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特征及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同时强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当前如何科学处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从时空范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首先是“在中国”，必须切合中国国情实际。即发生地域以中国为主体，发生时间以中国史实纪年为脉络。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来看，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始终将中国实践摆在首要位置。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指出其是马列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其是马列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也一直将中国国情突出在第一位置。

　　中国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可能源自于中国国情实际。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党所蒙受的两次重大损失几乎都在于脱离了当时实际。1927年当时还比较幼稚的党错误地判断了蒋介石与汪精卫控制下的国民党，在以放弃革命领导权、放弃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下突遭杀戮。第五次反围剿中，在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根据地与白区均遭重创。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与西方革命理论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而在农村包围城市、坚持人民战争等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与革命战争的胜利。社会建设方面，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运动、误判社会主要矛盾仍然为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无法估量的损失，而三大改造、改革开放则强劲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从词义程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在突出“特色”两字。特色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在突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东西，具有排他性。中国特色侧重指西来马列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曾总结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可以说，其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践操作是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建设。

　　苏东剧变后坚持特色建设的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日渐成为第三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与仿效的对象，用中国特色命名既有助于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也是依靠自身实力赢得国际社会其他意识形态政权认可的结果。

　　广义来讲，只要用一种外来理论指导本民族成长与发展，其过程与结果必将烙上本民族色彩，从而形成不同于理论输出国的民族特征，即所谓民族特色。在长期艰苦的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先驱者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中国革命指导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同样也曾经历的大的曲折过程，建国初期的苏联模式给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原有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弊端日益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破除的坚冰。这些改革举措与内容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的一大范畴。也就是说，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过程都必然烙上中华民族色彩。

　　从进程性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旨在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不动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障。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经济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国有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控制力与影响力，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确保共同富裕。文化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核心价值观，号召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分裂，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强调加强与巩固国防与军队建设，坚守不移地实现祖国统一。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两大成果的辩证统一联系：基础与发展的主体关系和交叉与互补的辅充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源头，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是主体关系；同时，由于根本思想来源、部分研究对象等具有共通性，两者在一些领域存在交叉与互补现象，这是辅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不类似于完全的种属包含关系，有交集但也有各自独立之处；另一方面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辅充关系在两者关系认知中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一定条件下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

　　就主体关系而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源头，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根据事物发展先后规律，必要先“定邦”、“安邦”才能“兴国”，即先建国、维稳后发展经济。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思想功不可没，其萌芽、发展与成熟主要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前30年以革命战争为主，后30年以社会建设为主。1945年党的七大审议并通过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正孕生于上述背景，其出现与发展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今仍处于探索前进中。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十六大与十八大为标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先后写入党章并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建设的行动指南。

　　从内容构成要素来看，毛泽东思想涉及面与针对问题更具广泛性。一方面主要解答了“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历史命题，毛泽东思想主要源自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代集体智慧结晶。另一方面稳步开展与健全经济建设，建国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中的主要论断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只不过很多决策在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面对国际新形势，创造性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系列难题。其中，邓小平理论率先解决国家发展重心问题，即坚持以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即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自身；科学发展观着重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即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实现发展。三者各有侧重，都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全局。

　　就辅充关系而言，关键在于正确看待与评价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事实上，诱发当前学术界处理两者关系时产生矛盾与纠结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与评价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之所以难于处理，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存在于革命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有些实践中屡屡出现错误，然而观点理论却是正确的。

　　坚持实践标准与正确标准。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问题上，有两类观点是不可取的。一类观点因为看到文革之前的曲折前进与十年动乱的经济全面退步，进而全盘否定或去除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建国后的所有社会建设思想；另一类观点将一些因个人原因所导致的失败过多归结于客观外在因素，进而牵强地脱离史实以期人为附加拔高。出现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不能科学地对待与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与地位。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一要符合实践标准，二要符合正确标准，如果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并且被证明是正确的，就不能归入毛泽东思想的范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所犯错误与晚年错误均在此列。

　　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并不能轻易抹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文革前十年的曲折发展仍取得较大的进步。反面教训更有利于打破陈规，其经验总结更应值得引起警惕与反思。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应坚持毛泽东思想，“将永远高举”，“不仅今天，而且今后”，都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此外，作为客观的科学研究，学者与后人更不能因为想要追求完美就否定前人走过弯路这一事实的存在。

　　两大成果的深层理性区分：历时的名称流变与共时的源流关系

　　从历时角度分析，两者存在历史流变与名义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的提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建设”到“全面建设”与“建成”的发展历程，其脉络凸显出党中央的长期高度重视与战略重心转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的发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之前的发展主要经历两个时期，早期实行苏联模式，全面亲苏，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迅速建立起国民经济体系，中苏关系恶化后恢复与美、日等国建交，在美苏两极中谋求独立发展。之后的发展大体以中共十五大为界，从十二大到十四大，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表述特征，强调建设与发展。

　　十五大以来明确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强调全面建设与目标建成。预计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处于发展深化阶段，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性理论成果。

　　名称表述采用传统理论与当代特色更为恰当。当代学者孙显元先生曾在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提议采用“传统特色”与“当代特色”来区分中国特色，他提出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中国“传统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特色社会主义”，接着主张用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基本内涵与特殊内涵、共有内涵与特有内涵来厘清两者关系。

　　但是从实践来看，均冠以特色之名似乎容易引起混淆，事实上既然传统特色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不妨直接用传统理论来指代或替用。

　　毛泽东思想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产物。从理论源头来看，二者与马克思主义都属于同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如果以理论覆盖面与针对性作衡量标准，毛泽东思想当属传统理论、基础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归入当代特色理论、新发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到当前的必然产物。其体系成果是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具体国情的特定思想反映，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将来必定还要产生新的当代特色理论，新的理论术语将争取新的话语空间，原有术语必争面临一个新旧淘汰的过程，这是艺术常新的自然法则。

　　从共时角度分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议理论体系存在源泉与支流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本土化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之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头之一。两者除理论第一源出、哲学基础具有一致性外，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终极目标一致，在社会发展步骤、路径选择、主要矛盾认知等方面是同一的，最终都是为了赢得民族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其次是方法论同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革命斗争所采取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最后是具体内容具有相通性与连贯性，在社会战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关联并前后相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充当起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重任。江泽民在谈及党的指导理论两次历史性飞跃时指出：第一次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所处时代不同，所着力解决问题以社会主义的含义与建设途径为思考对象，所倡导主题与范畴内涵均与毛泽东思想时期发生根本变化，邓小平理论开辟了经济建设道路，“三个代表”针对党的建设问题，而科学发展观主要讲当前国内外形势下的发展问题。

　　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三者较之毛泽东思想思考如何进行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更具有解决具体问题的专项性，特别是后两者的表述更显示出专业化。

　　回顾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整勾勒出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国家具体以何种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全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从经典文本创作来看，尽管阐释将无止境，但毛泽东思想本身已经是个完成时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长期处于指向未来的开放状态，从这点来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变得更加稳固。