这是人类的行为事实，或者是社会事实，由此自然引起我们的价值判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即是“是”与“应当”的关系，这里就存在伦理性问题。“灾疫伦理，就是灾疫生成、爆发及其救治过程中所蕴含或体现出来的伦理意向、伦理问题、伦理思想、伦理目标、伦理取向、伦理原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等； 灾疫伦理学，就是对灾疫伦理诸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科学。”⑥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精神探索是很重要的，精神探索最终要形成相应的理论，这些理论既应该有形上的思辨理论，又应该有形下的实践理论，或者是二者综合有之，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一切精神探索和理论建构，都源于人的当下存在困境。人类的当下存在困境---即由灾疫而网络起来的高危风险状况---既是历史的敞开状态与现实生变的体现，更显示自身的未来朝向。”①灾疫伦理学的诞生即体现了当下人类的存在困境及努力寻求人类未来的生存之路的一种理性探索。

　　那么，灾疫伦理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呢？ 《灾疫伦理学》书中认为灾疫伦理学是一门“新型人文科学”,也是一门“综合性应用人文科学”.作者对“新”、“综合”、“人文”等概念做出解读。对灾疫进行关注并纳入伦理学的研究，这既是“新”也是“综合”,同时，在研究视角、理念、认知和方法上也突出“新”和“综合”的特点。《灾疫伦理学》提出整体性研究视域和生态化综合方法。当今的灾疫本身蕴含着一种整体性的倾向。地震、海啸、洪水、高温等自然灾害的频繁爆发不仅与地质结构相关，更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关。“地球是一个整体，地质结构也是一个整体，自然环境生态同样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任何局部变化，尤其是超越其自身限度的变化或破坏，都将引发它本身的失律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畸变。”②由此，灾疫伦理学在整体性研究中必须统合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社会学、法学、公共政策、管理科学、生态科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视野，形成学科多元整合的整体研究视域。统合这些学科的学科知识和学科精神，灾疫伦理学将统合视域落实在“以人、生命、事物为微观尺度和以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为宏观尺度的世界，始终是以整体方式而运动，并以整体方式而生变。这种整体性决定了人类改造地球状貌、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自然、地球最终也要反过来改变人类的存在状貌和生存环境。”③在人类和自然相互影响与改变中认识到宇宙世界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关联性是指任何生命、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与其他生命、事物发生着关联； 互动性则展开为生命、事物、自然宇宙之间的共在互存性和共生互生性。

　　在整体性视野中蕴含着新的方法，即生态化综合方法。“它是指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世界和生命、看待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生存的思维视野、思想境界、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④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自然、生命、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们始终处于未完成、待完成的状态； 在认知上，也应该遵循从整体到具体和从整体到整体的生态逻辑。概括地讲，“生态逻辑是以动态生成的生态场为基础，敞开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变逻辑。”“人、生命、事物都是世界性存在者，这种整体论思想构成了生态逻辑的思维---认知基础； 个体与个体、整体与整体之间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生态逻辑的思维---认知本质。在这一思维---认知本质规定下，整体指向个体和个体指向整体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共生互生关系。”

　　⑤灾疫伦理学在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指引下强调一种非定域论观念，非定域论观念“提醒人应该始终把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一切生命，都看成是未完成的，因而它们永不可能有给定的稳定性，也没有一个完全独立、静止的充足状态，它们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共生互生的生变进程之中。”

　　⑥《灾疫伦理学》还是一门人文科学。虽然灾疫伦理学是以灾疫为研究对象，力求解决的是如何有效防治灾疫； 但它不仅仅只是对灾疫的关注，它所要解决的是人如何健康、安全地生存的问题。灾疫伦理学“得以创建的真实动力以及所追求达到的目的，是社会的存在安全和人的生存健康与幸福，因而，人才是灾疫伦理学的主题。”

　　⑦以“人”为主题，是因为灾疫的生成和频繁爆发与人为干扰紧密相关，而人本身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人与生命世界相连，人与自然宇宙想通，人与过去和未来相依相生，人与群体或他者须臾不得分离； 还体现在人的世界性存在，以及人生存的历史与现实，使得灾疫伦理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古典意义的，也是当代意义的，更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由此，灾疫伦理学的人文特质，既呈现为它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为人类在新的存在条件下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以及人与生命世界相协调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①
　　
　　三
　　
　　灾疫伦理学最终目标是要为人与自然相协调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因此，《灾疫伦理学》从灾疫防治、生境重建以及具体行动方案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和研究。

　　《灾疫伦理学》第 2 篇用了 4 章来阐述灾疫防治的目标、公理和原则。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类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最后消解了环境的自生能力，使之朝着死境的方向蜕变。因而，恢复环境的生境能力和生态活力，需要人类的共同努力。灾疫防治的双重目标即是在全新制度框架下重建生境，并且在重建的进程中创建生态文明。“从根本上说，重建家园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政治问题。全球范围内每个自然人、每家公司、每个企业、每个政治家、每个政府及其运行机构，都必须为日益死境化的环境担负责任。……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环境的死境化方向，重建我们生存所需要的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地球生态家园，需要全人类的努力，更需要重建一种达成共识的国际平台，这是重建地球生态家园的真正开始。”②生境化的方向就是沿着生态文明的设想和描述进行，“生态文明既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内在自我等协调生存的文明形态，亦是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文明形态。”③“概括起来说，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生境，生态文明就是生境主义文明。”④要重建生境主义文明，就必须重新考量我们遵循的伦理公理，《灾疫伦理学》认为灾疫防治应遵循的伦理公理是自由。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人们对“自由”这个概念很敏感，这就需要抛开狭隘的政治思维模式来看“自由”和“自由主义”,“自由是一种存在事实； 自由主义却是一种认知论，一种世界观，一种价值诉求。所以前者属于自然，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自然； 后者属于思想，属于我们认知所及的内容。”⑤从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角度来审视，人与其他所有生命，都是自然宇宙中的一员，应该平等配享其自由。然而，人类却习惯将自己置于所有生命之上，片面张扬自己的自由。“当代灾疫的生成，就是这种片面的人类自由行动累积的负面结果。因而，要有效地展开灾疫防治、重建生境与家园、创建生态文明，就必须以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自由为伦理原理。”⑥自由原理是建立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的，因此，灾疫防治应遵守的道德体系里，以生命存在为关注起点就成为灾疫防治的道德原则。“惟生命原则中的生命所指涉的范围，不仅仅指人的生命，同时也指人之外的其它生命形式。”⑦所以，灾疫防治的道德原则应该是平等、公正、安全和健康，这是生命存在的本来形态。

　　重建生境文明，不能仅停留于目标、公理、原则的论证，还需要实践行动方案的研究，《灾疫伦理学》第16 章专门讨论了灾疫生境伦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灾疫生境伦理的实践原则和实践行动方案。

　　灾疫生境伦理提出“人与人调”、“持续再生”、“群己权界”等实践原则。“人与人调”是指人应该遵循生、利、爱之间对立统一的原理，保证需求而全面克制欲求，实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限度生存。人与他人的限度生存，人与社会的限度生存，人与自然的限度生存遵循的就是一种持续再生伦理原则，持续再生伦理原则保证了社会各领域以及宇宙资源的持续利用、开发和再生。要实现资源的持续再生，就要求人类必须以全面公正为根本规范，即人类社会的代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和代际限度生存公正原则。人与人调的伦理认知原则和持续再生的价值导向原则归根究底是在平衡利益问题，平衡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利益，这种平衡就是遵循了“群己权界”的原则，利益的边界就是群与己的边界。依据群己权界伦理原则，人在社会中，社会、他人是群，人是己； 在自然中，自然是群，人类是己。社会中的公共权力必须以公民个人的平等权利为绝对边界和限度，这样才能防范权力的野性张扬。而自然中，人类必须在自然面前限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充分维护和保障自然的权利。

　　当代，既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也充满了全球生态危机，更呈现出社会转型发展或走向毁灭的可能性。当代，将人类推向了存在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灾疫伦理学》为我们指出了如何避免毁灭而走向社会转型发展的方向，并构建起一块路标： 这就是只有生境主义道路，才是生态文明的正确道路； 并且惟有将展开社会整体动员防治灾疫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探索出光明人类前景的生境主义道路。这，才是《灾疫伦理学》的真诚期待，也是《灾疫伦理学》的努力目标，更是《灾疫伦理学》的卓越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