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青年女性群体社会性别意识与自我效能感

　　在人口流动大潮的影响下，客家人由被动迁移转向主动迁移。人口的迁移、流动形成了对客家文化所建构的社会生态系统的颠覆，重构了客家地区的性别文化，从而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与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性别具有二重属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指由生理特征决定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社会性别则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文化模式决定的。社会性别意识（gender consciousness）指对社会性别关系的自觉认识。"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形成的".[1]

　　从而影响着人们对两性社会性别定位的观点和看法。社会性别观念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第二类是反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第三类是具有平等意识的社会性别观念。这种观念在社会制度（包括文化观念、资源分配、经济和政治体制等）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了传递和巩固。[2]

　　社会性别意识对女性人才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桎梏作用。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他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3]

　　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抗挫折能力，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反应模式。

　　（二）研究设计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和网上调查方法，从文化层面、性别文化考量客家文化对于女性行为的约束及女性发展的状况。对闽西地区主要客家居住地永定、长汀、上杭等地各县、乡村 20-40 岁的客家青年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89 份，有效卷 270 份，有效回收率 90%.这其中有包含客家人和客家媳妇（非客家人但嫁到客家人的家庭中）两种身份。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对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的测量采用家务劳动分工、家庭事务决策、对男女两性能力的评估、两性家庭分工、事业与家庭发生冲突时的选择等测量指标，将其分为具体细项和态度量表两种方式制定调查表；自我效能感沿用德国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 RalfSchwarzer 教授和他的同事于 1981 年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icacyScale,GSES），涉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二、客家青年女性群体社会性别意识状况

　　（一）客家文化生态系统对女性行为的约束 客家女性的特质与客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男外出，女留家"是客家地区传统的家庭模式，于是种田、纺织等事务基本上全是妇女的事。客家妇女是家庭重心，生产能手，客家妇女勤劳、节俭、能持家。对客家妇女的赞誉见诸于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中，然而，客家妇女勤劳，能够独立生活，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实际上，他们也难于摆脱时代的局限。如婚姻没有自主权，旧时礼教的不公，使客家妇女乐趣尽被扼杀。[4]（P15）客家妇女在劳动上与男人平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带来社会上、婚姻上、甚至家庭生活上的男女平等。女持家、男当家。妇女肩负着操持家务的重担，只限于"勤俭"二事，而"家政大权",却掌握在男子手中，男子说了才算数。[5]（P382）客家妇女基本上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客家人对祖宗非常崇敬，但作为无私为家庭劳作的客家己婚妇女在还未成为婆婆之前却是无权参加家族祭祀的，实际上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极不稳定的。[6]（P392）从已有的研究可知，客家文化约束着客家女性的权力话语权，约束着女性的心理欲求和个性解放。

　　（二）当前客家青年女性社会性别意识 女性思潮的传播与植根，颠覆了传统客家的性别文化，重构了社会生态系统，影响着客家青年女性的地位与性别意识及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评价女性地位一般是指两性的相对地位，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对男子说来，在一定范围内（家庭、社区等）妇女具有多少威信、权威；二是相对男子说来，妇女拥有多少权力去做她们想做的事情；三是社会认为女性相对男性有多重要的价值".[7]（P158）为科学测量女性的社会地位，本文以家务劳动分工、家庭事务决策、对男女两性能力的评估、两性家庭分工、事业与家庭发生冲突等指标测量女性的社会对位与社会性别意识的差异。

　　1. 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 在家庭中，辈分关系及性别权威关系是家庭分工的主导因素。"男主外，女主内"是客家地区传统的分工，家庭中男性成员拥有的支配权超越女性，由此而成了男女两性在家庭事物中的权力资源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家务分工上较为明显。客家男子外出，家庭担子由女子一肩承当，妇女成为家庭内外一把手。客家妇女在操持家务、生产劳动方面是个能手。客家男子基本上是不干家务活的，家中扫地洗衣做饭、带小孩服侍老人、饲养禽畜，几乎都是由女人完成的，即便是田地间的劳作，女人也是主要劳力，甚至背着小孩挥着锄头在田间劳动也是常见情景。男子在家虽然也和其妻子一起处理一些事务，但他们大都很少管家务，只是周旋于社会交往之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总体观念上男女逐渐趋于平等。

　　但这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抽象概念层面的平等，而在现实社会运行中，在具体的人事操作过程中，很多家庭依旧以传统的性别角色要求女性，而很多女性也依然难以摆脱传统的女性角色期待。

　　从表 1 可知，尽管男性也开始承担家务，但妻子做得多家庭的比例仍然占半数。纯粹由妻子一个人做家务的在 36 至 40 岁间组合的家庭中比其他年龄段组合的家庭的比例要更高一些，达到 30.33.值得关注的是所提供的帮助也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而发生变化。

　　2.女性在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 家庭是一个系统，而夫妻间的权力结构则是家庭大系统中的次系统，夫妻间的权力界限过紧、过于僵化则会影响到和阻碍青年女性的自主性发展和对问题的主宰能力。从表 2 可知，客家女性在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性。处于新婚期的家庭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更注重夫妻共同商量，比例高达 80.84%.随着家庭结构的复杂化和家庭成员的增多以及所接受的社会文化教育的不同，同一时期的处于学龄期或青少年期的家庭在决策上仍强调夫妻共同商量，但丈夫的决定权的比例却在扩大，被调查对象中 36-40 岁组合的家庭由丈夫决定的占 39.70%.这种权力的分化影响了客家青年女性的自主性发展。

　　（三）社会性别意识 家庭中的角色分工以及家庭成员对自我的性别认同和角色期待是社会性别分工与社会性别文化的翻版，因此，对于客家青年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的测量主要着重于从家庭情境加以定义和解释。将社会性别意识进行概念操作化，分为家务分工、家庭决策、子女教育决策、男女社会分工和两性能力比较等指标，采取李克特量表五级打分制，对"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同意"、"非常同意"进行打分。得分越高，社会性别观念越趋向于性别平等。从回收回来的问卷看，对于社会性别意识量表平均得分在29.79 分，对社会性别意识测量表的各项目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客家女性在社会性别意识方面倾向于强调性别平等。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家务分工、家庭事务决策和子女教育决策"方面客家青年女性强调夫妻双方的平等和共同协商；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方式有 25.55%的人持同意、16.55%的人持非常同意的看法，认为将这种分工方式坚持下来的占接近一半的比例；值得关注的是，在"家庭和事业发生冲突时，女性应以家庭为主"的支持者也达到 49.47%.（见表 3）另外，对"家庭主男"这一现象同意与不同意的观点比例相当，对此笔者深入访谈，主要表现为"男的需要做家务，但是还要有自己的事业"、"中国传统文化在伦理上男女各有其职，男主外女主内，我不觉得男主内是一件好事，大部分女性不能像男的那样能吃苦，同时很多职业也不是女的做的来的，女性相夫教子还是很重要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家幸福指数，家庭煮男影响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收入，致使一个家庭在物质上的不满足而产生一些家庭问题。"由此可见，在现在社会分工的情境下，女性走向了社会的同时，家庭仍是她们的重心，女性在强调增强自身的地位的同时，社会的期望对她们的行为选择起着关键的影响。

　　三、客家青年女性群体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对自身成长的一种期望和自信，是个人对自己完成某方面工作能力的主观评估。为更好地提高自我效能感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更进一步了解客家青年女性的自我效能感，借鉴德国临床和健康心理学家 Ralf Schwarzer 教授和他的同事于1981 年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icacyScale,GSES），共 10 个项目，涉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主要有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能够解决难题的 / 即使别人反对我，我仍有办法取得我想要的 / 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应付自如 / 面对一个难题时，我通常能找到几个解决办法等 10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5 点计分法，对每个被试项目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完全可以"、"可以"、"不一定"、"不可以"、"完全不可以",依次是 5 分、4 分、3 分、2 分、1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