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的内容及当代启示

　　摘    要：　城乡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长期研究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对发展农村、逐步包围城市的特性认知是其逻辑起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兼顾农业是其主要表现，实现城乡产业、空间、居民融合是其归宿。深入研究这一思想，有助于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和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城乡融合; 小康社会;

　　Abstract：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ng-term research of Marxism researchers.Mao Zedong's though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s the product of combining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developing rural areas and gradually encircling the city i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agriculture is its principal manifestation,and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space and resident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its ultimate goal.To thoroughly study this idea,we must vigorously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narrow the gap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realiz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　Mao Zedong though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这表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极端重要，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理论家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形成了很多开创性理论成果，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是在继承这些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城市和乡村关系的认识，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1]在此背景下梳理和挖掘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的形成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虽然对城乡关系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在毛泽东的农民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工业和农业以及党的文件中，体现了城乡融合思想。针对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对城乡关系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 以发展农村为重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从科学变为现实，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俄国攻占中心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革命方式，也被照搬照抄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到：“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其他人说，是城市的农村化”[2]，这一切都表明城市是社会中各种先进生产力的集中地，攻占城市才是革命的重中之重，然而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表明了这种革命方式的破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国的城乡关系有别于苏俄等其他国家，尤其是苏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而近代中国处于多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军阀割据，存在不少统治薄弱环节。因此，不能直接效仿苏俄首先攻占城市的方式，革命也只能在农村发展，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中指出：“城市是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城市太小，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3]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其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经济上对农村既剥削又依赖，农民担负着沉重的苛捐杂税，革命性强，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决定了革命的方式只能是武装斗争。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的绝大多数，毛泽东在1927年3月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要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就必须充分发动农民，高度赞扬和讴歌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建立广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最终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处理城乡关系的工作中，以发展农村为重点，同时没有放弃城市，并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事实证明，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是对这一时期城乡关系的科学判断。

　　2. 以城市为中心，城乡统筹兼顾

　　解放战争后期，在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前提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4]1427，这是因为在城乡关系中，城市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集中地，资源集中程度越高，将会产生更大的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尤其是实现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工业化战略目标，就更应该以集中在城市的现代工业去带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工农业协调互助发展规律，在中共八大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多次谈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环境下，工业化的建设只能以农业的支撑为依托，这符合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国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吸取了苏联对农民利益损害的经验教训，在工农业产品之间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保护了农民利益，增强了农民积极性。通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城市化水平在较短时间内有了大幅度提高。在此期间，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涌入，为我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3. 追求城乡经济的高度发展，倾向工业化

　　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体现出其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基础上，实现了国防强大，国力昌盛。鉴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希望实现工业化，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现代性工业很少，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为了巩固国防，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长期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弊端日益显露。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5]23，并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政策。由于受到苏联取得巨大成就的激励，毛泽东关于工农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坚持，尤其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导致农业为工业发展牺牲太多，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尽管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正如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6]80。对这一正确的反思，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得到落实。

　　4.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由于没有“两条腿走路”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人民遭受饥荒、国民经济遭受重创，因此需要重新定位城乡关系，对工农业进行调整。于是从1960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步得到调整，重新划分了农轻重三者之间的比例，将农业重新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同时，毛泽东掀起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基层干部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劳动，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全国范围开展“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注入新鲜的血液，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但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并没有贯彻到实践中，导致工农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在这一过程当中，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二、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和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统筹兼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1)兼顾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互动

　　城乡融合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只有充分发展农业，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农业才能更大程度为工业提供帮助，才能更好地巩固工农联盟。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5]241，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以及为轻工业和重工业提供原料和资金积累，工业和城市也带给农村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给予农村技术支持，最终保障城乡生活的有序进行，达到良好互动的效果。但是在建国初期，工业集中在城市，纺织、面粉等加工行业远离原料产地，城乡分割严重，加之迫于当时的形势，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在实际工作中更倾向于工业化，把资源更多地向工业和城市集中，从而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于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中，详细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意义和内涵，并强调：“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6亿人口这一点出发”[5]228，我们必须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对于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加强城乡互动，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2）工农并举，充分重视农业的发展

　　在建国初期，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式以及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首先，以工业为主导。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工业十分落后，现代性工业很少。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富强的前提都是在具备现代化科学技术支撑的完整工业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为了巩固政权的迫切需要，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其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自古以来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产之本，人类也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后才能追求更多的东西。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国，满目疮痍，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手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绝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4]432同时，由于苏联长期实行“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导致农、轻、重产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毛泽东吸取这些惨痛的教训，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合理地解决了农、轻、重产业之间的比例和分配关系，充分肯定了农业的重要地位。

　　(3)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充分保障农民利益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也是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在根据地建设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争取土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推动全国逐步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土地优先分配给贫雇农、按标准补齐中农土地、消灭地主阶级，改变农村旧的生产关系，目的就是让农民都有土地，并通过降低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农业的发展，真正做到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尽管在建国初期，市场萧条，工业品和农产品供不应求，产品交换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尤其是实施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后，毛泽东依然强调要确保市场主体平等交换，市场价值等价交换，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正如毛泽东指出：“农产品的价格，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7]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工农业的迅速发展。

　　2.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繁荣

　　(1)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下，长期处于贫困和饥饿的状态，粮食难以自给，温饱得不到解决。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革命，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并通过改变这种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采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互利。”[8]280在这一过程中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大力推动农村工业化，使农民就地转化成工人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多地少。如果在农村只发展农业，将会出现大量的闲散人员，从而影响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也将导致城市人口膨胀，不堪重负。毛泽东认为实现工业化，农村也能够以发展主体的身份参与工业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的只有在城市搞工业化才更有效率的观念，并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农民工人化、农村城镇化、农村市民化的思想。正如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农村劳动力多，但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9]因此，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将其转移到城市的工业部门，而是要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转化成工人，毛泽东这一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思想突破了工业只能在城市发展，农村只能发展农业的固定模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3)变革农村生产力，实现农业机械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看来，要改变农村中分散的小农经济就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集体化，才能为大规模开展农业机械化创造前提，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只有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正如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6]49

　　3. 工农并举，统筹兼顾

　　(1)把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支援农村发展

　　统筹兼顾农村和城市，不仅是毛泽东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城市是先进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代表，拥有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农村是落后衰败的象征，要想提高农村生活水平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必须大力支持农村中最贫困地区，在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将城市和农村统筹起来，并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农村。毛泽东认为要想实现城镇化，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实现工业带动农业、工农并举。同时，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农村注入了新鲜血液，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有着积极的作用。

　　(2)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毛泽东时代，医疗卫生过多集中于城市，导致农村缺医少药，他批评卫生部忽视农村医疗卫生，只重视城市的做法，多次强调要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农村，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这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没有重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之间的差距，但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医疗卫生机构在农村建立起来，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同时，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在投资力量对比中差距很大，城乡教育严重失衡，必须对这种趋势加以限制和调整，并针对国民教育体制的弊端和城乡教育水平悬殊的状况，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所为的。”[10]

　　三、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启示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于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脱贫的关键在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因此，应以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为指导，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统筹工业和农业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工程。

　　1. 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统筹兼顾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不仅是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力求解决“三农”这个最薄弱的中心环节。因此，我们必须做到：一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其目的就是为了“两条腿走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城乡统筹，工农业并举的思想，但是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农业长期处于为发展工业，尤其是为重工业服务的地位，党和政府长期实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等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同时由于忽视农业，偏重工业的思想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加剧。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11]。因此，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尽管农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随着城市数量的不断增长，规模不断壮大，城市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基础设施比农村相对完善，吸引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农村走向城市，使农村陷入空心化、老龄化的状态。通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要破除二元结构，必须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给农业生产创造科学有利的政策环境，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吸引科研技术人员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同时，还应彻底改变农业为工业服务、强调发展农业就是为发展工业的做法，给予城乡经济社会建设上同等政策。同时，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给予农村更多的优惠政策，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二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毛泽东建立农业现代化思想主要包括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社会发展、农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致力于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这就要求我们改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人力资源引入农业，通过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从根源上解决农业发展滞后以及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同时，为农村配置优质的教育、医疗设施，大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培训进城务工人员让其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样才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12]

　　2. 提高农民素质和增加农民收入

　　习近平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3]，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最后关键阶段，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毛泽东城乡融合思想中并没有忽视农民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4]1480，因此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要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支持科技下乡，送教上门，突破传统观念保守的束缚，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大力度宣传有关农业的政策，增强市场经济意识，扩大农民视野；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现状，让农民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的发展。同时，毛泽东曾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4]。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资源的集聚会带来集聚效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投放。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交通、电力、水资源的短缺，改变垃圾处理的方式，发展旅游业、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推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流通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加强城市与农村良性互动，这样既高效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确保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使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8]495尽管当时实践效果并不好，但其体现的主要是共富的思路。当前，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在深化扶贫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对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的基础上，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自身的努力。因此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除了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滞后以及自然条件差、贫困程度深等现状，还要扩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覆盖范围，将其运用于种、养、加等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广等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避免造成生产与市场脱节，拓宽农民获取信息渠道，攻克人口素质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内因，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促使贫困人口思想脱贫，不断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达到激发农村地区脱贫内生动力的目的。同时需要对症下药，把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正如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15]，变“输血”为“造血”，变“漫灌式”扶贫为精细化、滴灌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真正意义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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